 |
| 北條氏政畫像 |
不少人提到北條家五代，除了我們也介紹過的北條早雲(正確地說應是「伊勢宗瑞」)草創霸業，以及力抗上杉謙信及武田信玄的「相模雄獅」北條氏康外，其餘的三代中，第二代氏綱雖然少有人提及，但因為也沒什麼可挑剔，自然也無傷大雅。問題是最後兩代的氏政及氏直則讓不少人又婉惜及不滿，尤其是對北條氏政的批評，自江戶時代以來便毫不間斷，直到現在超過數十年大河劇的渲染後，氏政亡家誤國的形象恐怕已經定型。
題外話，大河劇中常看到氏政吃飯要醮兩次醬油的故事，其實是江戶時代的軍記物總結北條家家散人亡後，為了解釋原因而將問題推到氏政身上，彷彿是後人穿越回去看到先兆似的。但其實都不過是事後孔明而已，不必當真。
即使如此，眼下一般的評論中，對於氏政早期軍政能力的評價還是相對正面的，只是到了著名的小田原之戰前後，好的評價就會來個180度的大翻轉，這個也是他多年來被詬病的唯一主因。所以，今天我們再重新討論一下他在這裡是否真的「自作自受」。
為了不老賣關子，先說一下整體的問題所在。目前關於氏政在「沼田問題」、「名胡桃城事件」(兩者後述)至小田原之戰已成定局為止大約六個月的決定上「一錯再錯」。普遍來說，指責氏政的「錯」一般不外乎以下三個：
1、低估秀吉
2、陽奉陰違
3、猶豫不決
然而，從結果上而言，以上三個指責其實都存在兩個共通的錯誤，就是：
1、倒果為因
2、只往北條家身上找問題
以下簡單地連同上述的「沼田問題」、「名胡桃城事件」的經過、氏政的「三宗罪」以及剛才提到這「三宗罪」的兩個共通謬誤一併說明一下。
首先簡單交代一下「沼田問題」和「名胡桃城事件」的經過。
自從秀吉平定了四國及九州後，已經把目標轉向東國。及後招降了上杉景勝及德川家康後，秀吉在天正16年(1588)，即小田原之戰的兩年前，已經向關東及奧羽的領主們宣布要停止戰鬥，一切交由他本人來裁決(當然，是否會公平公正是另一回事)。就關東地區來說，開始時只有一直被北條欺壓的東關東領主們立即附和，並且希望借助秀吉的力量遏阻北條家。
北條氏政及氏直父子又是否對秀吉視而不見(低估秀吉)呢？非也！秀吉通過剛臣從的德川家康向北條家呼籲後，北條父子回信表示原則上願意順從，只是雙方在怎樣落實臣從的問題上仍然存在分歧及認識上的誤差，不過沒有影響到推進和平的進度。
所謂的分歧及誤差，當然就是指如何解決當時與關東各個敵對領主們存在的領土邊界問題。對於秀吉來說，只有三字原則：「我做主」，其他以後再說。這固然只是秀吉一廂情願的想法，放眼各地先後抵抗過他的大名們沒有一個是聽話瞬間停戰的，在實力主義的戰國時代，拳頭比嘴巴好使，拳頭不來便停止漁利，這在戰國時代絕對生存不了，即使要降服也要爭取最大利益，這才是戰國時代武士的生存教條。所以，指責氏政在內的人沒有乖乖立即停戰的指責是不合乎當時的現實的。而且，除了北條家外，沒有一家因為這樣徹底「抄家亡國」，北條家落得如此下場又是否因為爭取最大利益(所謂的「名胡桃城事件」)，仍有待我們在下面再說。
回到有關領地問題上的分歧，這裡只拿取最關鍵及問題前提的「沼田問題」來談。當時的沼田是真田家與北條家正在爭奪的地區，連同附近岩櫃地區的足利長尾、壬生等上野國領主們的種種利益瓜葛，早在織田信長死前(天正十年=1582)便開始了，再加上後來真田家由德川家康保護，又曾經與上杉景勝有過交道，問題就更加複雜了，這問題也斷不是秀吉一聲令下便立即可以停止的。
不過，如今秀吉已經平定了西日本，對東日本的壓力已越來越大，北條家在家康的強力規勸下也率先派了重臣北條氏規上京向秀吉表示臣服的意願，並且接受秀吉作出的裁決。秀吉在種種的考慮下決定先容許北條家拿下沼田、岩櫃兩地區的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留給了早前已服從秀吉的真田家。希望以此換取北條家完全服從，北條家的當家氏直或者前當家氏政上京拜會秀吉。
