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本站的臉書專頁上不少同好詢問該如何分辨史料，或是什麼是良質史料。小編太郎才疏學淺，論有所成到不敢當，但是也自認自己大學四年在歷史學系混口飯吃混了四年，因此也附上小編太郎多年前在大學時修史學方法課程研讀杜維運先生的《史學方法論》所提交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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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 |
希望可以給各位同好參考，做為研究史學的基礎。
而要問如何懂得分析史料的話?
小編太郎只有三個建議
1.要讀書~基本功要紮實，不要好高騖遠
2.史學方法多讀熟，不管是修日本史還是各種史，不熟悉史學方法，則永遠都是半吊子。
3.要讀書~基本功要紮實，不要妄想偷吃步。(因為很重要，所以重複了)
那麼進入正文:
第九章 〈史料析論〉
(一) 中國史學家的史料分類
如同杜維運先生所言，史料是建構在歷史事實之上。甚至若無史料，便無歷史。畢竟歷史的推論與解釋是建立在史料上，若無史料或史料錯誤，即使史家推測精細，也終無用處。
因此乃有傅斯年所言:「史學本是史料學」，梁啟超:「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1]
我國第一位對史學進行歸類並寫出《史通》一書的劉知幾也在其著作《史通》的〈史官建置〉中將史料分為當時之簡、後來之筆兩類。即當代人於當時所留下的紀錄、後世人對於以前的時代所寫之史兩類。
「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於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儁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2]
劉知幾又將當時之簡分為十類，分別是
1.偏記、2.小錄、3.逸事、4.瑣言、5.郡書、6.家史、7.別傳、8.雜記、9.地理書、10.都邑簿
偏記、小錄可作為實錄，參考價值極高，逸事、瑣言則可作為別說，以供參考。郡書、家史雖為檔案，但難免留於美其邦族並只及於其一族。別傳、雜記雖抄襲前史，或偶留於妖邪之道，但仍能從中找取可用之處，地理書雖為重要，但偶有過於讚美其故里，至於都邑簿，則博而無限。因此在如此龐大的史料中，進行整理分析，並做精密的考證即為史家重要之事。
(二) 西方史學家的史料分類
西方十九世紀末的學者班漢穆(Ernst Bernheim)，將所有的史料分為「傳說」與「遺跡」兩類。而我國在西方於鴉片戰爭打破清廷的門戶之後，使西學東漸，史學也深受西方影響。因而在民國初年之時，我國學者‧王國維先生也提出『二重證據法』，即「紙上材料」跟「地下材料」的雙重證據，或許也是深受西方史學所影響而悟出。
西方在歷史上，將「傳說」分為圖畫、口耳相傳及文字三種。圖畫即利用圖形、畫作等來敘述歷史的人事物。口頭的傳說則包含諺語、民謠等。
當中口耳相傳在早期的歷史記載與部落傳承佔有重要的地位，尤以文字發明之前更為重要。時至今日，口述史學對於歷史學仍佔有一定的地位。近日國人想研究近代中國史亦或是台灣史，仍舊可能拜訪老一輩的老兵亦或是耆老，以從他們的口中還原大時代下的歷史。當中有名者即如《張學良口述歷史》[3]。或如《史記》〈高祖本紀〉中的〈大風歌〉之歌謠，也因為口述而後為太史公所記載。
大風歌乃漢高祖劉邦於擊敗英布後回故里沛城，廣邀父老兄弟大宴，並召童120人歌唱，高祖酒後起興，乃吟出「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並教兒童歌之。[4]
然口述歷史要注意的是，其可能會有不客觀或是自相矛盾之處。因此在這一方面，為史者便應細心比較，以從眾多資料中釐清真相。
文字記載則為人類歷史上保留最多的史料，其分類可大致分為檔案、政書、詔令、奏議、大事紀、年鑑、職官錄、回憶錄、石刻文、書信、日記、墓銘、行述、調查報告、帳簿、傳單、廣告、新聞紙、小說等等。
當中、政書、詔令、奏議往往帶有官方性質，因此雖是重要史料，但也有可能帶有隱諱之問題。相較之下，書信與日記由於並非「刻意」留下之史料，因此往往可以從一名人物的書信與日記中探究一個歷史人物的真正想法以還原歷史真相。以最近來說，最有名與熱門的相關資料即是公佈未久的『蔣公(介石)日記』。從蔣公日記當中，我們即可看出蔣中正在教科書上所看不到的真實面。
研究政治史與外交史，檔案、報紙與傳單的研究則為不可或缺的重要項目。
當中檔案會歸納當時一個國家或地方的行政動向，然由於國家間往往充斥者秘密外交等問題，而這類涉及機密之檔案往往不會輕易公開，因此能否拿到「最真」與「重要」之檔案往往是政治史與外交史研究上的困難。而報紙除報導時事外，也往往有政府的宣傳文案或政黨的政見宣傳，也不乏成為研究政治史的好材料。
