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責: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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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書紀 |
近年來，我國出版界不遺餘力地出版了大量翻譯自外國作家、專家的作品。就歷史類舉例，特別是筆者的專業日本史的圖書來說，幾乎都能在每一個月看到新的譯作出版。接下來，筆者就個人比較熟悉的日本史的情況，談一下當前的一些問題與感想。
1. 當前外國史教學的基本困難
站在大學教育工作者的角度而言，大量的翻譯著出版無疑是樂見其成的。比起筆者二十年前接觸日本史相比，現在可選的圖書是當時的百倍，而且什麼題材都有，幾乎可以滿足各種讀者的需要。
授課時，學生也會提及這些圖書，向我發問問題，這些日本史的翻譯圖書作為師生的討論談資之餘，也給還沒學習日語，或者還在學習學生一個更低的門檻去探索和瞭解這方面的知識（當然，其他外國國別史的情況也是如此）。
即便是外語學習資源和條件改善不少的現在，不少學生說自己不會外語，老師們希望他們能閱讀原文也倍感困難。加之，外語學習本身也需要學生投入時間，積累經驗，然後主動實用起來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否則學生即便學會皮毛，但光把時間花在查字典，閱讀的意欲和效率也將隨風而去。考慮到這些現實層面的困難，外語書寫的歷史書譯作出版在總體而言，都是值得肯定和歡迎的好事。
然而，不得不說這種肯定和歡迎是建立在“權宜”和“妥協”之上的。也就是說，由於學生的學習週期有限，畢業時限也是固定的，在緊湊的學期和課程，以及將來的前途、生活計畫等難題早已讓他們疲於奔命，一大堆事情也分散了他們的注意力，當前的大學學習生活再也不是談理想、談學術的了。在這種情況之下，還得考慮學生本就志不在此，他們可能就是好奇，也可能只是為了考試，甚至可能只是無意中提起罷了，我們就突然要求他們朝著不切實際的高度去奮鬥，這本身其實更加不切實際。
順帶一提，關於外國學習歷史學的方法，我問過一些外國出身的同仁，他們向我介紹了他們大學時候讀歷史專業的經驗。在他們的學制和課程設計裡，很早便意識到學生學習外語的必要性。他們在課堂上和寫作業時接觸外國一手史料的機會也十分多，有自己去查找的，也有導師鼓勵和介紹的。當他們撰寫畢業論文時，大多都能活用（分析、批判）非母語的資料來申述和立論；碩士到博士的研究也是以這個基礎上繼續深造和成長的。
所謂國情不同，我們既要學習別人的優點，也不應懷疑我們自身的長處，更需要考慮到實際的情況。因此，我們必須得換個思路來思考這個問題：既然我們大多數的學生只是想在一個比較輕鬆、效率比較高的條件下瞭解一下日本史等外國史，那麼，與其揠苗助長（當然，理念上說還是應該鼓勵學生挑戰的），還不如先從外部著手，把學習的“硬體”=圖書給做好。
2. 翻譯圖書的品質問題
上面提到現在歷史類的翻譯作品成行成市，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同時，另一個事實是這些翻譯圖書的品質參差不齊，甚至有濫竽充數的問題。首先筆者在這裡說明一下，這個觀感跟上面肯定各家出版社引進圖書，促進學習氛圍變好的貢獻沒有矛盾。既然數量可觀了，那就是時候對品質提要求。
筆者選擇供學生閱讀的日本史參考書時，自然是先選取中文翻譯的作品。可是，無論怎麼選，總覺得翻譯的不太到位，或者是存在一些技術問題。例如錯譯、語句不通，更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歷史概念和專業術語翻譯不到位的情況十分普遍，可以說幾乎大部分日本史的翻譯作品都有這樣的問題。