北條氏政及氏直也基本上滿意了這個安排，同時為免刺激秀吉，除了下令領內領民準備總動員以防萬一外，與其他領主的邊界糾紛都盡可能不做大動作。原本一開始仍有所顧慮的氏政也軟化下來，準備在實際拿到了沼田、岩櫃地區的三分之二後便會在同年底或明年春夏之間上京回謝。
從以上的簡單回顧來看，北條氏政及北條家其實絲毫沒有待慢秀吉的想法，而且算是很早便通過家康去跟秀吉交涉。這時候想必大家便回嗆說「那名胡桃城事件呢」，下面我們來看看。
雖然當初秀吉以三分之二與三分之一的比例分配給北條家與真田家，但事實上從史料上沒有看到秀吉有清楚指明是怎樣的三分之二與三分之一，當然這是因為秀吉的目的是表面上滿足了北條家後，早日實現北條家的降服，自然沒有必要定明具體的內容，反正秀吉是立於不敗之地，北條家願意先上京再算的話便是了，不然就等同給予秀吉借題發揮的機會，秀吉也是隨時能反手出拳的。只是，事情的發展卻朝向稍為不同的方向發展……
到了天正十七年(1589)十月，沼田、岩櫃地區之內三分之二的領地大部分都已交納，北條氏政也準備好集金上京，於是先派了兩名家臣上京通知秀吉，就在他們出發後不久便爆出了名胡桃城事件。
 |
| 名胡桃城址碑(圖片由小編森長定提供) |
「名胡桃城」位於上述的沼田、岩櫃地區之內，從史料來看，名胡桃城是屬於真田家那三分之一的區域，但十分鄰近北條家剛拿下的沼田。十月下旬，真田家向秀吉投訴北條家的沼田城將豬俁邦憲(北條氏邦家臣)突然派兵強行把名胡桃城佔領，事發當時北條家雖然略比秀吉早一些接獲事件的情報，但已經出發上京的兩名家臣卻無從得知，待他們到京都時便不明不白地被已經氣的要殺人的秀吉當面罵倒。
另外，秀吉當時以為前來的是氏政本人，當發現來的只是家臣的時候，怒氣更是難消。他們被秀吉放回小田原城時，已經是同年的十二月初，北條家高層才發現秀吉早已知道了名胡桃事件，以及對氏政還沒上京的事冒火三丈的消息，氏直急忙寫信給負責與北條家聯絡的秀吉家臣盡其所能去解釋，另外又再拜託岳父家康幫忙說情。
氏直強調沒有奪取名胡桃城之說，他們只是收到了原本的名胡桃城主中山某的請求，說當時有消息指上杉景勝會南下犯境，希望北條家支援云云。至於氏政上京遲延的問題，氏直辯稱早前已通過秀吉家臣通報，由於抽集經費需時，最快同年十一月才能上京，但似乎之前秀吉聽到的是十月，於是當十月見到的是兩名家臣時便暴跳如雷了。
 |
| 北條氏直畫像 |
那麼，究竟氏直的辯解是砌辭狡辯，還是誤會下百辭莫辯呢？遺憾的是目前的史料上除了真田家單方面的供稱外，已無法肯定或否定氏直的說法。平心而論，不論誰是誰非，事件都反映多方交錯的邊界地區要由本來的交戰雙方自行進行領地交割，絕對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另外，較舊年代的相關書籍提到這裡的時候，會引用一封剛好也是無著明年份，但是在十月下旬由氏政寫給豬俁邦憲的書信，信中提到感謝豬俁邦憲送貢魚產後，便寫了「你那邊的守備配置，不可大意要小心注意」一句。因此，不少舊派史家便認定了這是氏政就是在背後煽動一切的真兇。
不過，這個判斷是不夠穩妥的，第一，書信沒有寫年份，即使看氏政的簽名來判斷，也無法斷定是名胡桃城事件當時的東西，第二，豬俁邦憲本來就是鎮守邊境的將領，以上的句子套到任何時候也是毫無矛盾的，更難以坐實是氏政對豬俁邦憲指示處理名胡桃城事件的證據。
無論如何，秀吉與北條家之間的不信任及猜疑已經出現，氏直在十二月初寫信辯解也已經來不及了，秀吉在十一月中下旬已開始命令北條家周邊的領主準備動員，對北條家作出最後的警告。這裡要注意的是，秀吉最為不滿的先是氏政沒有在十月份「按約」上京，是失信輕忽的問題，其次才是名胡桃城事件。在秀吉眼裡，不論名胡桃城的真相為何，結果上都形成了一個北條家挑戰、藐視秀吉權威，公然違反豐臣政權指令的行為。
