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責: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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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戶時代發行的地圖 長久保赤水 『改正日本輿地路程全圖』(寬政三年(1791年版)) |
在一千餘年的日本歷史（信史）裏，日本國内外的戰亂時期占據了其大半的時間，著名的戰國織豐時代（1467？-1615）更是日本戰亂史的頂峰。在這百餘年的亂世裡，戰爭與傳統文化、外來文化，以及學問技術等各種元素交織碰撞，並在後來曆時兩百多年的江戶時代（德川時代）裡紮根和綻放。
江戶時代是日本史上少見的長期太平時代，長達兩百多年的和平時期對於當時和現在的日本人而言，均是極其罕見和獨特的。對同時期的東亞和世界史而言，日本進入長期安定的狀態，配合德川政權採取嚴厲取締基督教，以及限制國内勢力出境等諸多政策，不僅宣告至十七世紀初為止三百多年來肆虐東亞海域的「倭寇」告一段落，也解決了日本一直以來的「開放自家國門，滋擾鄰國邊境」的問題，江戶時代的基本國策改為「積極發展内部，謹慎對外交涉」。
雖然如此，這國策並不意味着日本從此走向封閉隔絕的道路。反而，在上述的嚴格規制範圍内，德川政權統治下的日本與其「認可」的國度繼續保持交流，且關注世界的動向，這些情報大多匯聚並且控制在政權的手裡。因此，嚴格來說，從前意味着封閉自絕于世界的「鎖國」「政策」並不存在，其說法與事實有着一定的差距。
實際上，在二百多年的和平歲月裡，江戶時代的日本人慢慢忘記了戰亂，取而代之的是當政者銳意文治、國民生活水平相對于前代有所提高下，促使學問知識和文化隆盛的時代。十七世紀的「寬永·元祿文化」、十八世紀的「寶曆·天明文化」，以及十九世紀前期的「文化·文政文化」一步一步地為近現代日本文化、社會，以及日本人的精神風貌塑造了輪廓。
另一方面，三次文化蓬勃時期從武士階層、宮廷貴族，再到町人、百姓均參與其中，糅合了發展傳統文化、引進中國、西洋文化，使當時日本的學問知識、哲學科學以至生活文化等各層面也得到充分的推進，為日本史上少見的「全方位的全民運動」。而且，三次文化蓬勃發展也成為後來明治維新時日本結合日本和外來文化、技術的深厚基礎。因此，起碼從文化史和科學史的角度而言，江戶時代是明治時代以後的日本近現代科教發展的重要前提。
當然，政治穩定是促進上述結果的關鍵要素，徹底克服暴力和混亂的中世（平安末期到豐臣時代），革新國制，是結束亂世的最終赢家德川家康和其政權的歷史使命，也是他們確保政權長治久安的必然課題。為此，德川政權上承豐臣政權的先例，再經過德川家康、秀忠和家光祖孫三代的思考和經營，建立一套背後世稱為「幕藩體制」的統治模式，中央政權、地方諸侯和京都朝廷三方作為統治日本的三大軸心，配合佛教、神道的教化和熏陶，以村落和城下町為媒介，構建上下緊密結合，但不失彈性空間的統治制度，将所有日本人民包含其中。
有了史無前例的嚴格統治，在全國偃兵之上，日本的經濟發展也迎來了新契機。十七世紀中葉以後，德川政權和各地諸侯将主要的精力投放在建設領國、振興地方的主題上，開發農地、搞好基建、刷新技術、發展經濟等措施多管齊下，這些努力成為了日本地方發展的契機，即便政權更替、國制激變，其影響持續至今。
當然，再良好的開頭也終究迎來瓶頸期。到了十八世紀，也就是德川吉宗統治時期開始，展開後世所謂的「近世三大改革（享保改革、寬政改革和天保改革）」，與結構性的财政困難和天災人禍肉搏，但結果仍然阻止不了政權和國制在人心渙散、内憂外困下崩塌。
以上所見，江戶時代對日本史、區域史乃至世界史都帶來一定的影響，甚至可以說要了解和思考為何日本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來急速地對周邊鄰國和世界局勢發揮影響力，絕不能單單講視野放在明治政府或者數個人物身上，必須從更高、更深層的起點出發，進行結構性的考究和理解。打著「富國強兵」、「袪除舊弊」的明治日本終究也無法否定他們的基礎和根源來自于前一個時代，他們改變了國制，但不曾放棄紮根于前時代的精神基礎和文化底蘊。
江戶時代既特别且極富爭議，基于政治因素和史學等各方面尚在發展的制約下，研究江戶時代多有波折和矛盾，也難以簡單地給予評價和論斷，時至今日，江戶時代的研究已經五花八門，牽涉到方方面面，其深度和緯度也絕非只為了說明近代日本的到來，實在是關係到如「何謂日本」「何謂日本文化」「何謂日本人」等重大課題。因此，目前仍然存在極多尚需研究的課題、亟需澄清和糾正的謎團和誤解。
這並非只是日本學者的課題，要更好的掌握我們所處的東亞地區在近代以來的格局變化，在各層面對日本等周邊國家的歷史和文化進行客觀理性和系統性的探究，是十分重要和必須的。這不僅是為了從他者身上發現自身的身影，也是為了從中反思自己的步伐、以及觀察他者的蹤跡，最終實現相互理解、彼此尊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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