這個現象可以從以下幾個方向去思考的。第一，是出版社審稿和翻譯者的能力問題。筆者曾經簡單地調查，目前十本日本史的翻譯著作裡，就有超過七本是由一些不是研究日本史、但能進行日語-中文翻譯的譯者來翻譯的。當然，以閱讀過的經驗來說，筆者能肯定大部分的譯者在翻譯上已經傾盡全力，力求盡善盡美，又加補注，又絞盡腦汁地將那些術語更換、翻譯為更易懂的一般詞語。奈何有所謂“隔行如隔山”，不是研究日本史的話，大量專業研究的術語排山倒海而來，譯者也是無能為力，為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而作的“超譯”反而讓讀者更難掌握原文的原意，得不償失。
再者，歷史書籍裡必然出現大量人物關係、國家外交等錯綜複雜的資訊，不常接觸這些問題的話，自然難以掌握脈絡，結果導致各種錯誤說明，如人名、地名和各種關係混亂等。
筆者不是翻譯專業出身的，上面的感想是站在知道原文，以及作為讀者和研究者的角度而言的，並非想胡亂指責譯者的能力。除了翻譯上的技術問題，筆者認為譯者面對的實際困難是遠超他們的能力範圍。日本的歷史學界也是在十幾年前才意識到他們的歷史翻譯成外語（主要是英語）的問題和困難，他們也面對“能醫不自醫”的困境。他們尚能做到用母語去說明和解釋術語、概念的意涵，但要他們給外譯工作提意見的話，他們也感到為難和不一般。
話說回來，除了從譯者本身的問題去思考，還得從我們學術界的工作去反思。試想想一個非日本史研究者去翻譯日本史圖書，他們需要什麼輔佐工具呢？首先，他們得有專業的工具書。這個工具書不單是一部日本語詞典，而是專業的日本史詞典，十多年前出版的《日本歷史文化辭典》便是一個好例。
但是，光這樣還是杯水車薪的。畢竟有限的詞彙量難以應付大量且推陳出新的術語和概念，怎麼說也是鞭長莫及的。當務之急，還是持續投入人手和資源去更新和優化這方面的編輯工作。
即便是我們這些研究日本史的人員也存在不少困惑。但凡研究日本史的，接觸日本學界的文獻和歷史資料，都必然面對“這個詞怎麼解釋和理解”的問題。在日本的話還好，跟日本人學者就是用日語來討論，不能十足表達，也起碼能說個大概的意思，對方也很快心領神會了。問題是當自己從研究者兼帶教育工作者、書寫者的多重角色時，這種困惑感就更加強烈了。
該怎麼跟那些不會日語（外語）的學生說明某某術語、某某概念，得好好琢磨一番。有些學生會反過來好言安慰說“老師您要不推薦一些書給我，我自己去讀看看”。學生的好意更加觸發筆者對當下日本史等專業術語說明不一，各有各家解釋的現象更有感悟。應該怎樣能改善這個根本問題，筆者認為是當前的重中之重，不論學生是否在乎，但作為一個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放在任何一個專業領域，一旦出現這些基礎技術性問題，還是應該去面對和改善的。難道反過來說“也沒多少人在乎”，然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嗎？再者，我們是否甘願這些翻譯不到位的書充斥市面，而我們做研究的依然在“象牙塔”裡自說自話呢？
拿一個例子來舉例，最近筆者在讀一部剛出版不久，以日本古代史人物為題材的翻譯作品。裡面出現大量專業的日本古代史的用語，譯者是非日本史專業的，於是出現了上面提到的情況。比如“地頭”“院北面”“院近臣”等特別專業的用詞，翻譯時的確翻譯的不到位、不準確。還有一些基本但又容易混淆的詞語，如“甥”“姪”“舅”等倫理關係，日本跟我們的使用方式和解釋是有出入的，這就考驗翻譯者和讀者是否留意到了。
不過，與其說這是譯者的失誤，不如說只要不掌握、不細查這些人物的真實關係，很容易便出現連基本資訊都搞錯的低級錯誤了。當然，如果讀的人不在乎這些錯誤，只求把書讀完的話，上述的問題或許是無關痛癢的。但是，站在要推薦給學生閱讀的立場，筆者怎麼說也會感到遲疑。
以上談到的這些問題絕對不是出版社和譯者的問題，背後牽扯到學術界、研究者的功力還有工作績效、評價等各種廣泛的問題，絕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現在筆者只希望再次提出來談談，如能喚起同仁、出版界的關注，自然是慶幸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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