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說~小早川秀秋—關原以前的「前半生」—

—    一、被無限放大的「背叛」—

在那場發生在慶長五年(1600)的關原之戰裡，小早川秀秋在開戰前後支持德川家康領導的豐臣東軍，並且協助他們在數小時內打敗了石田三成、宇喜多秀家等人領導的豐臣西軍，奠定了東軍的勝利 (註：秀秋還曾先後改名「秀俊」、「秀詮」，以下本文統一地稱為「秀秋」)。

對於小早川秀秋的上述舉動，配合他在戰後兩年早死(享年二十一歲)的結果，從江戶時代起，各種站在儒家思想為本的道德批判，以至現代人(不論日本還是日本國外的華人戰國粉)在討厭德川家康的前提下，對小早川秀秋「助紂為虐」大加批難的情況，早已成了常態，各種影視作品都為此不辭勞苦地一再渲染，貪婪的、膽小的、猶豫不決的秀秋已經深深地焙在不少人的心目中。

秀秋以及小早川軍在那一刻的決定，改變了日本歷史的走向，這是無容置疑的，對於他作此決定的價值、道德判斷，並非筆者有意探討的問題，早前我們已通過影片解說(原來關原①小早川秀秋是背叛者嗎)通過現存史料進行了一些分析，去談論小早川秀秋的「背叛」性質。因此在本文裡，筆者不打算再行複述這方面的問題。

縱然秀秋的決定讓不少討厭家康、同情西軍的人們感到憤慨或不解，但若果只停留在對歷史人物的個別行為、判斷，作出所謂「善惡對錯」批判，對於分析該人物的歷史位置和他的整體評價，是毫無益處的。

如上段所言，本文關心的是關原之戰以前的小早川秀秋，因為除了關原之戰外，他的短暫人生裡還有幾個事件，例如成為小早川家的養子，以及慶長之役時的問題，雖然也一直被人們所討論，但嚴格來說，僅僅是為了批判他日後的「背叛」，拿來呼應故事，使這些對秀秋的批評更加「順理成章」而已。

那麼，放眼歷史資料，我們又應該怎樣冷靜地理解這兩個事件呢？接下來我們先整理一下秀秋的履歷。

—    二、秀吉與秀秋 —

小早川秀秋(1582-1602)本為豐臣秀吉之妻寧寧(北政所)的兄長，木下(杉原)家定的五兒子，幼名「金五」或者「金吾」。四歲時，秀吉的養嗣子秀勝(信長的五兒子)病死後，秀秋便成為了姨父秀吉的養子，與秀次一起在秀吉和寧寧的撫養下長大。

愛護秀秋的豐臣秀吉

曾一度與秀秋鬧不和的高台院(寧寧)

當時，除了秀秋與秀次，還有秀次的兄弟小吉秀勝，以及成為了豐臣秀長養子的秀保，他們四人成為了新天下霸主豐臣家的一門分枝、中流砥柱。不過，不久後秀長、秀勝、秀保先後病死，連同在文祿四年(1596)被迫自殺的秀次在內，支撐豐臣家的血親裡，只剩下了秀秋一人。

當然，熟悉豐臣家的讀者會說，當時的秀吉老來連得兩子—鶴松與秀賴，再加上秀吉另外收養的宇喜多秀家和結城秀康，豐臣家的將來在關原之戰發生之前，還不至於十分暗淡。可是，對於老來得子的秀吉來說，怎樣平衡親生兒子和秀次與秀秋的關係和地位，便成為早晚要解決的問題。

從結果上來說，這個問題的處理手法真正地成為了左右豐臣政權前途的第一個「地雷」。有關秀秋的地位問題，留待下面再談，接下來先繼續說說在這之前的秀秋與秀吉的關係。

在親生兒子降臨出生，以及確保他們能順利成長之前，膝下無子的秀吉只能將希望多放在養子們的身上。因此，秀吉對養子們的教育自然不敢怠慢。秀秋受惠於姨父奪取天下，在還是十歲未滿時，已經獲得了丹波國的龜山(今天的京都府龜岡市)作為領地，當然，真正進行管治的是秀吉安排來輔助秀秋的家臣山口宗永，秀秋當時只是名義上的領主而已。

