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戰戶次川！島津勝．仙石敗．長宗我部家大災難的名戰役！

戶次川古戰場(大分縣大分市戶次)．(圖片提供：森蘭丸)

最近，以戰國為主題的人氣漫畫《戰國．權兵衛》(宮下英樹作品)的故事發展已到達了其中一個關鍵部分，那就是主人公仙石秀久陷入人生最低潮的敗仗—1586(天正14)年12月中旬的「戶次川之戰」(Battle of Betsukgi-gawa)。宮下英樹怎樣描寫這場戰事，留待有興趣的讀者自行留意，這裡我們先談談這場戰事。

「戰國．權兵衛(9)」背面

不少朋友都知道戶次川之戰裡，長宗我部元親的長子．長宗我部信親及重要家臣以及阿波的三好存保等四國勢力也大多戰死，只有仙石秀久等少數人僥倖逃離戰場。戶次川之戰另一個有名的原因，是因為傳說中勇武著稱的薩摩島津家在此戰中狠狠地打了銳意征服九州的豐臣政權一個耳光，而且這仗也是秀吉自小牧．長久手之戰後第一次大的敗仗。另外，是次損失慘重的長宗我部家也因此慢慢陷入慢性的衰退，加上三好家的衰亡，對四國地方後來的政情帶來間接卻不輕的改變。

長宗我部信親墓(圖片提供：森蘭丸)

如從前我們檢視過島津家的幾場戰爭，不難發現當中有不少由傳聞訛言而來的內容，難置信憑。那麼，這次的戶次川之戰又怎樣呢？

1、「戶次川」之戰？

首先，戶之川之戰爆發的原因，是因為島津軍分東、西兩方面攻入豐後（今·大分縣南部），東線由島津家久負責，1586（天正16）年11月進攻大野郡鶴賀城（當時的史料多稱「利光城」、「利光之城」），城主利光宗魚正在抵抗(戶次川之戰前戰死)，而在此之前抵達豐後的豐臣政權四國軍團決定南下解圍，於是在「利光城」下西面的河畔爆發了這場戰事。

說起來，關於城下的那條河川，我們並沒有在原始史料上看到「戶次川」的記載，一般都是「那條河」或者「城外的大河」，「戶次川」其實始見於江戶時代的地誌及軍記，除了「戶次川」，另外還有「津留川」、「鶴之川」的寫法，為免讀者混亂，本文還是用「戶次川」。

2、戰爭經過的問題

相信不少讀者通過遊戲或網頁，知道戶次川之戰的結果跟仙石秀久的決定有關。一般的說法指秀久急功求成，結果中了島津家久的埋伏及包圍，導致了友軍死傷慘重。的確事後秀吉向同樣參與九州戰役的毛利家及受害人家屬長宗我部元親提到「仙石於是次失利，草率行動」，仙石秀久可謂責無旁貸，無可辯駁。

不過，秀吉對於戰事的說明也僅此而已，並沒有對秀久的「草率」作說明，因此，這裡我們不妨來一次探討。

戶次川之戰圖(一般說法)

首先我們已再三強調，有關這次戰事的可信史料近乎零，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情節都是來自後來的軍記物。這情況跟戰國很多膾炙人口的經典戰爭是一樣的，只是戶次川之戰牽涉者來自多個不同勢力，分別有損失最多的長宗我部家、三好家，被指為罪魁禍首的仙石家、還有期待豐臣家前來拯救的大友家，以及戰事中獲勝的島津家。上面已經說過，這些家族的史料中都幾乎沒有提及戶次川之戰的戰況及經過，相關的軍記物卻對於戰事的敘述及印象也各有不同，對此戰大寫特寫，形成很有趣的情況。

而更有趣的是，這些加起來超過十幾種的軍記物對於此戰的描述卻大致相近，約莫是以下三種說法。

第一種是：秀久冒進，不聽從元親要求等待援軍來到再攻的勸阻，最後大軍在渡過戶次川的時候中了島津家久的誘引的圈套，最終被島津軍夾擊，賠上了信親等人的性命，這主要來自跟元親、三好存保有關的軍記如《元親記》及《十河物語》等，另外還有傳教士的記錄。

第二種跟第一種差不多，但在秀久不聽元親的勸阻中加入了三好存保為了對抗昔日的敵人元親，而極力支持秀久的決定，這種說法則見於成書較晚的四國地方軍記物如《四國軍記》、《土佐物語》等，這些軍記之所以看起來在抹黑三好存保，都是因為它們的寫作動作本來就是親長宗我部元親的立場的。

第三種則稍微有點不同，沒有提及秀久不聽勸阻，也沒有元親勸說，更沒有三好從中作梗的部分，只說秀久不忍捨棄被島津軍包圍，危在旦夕的利光城，於是豐臣軍與島津軍展開拚死肉薄，而島津軍強襲長宗我部及仙石兩軍的本營，導致兩軍大亂，最後豐臣方死傷慘重，大敗而回。採用這種說法的有出石仙石家的《改撰仙石家譜》、戶次川利光當地的地誌《戶次合戰物語》等。