雖然秀吉是這樣理解整個問題的，但以上面所見，這完全是一個各方聯絡、溝通出現時差、情報掌握有問題的一連串錯誤產生，而這裡不僅是北條家低估了秀吉的反應，秀吉方面負責與北條家溝通的兩名家臣(津田盛月及富田一白)在整個過程上沒有做好通知聯絡及指示的工作(後來兩人也被秀吉批評為「有失重託」)。
另一方面，北條家眼見事態惡化至此，除了嘗試盡力調解外，也為了一絲的可能，也開始進入了備戰的兩手準備。然而，眼見秀吉已經張牙舞爪地要出兵討伐，北條氏政、氏直及家臣們反過來擔心氏政就這樣上京，會不會被扣押作為人質，反過來威脅北條家，於是反過來請求秀吉先作出保證。
這樣聽來，或許有讀者會覺得「明明北條家已經大難臨頭，居然還有種反過來討價還價，氏政未免太沒種了」。然而，如果按北條家擔心的一樣，氏政真的因此被秀吉抓住、殺害或者以他的人身安全來威脅北條家的話，北條家又是否應該束手就擒？到時候才決定反抗的話，意義上跟本來的歷史發展結果的差別又有多大呢？而且在當時的武士觀念來說，毫無條件地向對手示弱只意味著自己的懦弱及無能。北條家的擔心既不是毫無道理，而同樣的要求也在德川家康身上成功實踐過，當時看在眼裡的北條家有這個期待也絕非不合理。
當然，北條家有北條家的期許及要求，氏政上京及名胡桃城的連番失誤對北條家來說是不幸，也是昧於外交工作的失敗所致，但卻不只是氏政一人的問題。不過，如上面說過，在這場角力上，從一開始便立於不敗之地的就是秀吉，不論北條家怎樣回應，秀吉都從沒有放棄使用「戰爭」這牌子，問題只是秀吉動用此牌的時機而已。
最後，再來說一下一個小小的問題，那就是指氏政之所以敢「造次」，是因為他妄想拉攏德川家康與北方的伊達政宗聯手，結成「東國反豐臣同盟」，最後卻高估了家康及政宗，最終平白被欺騙云云。
可是，這指責其實也是一個大謬誤，的確德川家與北條家在神流川之戰後便結成同盟，在小牧長久手時也有很多聯絡，但當家康選擇服從秀吉後，除了降服後的首幾個月外，沒有跡象顯示家康有陽奉陰違，與北條家暗中結託對抗秀吉的跡象。相反，上面已提到家康在秀吉宣布要平定東日本後便強力勸說北條家盡快表態效忠，而北條家也很快做了反應，後來的事態發展已如上所示了。
至於伊達家又如何呢？的確北條家與伊達家在政宗時期有了一個合作關係，但重點是夾擊共同的敵人佐竹家，而不是秀吉。只是，兩方同意在應對秀吉的問題進行溝通及互相知會，但從目前遺留下來的種種情況來看，隔著佐竹家之餘，還有上杉家在越後隨時待命出擊，北條、伊達兩家在物理上也難以談得上能做攻守同盟，更何況當時伊達政宗的目標是盡快吞下蘆名家領地，對於伊達政宗來說，其實巴不得北條家幫忙頂住秀吉呢！
以上大概簡單地檢討了普遍對氏政不智地招惹豐臣政權的主要指責，可見當中存在一定的武斷、先入為主的問題，同時也沒有考慮到秀吉在整個事件的過程中的立場及態度變化，最終便造成把所有矛頭指向了北條氏政的身上。
最後筆者要強調的是，此文並非要說明氏政在北條家的滅亡是一個無辜的可憐蟲，或者全都是秀吉的錯。筆者十分地認為氏政作為北條家的最高決策者之一，本應負上不可推卸的政治決策責任。不過，問題在於我們卻不能把所有錯誤及偶然統統歸納為他的性格所導致的，繼而輕率地判定他便是一個愚昧的歷史人物。
不要忘記，事實上他才是真正使北條家的勢力版圖擴展到最大的一任當家！筆者相信，眾多曾與秀吉交鋒的戰國大名中，沒有任何一人從一開始便有迫使秀吉一定放過自己的必然把握，命運的交錯往往只有分毫之差，只是氏政及北條家卻剛好沒法跟上大家步伐吧。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