然報紙並非只有研究政治史之用，由於報紙乃是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現象，因此報紙乃至於電影或現代的電視等，都可作為研究一個時代的社會與經濟或民族的重要史料。
帳簿等類看似與歷史無關的資料，也往往是研究歷史，特別是經濟史與社會史的重要資料。正所謂「一磚一瓦，一字一句，皆可為史。」因此勿因自己的狹隘，而忽略眾多可能性的史料。
最後則是小說，小說雖多為虛構之物，但不少小說即使為虛構，但往往仍會參雜真實之處，因而小說雖不完全為史實，但仍可作為歷史的研究或是一門研究的學問。[5]
至於實物(遺跡)，更是重要的史料，也是王國維先生所言之「地下材料」。不但能夠替我們印證紙上材料的正確性，更是讓我們實際了解一個時代的重要遺產。尤以上古史來說，由於文字記載的缺少亦或是傳說所造成的記載誇大，地下材料的挖掘與發現往往有助於我們還原或理解一個時代的情況。
(三) 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的分類
劉知幾曾將史料分為「當時之簡」與「後來之筆」，當中當時之簡即是所謂的直接史料(原始史料)，後來之筆則是西方的間接史料(轉手資料)。
直接史料又可分為三類
一.當事人直接的記載與遺物。
詔令、奏議、書信、日記、銘刻、語錄、調查報告、集會紀錄即是這類。
當中書信、日記往往是價值最高、且最不容易作偽之史料。因而更能從中看出一個人處於該時代的心境。在日本，日記也是除文書或軍記物語外，非常重要的史料。如記載著平安時代日本貴族生活的小說《源氏物語》即可能是作者紫式部以其日記，《紫式部日記》之主體所構成，而關白九條兼實所著日記《玉葉》，也是研究該時代歷史的重要史料。
日本中世時代的《多聞院日記》、《言繼卿記》等公家或寺廟之日記，也是研究日本戰國史不可忽視之重要史料。即至現代，近日所公開的《蔣公日記》，也是價值極高的重要史料。書信也如同日記，特別是好友間的私人書信，往往會表露出一個人的真正心境。
舉例。日本戰國時代武將上杉謙信，就曾經寫下私人書信給當時五歲的姪子上杉景勝。
上杉謙信在這封書信寄出的同時，也寄了一封親手寫的習字帖《伊呂波盡範本》讓姪子景勝練字。從這些舉動，我們都能看到這位縱橫沙場的「軍神」之柔性一面。
然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人對於上杉謙信的《伊呂波盡範本》之事感到質疑，懷疑是造假，原因在於該範本之筆跡與其他上杉謙信所留文書不類似，反倒是與上杉景勝的筆跡有相似之處，且不管正確與否，但這邊即提醒我們，史料辯明的重要性，即使是私人書信，也並非無造假之可能。
二.當事人事後的追記
這類有回憶錄、遊記、行程錄、舊事記等，價值往往也頗高，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人類記憶力的限制、以及可能的刻意扭曲，因此這類史料出現的時間離發生時間越久，史料價值也會逐漸降低。
三.同時人的記載
此類的記載，有史官的記註，新聞記者的報導等，即當代人紀錄下當代事，這些記載由於並非本人所紀錄，因此往往會紀錄下當事人所隱諱或是淡然處之的事。而「較有」客觀性，但並非所有的非當事人都有辦法客觀，若記錄者對於當事人有偏見或立場不同，可能也會不客觀。就以現代的報紙為例，諸位在看不同報社的報紙或是不同電視台的新聞，不就能發現不同人對於不同事有不同的看法。百家爭鳴雖為好事，但也不可不謹慎看待其客觀性問題。然即使如此，就算同時人所留的紀錄並非客觀，也並不表示此資料便毫無價值，他往往仍能在研究政黨史、政治史或社會史上有其價值與建樹。
間接史料則為後人經由直接史料或口頭相傳所彙整的史書，雖仍有其價值，然間接史料的價值通常低於直接史料，而兩個間接史料若年代有差，則年代與史實較近者往往較為有價值。
(四) 有意史料與無意史料的分類
有意史料，即為作者刻意存留的史料，比如蕭子顯所著《南齊書》，為表揚其父蕭嶷之功，乃鋪張七千餘字以替其列傳，甚至將其父比為「宰相之器」、「周公以來，未知所匹」。 可參考《南齊書》中頁420的〈豫章文獻王傳〉片段:
「史臣曰:楚元王高祖亞弟，無功漢世，東平憲王辭位永平，未及光武之業，梁孝惑於勝、詭，安平心隔晉運。蕃輔貴盛，地實高危，持滿戒盈，鮮能全德。〈豫章〉宰相之器，誠有天真，因心無矯，率由遠度，故能光贊二祖，內和九族。
實同周氏之初，周公以來，則未知所匹也。」[6]
然至唐代李延壽著《南史》，雖對南齊書不足之處如〈王儉〉列傳補齊。卻將豫章文獻王的章節中刪除許多，雖如此段
「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四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榖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