不過，秀吉著手培養「豐臣新世代」，對少年秀秋自然有所期待。秀吉在秀秋襲封龜山後，親自為秀秋書寫教育要點。合共七點的內容總括來說，是秀吉教導秀秋如何成為一領之主的心得。例如重視學問、不可沈迷田獵，還要按自身的領主身分，穿著相應的服裝和裝扮，如塗黑齒等，可謂政治學與身教合於一身的體貼指導。

還有，秀吉還請朝廷貴族如聖護院道澄等人教導當時才八歲的秀秋蹴鞠、和歌等傳統文藝，這些放在現在今天，就是所謂的「軟實力」。當中，據道澄的回憶，秀秋的蹴鞠造詣尤佳，很快便能得心應手。作為天下霸主的養子，這些屬於上流貴族社會的能力自然必須熟練才行。

秀吉對秀秋的重視還有以下的一個著名例子。兩年後的文祿二年，秀吉下令全國出兵侵略朝鮮，秀秋率兵從丹波到肥前名護屋(今天的佐賀縣唐津市)候命。在這之前，寧寧因為一些事情對秀秋感到不滿，看在眼裡的秀吉便寫信去勸說寧寧重視、愛惜秀秋。秀吉對寧寧說：

「既然膝下沒有兒子，那你就把金五(秀秋)視如己出好了，就好像你愛護我一樣，多愛護金五吧！如果金五成長的不錯，我也打算在死後將一些遺產留給他」

這個小插曲或許顛覆了不少人以為寧寧一直都愛護秀秋的印象，也跟不少人以為秀吉討厭「無能」的秀秋的先入為主觀念有所不同。不過諷刺的是，秀吉的愛護之心也在同一年出現了變化，沒錯！這一年秀吉第二個親生兒子秀賴出生，秀吉的所有計劃和態度，連同秀秋的人生都將出現了重大的轉變。

—    三、成為小早川家的養子 —

秀吉與茶茶所生的鶴松出生後不久因病夭折，但不久後的文祿二年，兩人又再次獲得新希望，即秀賴的誕生。秀賴的出生讓這位統一日本的老英雄重燃希望，同時也心生疑懼。應該怎樣確保獨一無二，深愛萬分的寶貝兒子能成功繼承自己的霸業，成為了秀吉腦海裡的重大課題，其重要性絕對不下於當時正在重開的朝鮮侵略戰爭。

短命的豐臣鶴松

在這時，在秀吉對原本的指定繼承人秀次動手前，秀秋的安置問題卻早早放上了議事日程上，對！那就是讓秀秋成為小早川隆景的養子，時間是文祿三年(1594)七月。

不少讀者都聽說過，秀秋成為隆景的養子，背後存在著秀吉的重大陰謀，即秀吉原本想讓秀秋過繼的，不是後來的小早川家，而是背後的毛利家，讓秀秋成為毛利輝元的養子，時機成熟後，再順理成章地將毛利家的地盤奪過來。同樣無子的隆景為了挽救宗家，不讓秀吉得逞，於是決定挺身而出，並且犧牲了原本的養子兼弟弟秀包，將秀秋接過來，作為自己的養子兼繼承人。

本來的小早川家繼承人—小早川秀包

 這個秀吉想利用秀秋奪取毛利家，同時解決養子問題的「一石二鳥」之計，以及隆景捨命保家的說法，其實出自江戶時代中期(一七一七年成書)的岩國吉川家史書《陰德太平記》，以及一些參考該書而成的書籍。

當時的毛利輝元的確一直沒有子嗣，與秀吉可謂同病相憐，在文祿元年(1592)之前，輝元還沒有任何像秀吉那樣的養子計劃，直至文祿元年，秀吉率兵前往名護屋的途中，下榻安藝國廣島城時，輝元才向秀吉申請，讓自己的堂兄弟秀元(四叔父穗田元清之子)為養子，並且得到了秀吉的認可。

與秀吉同病相憐的毛利輝元

考慮到秀秋是在兩年後的文祿三年七月才成為隆景養子，而秀吉長子．鶴松在輝元收養秀元前一年的天正十九年(1591)夏天夭折，次子秀賴則是一年多後的文祿二年出生。

因此，如果說輝元的決定是為了抵擋秀吉的「秀秋過繼計劃」，如果將毛利輝元收養秀元為養子，視為抵擋秀吉「陰謀」的措施，時間上其實不太吻合，甚至有點「未卜先知」的感覺。

說到底，另一邊的秀吉是什麼時候將目光投射到毛利家，或者說，究竟秀吉是否真的曾對毛利家打過主意，在一手史料上都難以確定，自然也難以予以肯定。即使退一步假設秀吉早有預謀，但鶴松出生以來體弱多病之下，草草送走手下的養子們也似乎過於危險。再者，文祿元年秀吉認可秀元為輝元的養嗣子後，曾經向毛利家這樣說：

「輝元年紀尚輕，他日必有親生子，到時候當另立其子為繼承人，至於秀元，當給予他相應的待遇才行」

換句話說，秀吉在文祿元年時既承認了秀元的地位，同時也預先確定了他日出生的輝元親生子(後來的秀就)的地位，以及到時候秀元的安排。如果秀吉當時一直想著要找機會硬塞秀秋給毛利家，是不太可能發出上述指令的。因為秀吉上述的說法已經等於向毛利家約定，會等待輝元生出兒子來當毛利家接班人，不存在自己派人代替的想法。所以，所謂秀吉方想硬塞秀秋給輝元之說的可信性其實並不大。

獲秀吉認可的毛利秀元

事已至此，究竟整件事的實情是怎樣的呢？秀吉方面沒有留下史料，但毛利家卻有一些蛛絲馬跡可尋。毛利家內部除了旁系吉川家的《陰德太平記》外，還是有些資料提到了秀秋過繼為養子的記錄。當中，年代最為貼近的，是出自輝元近臣佐世元嘉在慶長十四年(1609)寫成的回憶錄。

據佐世元嘉的說法，當初不是秀吉方硬塞秀秋，而是安國寺惠瓊眼見輝元遲遲沒有親生子，於是私自向豐臣政權交涉，要求讓秀秋成為輝元的養子。不過，隆景得知惠瓊的計劃後，立即要求輝元收養秀元的建議，並且獲得了輝元的接納，惠瓊也因此中止了原定的計劃。

元嘉的說法是否完全可信當然是要考慮的問題，但如果按他的說法比對史實來看，輝元收秀元為養子是在文祿元年四月，那麼惠瓊的計劃如果真的存在過，也必然是在這以前的事了。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惠瓊會想到向豐臣政權索要秀秋當輝元的養子呢？

按元嘉的說法，這是惠瓊私底下的行動決定，就連隆景也是後來才及時知悉的。這個問題隨著惠瓊在關原之戰後被處決，已經成為孤證，永遠之謎，我們目前也已無法判斷元嘉的片面之辭是否完全屬實。

安國寺惠瓊擅作主張？

雖然如此，從上面秀秋在秀吉眼中的地位及好感度來說，惠瓊的行動是真有其事的話，他向豐臣政權索要秀秋，於理於實都絕對不是去接收「爛貨」，反而更有可能的是惠瓊看中了秀秋在豐臣政權以及豐臣家族的高等地位，想將秀秋拉過來，間接提高毛利家在豐臣政權內的政治地位。