《南齊書》或《南史》卷四十二皆可找到此事之相關記載。[7]
然對於蕭子顯所載的「史臣曰……」之段落進行刪除。從中我們即可從蕭子顯這段大肆讚揚其父，卻遭到李延壽在編撰《南史》時進行刪除，兩者之收錄與撰寫間的差別與蕭子顯的光榮祖先之高評，即可有助於我們理解有意史料之刻意。
無意史料，即非刻意留下之史料，他們並非刻意留名後世而留存之史料。舉凡諺語、報紙、電視中的廣告以至於訴訟的判決書，皆為無意史料，其特色除上述並非特意留存之外，往往也是真情流露。
形成無意史料者，除上述外尚有如誠於中，形於外、得意忘形或無心的流露。
比如陳橋兵變是突發事件亦或是有計畫性的政變，自古以來皆有爭論，然從趙匡胤之母杜太后聽聞陳橋兵變之時，言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即可看出杜太后可能早已得知政變之事。然卻在其他處找不到相關記載，而杜太后在知道如願後，遂忘記隱藏，此為誠於中而形於外。[8]
而唐代初年李淵起兵抗隋，弱小的李唐為對抗隋朝並一統天下，因此曾經臣服突厥，然在史書上卻絲毫找不到任何相關記錄與言行，而被特意掩飾，直至唐代，唐太宗擊敗突厥可汗，太宗李世民乃說出事實，此乃得意忘形後不加以掩飾之故，可參考《資治通鑑》
「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庶幾可雪前恥。』」[9]
史書作偽，為史家所不齒，然歷史上作偽之事往往層出不窮，如上面章節所提的上杉景勝偽造上杉謙信之書信以達到其政治目的的可能外。《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中也有記載趙王與秦王間互奏瑟、缻之記載。[10]雖展現藺相如之智勇，卻也突顯出中國史官的黑暗面。此秦、趙史官互記他國君王為己王奏樂，即為有意史料與作偽的最佳範例。
(五) 史料的浩瀚
史料之浩瀚，有如繁星，不可勝數，如清代大學者章學誠所言:「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
史料的浩瀚，終我等一生，也無法自豪的說出自己已看完所有史料。且沒有所謂毫無價值之史料，只有價值高低與否的差別，轉手史料即使價值不如原始史料，但與原始史料交互參照，仍有其價值與意義。而如前所述「一磚一瓦，一字一句，皆可為史。」史料往往零散而不被人所發現，且在不同時代會有不同的價值與評價。因此整理與發現這些浩瀚的史料，並活用之，即我等的奮鬥目標之一。最終目標，即運用這些史料，並進行整理，以成一家之言。
[1]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頁83。
[2]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民國‧呂思勉評:《史通釋評》卷十一〈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台北，華世出版社，民國64年。頁268~269。
[3] 張學良口述、唐德剛著:《張學良口述歷史》，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9年。
[4]漢 司馬遷:《史記》卷八〈高祖本紀〉，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7年。頁389。
漢 班固:《漢書》卷一〈高帝紀〉，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7年。頁74。
[5] 如研究曹雪芹的《紅樓夢》的紅學即是一例。
[6]梁 蕭子顯撰:《南齊書》，卷二十二〈豫章文獻王傳〉，台北，鼎文書局，1987年。420頁
[7] 《南齊書》卷二十二，頁408。而李延壽撰 《南史》卷四十二，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5年，頁1061。也有提及相同事。
[8]元 脫脫等撰:《宋史》 卷二百四十二 后妃上〈太祖母昭憲杜太后〉，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7年。頁8606~8607。
[9]宋 司馬光:《資治通鑑》 卷一百九十三 太宗 貞觀三年(六二九)，台北，啟業書局，1977年，頁6067。
[10] 漢 司馬遷:《史記》卷八十一〈廉頗藺相如列傳〉，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7年，頁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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