另一方面，早前我們介紹秀元之親父穗田元清(穗田元清與「後毛利兩川」時代—支撐毛利家的綠葉)時，已經提到了隆景與元清在吉川元春死後結合起來，一起支撐著毛利家的對外事務。所以，考慮到元清的立場，隆景向輝元舉薦秀元一事，自然也是情理之中。

另外，如果真的是安國寺惠瓊向豐臣政權提出索要養子的話，這也合理性解除了上述秀吉兩子生死時間與硬塞養子的矛盾點。換句話說，既然不是秀吉提出想處理養子，秀吉方面沒有相關史料留下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也便更加合理了。

不過，除了佐世元嘉的回憶錄外，毛利家內部的史料裡還有一條提到過這事件資料，但時代比佐世元嘉的回憶錄與過繼問題相隔更為久遠。那是承應二年(1653)時，即事隔近60年後，當時擔任毛利藩家老的益田元堯與國司就正提交的回憶錄，當中的內容與佐世元嘉的內容完全相反，他們聲稱其實是秀吉的家臣，兼任對應毛利家事務的黑田如水「私底下」向毛利家聯絡，詢問讓秀秋過繼到毛利家的可行性。可是，當隆景與輝元得知這不過是如水的個人提議，而非出自秀吉的命令後，決定婉拒如水的提案，秀秋過繼的事也因此暫時不了了之。

顯然，益田元堯與國司就正的記述與佐世元嘉的記述之間最大的問題在於，提出讓秀秋過繼給輝元當養子的人究竟是誰。不過，比這個更為有趣的是，兩者一見相反的記憶卻一致地指明這個提案都是在秀吉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交涉的。

所以，先不論益田元堯與國司就正跟佐世元嘉的記述哪一個較為正確，兩份屬於毛利家高層的記憶完美地否定了「秀吉陰謀論」，同時也間接顯示出秀秋雖然成為了被「兜售」的對象，但既然他在政治上不是「爛貨」，惠瓊與如水的「主意」背後暗示出豐臣政權與毛利家的親密關係，在一定程度上規定了日後毛利家在關原之戰上的立場。

無論如何，最終到了文祿三年(1594)七月，秀秋的去向終於塵埃落定，由隆景接收秀秋為養子，再配上毛利輝元的養女為妻，理論上秀秋便成為了豐臣政權與毛利家之間的橋樑，縱使秀秋或許不認為自己成為了「毛利三矢」的一員……。

只是，這裡最後還有一個問題要討論，那就是為什麼隆景阻止了惠瓊/如水讓秀秋成為輝元養子的提議後，自己代為接收了秀秋呢？

自有打算的小早川隆景

既然秀吉似乎沒有想過打毛利輝元的主意，不難想像接收秀秋其實是隆景向秀吉提出的要求，以徹底解決秀秋的前途問題。具體而言，秀賴出生一年後才決定了這個收養計劃，明顯是衝著秀賴的將來而做的決定(當時秀次仍然健在)，而上述的過繼交涉不論正確性有多高，估計秀秋早晚也會成為他家養子，而毛利家也已經有了秀元，秀秋成為小早川家養子的一年後，輝元的長子秀就也順利出生，而秀吉又早已保證了毛利家的將來，毛利家與秀秋再扯上關係的可能性已經十分小。因此，隆景為宗家犧牲之言，也不過是後世人的猜想而已。

假設益田元堯與國司就正的說法(黑田如水提議)跟佐世元嘉的記述(安國寺惠瓊提案)都曾的確出現過，那便意味著毛利家與豐臣政權之間很可能曾經進行過討論，從秀秋過繼到小早川家時，一併迎娶輝元養女為妻的附加安排來看，毛利家與小早川隆景其實是積極地想通過拉秀秋到自己的身邊，強化毛利家與小早川家的地位。只要豐臣政權繼續運作下去，秀秋作為豐臣家族成員的作用也會持續發揮，同時接收了秀秋也順便賣了人情給秀吉，間接幫助秀吉處理養子問題，這對於毛利家整體來說，才是真正的「一石二鳥」之計！

—    四、流轉疑雲 —

成為了隆景養子以及輝元的養女婿後不久，秀秋很快便作為小早川家的繼承人兼豐臣一族的成員，為秀吉再侵朝鮮出力，慶長二年(1597)二月，時年十六歲的秀秋以總帥的身份於同年七月出兵朝鮮半島，那是他的初陣。

不過，年僅十六歲的秀秋其實只是掛名的總帥，除了要求秀秋聽從監護人山口宗永的指導外，秀吉便沒有佈置任何任務給秀秋。簡單來說，秀秋的任務就是代替秀吉去督軍，做一個象徵代表。四個月後的慶長二年十一月，日本軍順利重新奪下朝鮮半島南部後，秀吉便命令秀秋回國，他的初陣已經結束。

然而，到了慶長三年(1598)四月，即秀吉病死前四個月，秀吉突然指令秀秋從養父隆景領有的筑前、筑後轉封到越前的北庄(今天的福井，並且被削減了領地石高至十四萬石左右。這次被改封、減封的原因一直以來都被指與秀秋在出征朝鮮表現惡劣有關，著名漫畫《花之慶次》更描繪秀秋在朝鮮半島濫殺婦孺來領功，從此被秀吉冷落。

《花之慶次》中的小早川秀秋

但如上面所示，秀秋只在朝鮮半島南部待了四個月，根本沒有任何親身的軍事行動，更談不上濫殺婦孺的行為。

另外，也有說法指秀秋被移到北庄的背後，與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為首的豐臣官僚有關，甚至是三成等人的陰謀。這是因為秀秋被轉封後，筑前、筑後便由三成以及他的妹夫暫管。

雖然三成在秀秋轉到北庄後，的確成為了筑前、筑後的代官，但這不能斷定就是三成事前準備好的計劃，而且秀吉在同年八月病死前，也命令在死後讓秀秋回到筑前、筑後。事隔僅四個月，如果秀吉真的是有心貶抑秀秋，死前的遺命便顯得難以理解了。

那麼，秀吉究竟為了什麼這樣做呢？其實最直接又合理的原因便是為了更好地掌控侵朝前線的情況，秀秋和小早川隆景原本領有的筑前、筑後，尤其是筑前乃侵朝的前線之一，秀秋作為豐臣家族，而且年紀尚幼，反抗的能力有限，秀吉要加強對前線基地的控制，直接管控比透過小早川家來得更方便，秀吉死前將筑前、筑後還給秀秋也更加理解為轉封只是臨時措施，不是出於要懲罰秀秋。

—    五、不被在乎的前半生 —

我們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再次確認小早川秀秋的實像其實與不少日本戰國史愛好者的想像大有出入。英才教育、秀吉的憐愛、高級政治地位都說明了秀秋並非從一開始便是無能之輩，更非不獲秀吉待見的「多餘之人」。

另一方面，如本文開首所說，過繼毛利家與小早川家的疑雲和改封北庄的事件，之所以會顯得撲朔迷離，是因為後人都想在這些問題上找到可以強化秀秋「無理背叛」的證據，或者想去說明秀秋在關原之戰的表現怪奇，早已「有跡可尋」。因此，以倒果為因的方式去理解過繼毛利家與小早川家的疑雲和改封北庄的事件時，不少人都是先以秀秋「暗愚不敏」的前提去理解和批判，對於秀秋本身的經歷與種種事件的關係，都不是這些意見打算關心的。

我們應該從拘泥於關原之戰中的行動「對錯」框架跳出來，冷靜地重新審視秀秋的真面目，以及他在豐臣政權的存在意義與地位，怎樣左右了他在關原之戰裡的判斷與行動，才是有益的歷史討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