仙石秀久畫像

可能讀者看到第三種說法，以及引用的是仙石家，會認為是仙石家子孫為祖宗護短，不值一提。然而，第一及第二種說法既沒有證據，同時也有很多不太合理的說法。例如當時兩軍兵力是島津比豐臣多，一般說法是2比1，或1.5比1，而且隔岸對峙，秀久作為指揮會否明知對手在對岸還在正面渡河求戰？

第二，三好存保的煽風點火大抵可以理解為後人同情長宗我部家的遭遇而加插的，而元親等人的勸阻也似乎有類似的意圖，潛台詞就是信親死的冤枉，完全錯在秀久身上。

然而，秀久一人能否力排眾議是一個問題，當時他們本來就是派去救援大友家，阻止島津軍繼續入侵豐後國，所以秀久、元親等人如果選擇隔岸觀火而不救，本就失去了前來九州的意義。

即便如此，前面秀吉不是也批評秀久「草率」嗎？這又該如何理解呢？這裡還有一個關鍵，那就是島津家的史料。說實在，島津家對此戰的述說也不多，但還還是有一份較為可信，而且具份量的史料，那就是當時的島津家臣樺山忠助的回憶錄《樺山紹劍自記》。樺山忠助提到此戰前後的情況時，是這樣說的：

「我們攻下城的山下部分，山上的敵人還在抵抗，估計京都的援軍將至，到時勢必一戰，於是我們放慢了進攻。一兩天後⋯⋯大友（義統）、千（仙）石、長曾我部三方之眾在（戶次）河的對岸展開陣勢，而我軍則藏身在（利光）城下的草叢及林間待機，打算當敵人渡河後便與他們戰鬥，於是看到敵人渡河後，我們看準時機立即從草叢林間衝出來與敵人交戰，敵人甫開戰便很快潰不成軍⋯⋯」

當然，樺山忠助不會知道仙石等人的對話，但以上的記憶如果是忠於事實的話，我們可以推斷出以下幾個情況：

一、大友、仙石及長宗我部聯軍是趁島津軍的部隊仍在進攻利光城時，打算從後襲擊。

二、島津軍一直戒備大友、仙石及長宗我部聯軍的到來，在察覺後立即作出調整，以逸待勞。

三、史料中很難判斷島津軍是在聯軍渡河中，還是渡河後展開攻勢，按照第二點的情況來看，島津軍相對而言已經養精蓄銳，於是等待時機，反攻聯軍。

四、兩軍接戰後，大友、仙石及長宗我部聯軍迅速潰敗，戰力上似乎有所差距。

從以上的情況上來看，姑不論大友、仙石及長宗我部在那之前到底有什麼討論，但顯然從後包圍的戰略部署已被島津軍眼透，因而不能動搖島津軍的士氣。

估計自登陸九州後再趕到利光城下，或許大友、仙石及長宗我部聯軍相對疲憊，渡河前後接戰，大敗給準備了兩日的島津軍，也是十分可能的。我們有理由相信秀吉指的「草率」，其實就是指責總帥的秀久沒有在戰前做好探測敵方動靜，倉卒出戰，多於中了所謂的埋伏。這對於一向重視情報工作的秀吉而言，只是一心救城的秀久造成重大失誤，這是難以接受的。

還有，秀吉譴責秀久是分別寫信慰問元親，以及寫信給剛到達九州的毛利、小早川及吉川軍的時候，秀吉將責任都推到秀久身上（雖然也是責無旁貸），不難理解是為了平息、安撫剛臣服不久的毛利、長宗我部兩家，以免他們因為秀久的失誤而生故，同時也是秀吉向來攏絡人心的典型做法。

雖然我們很難再往上推測戰事經過，但可以肯定的是，島津軍雖說是技勝一籌，但卻不是什麼神乎奇技的大作戰，最簡單而又合理的解釋就是，對手自己犯上大錯，讓早有準備的島津軍可以將計就計，畢竟在戶次川之戰前，島津家早已知道豐臣政權會派軍到九州的。當然，戶次川之戰也再一次證明一個老掉牙的道理：「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

淺談戰國大名改信天主教

戰國除了是互相殺伐的時代，也是西學衝擊日本的時代。首先是鐵砲經種子島傳入日本本土，然後是耶穌會傳教士赴日布教。鐵砲和天主教的傳入，在日本激起千層浪，改變了戰爭和文化形態。

日本自古以來有跟大陸、琉球和朝鮮半島交流，而佛教的傳播也讓人認識到天竺這些國家，但是他們對於西方世界卻是一無所知。不過日本島民對於外來事物並不特別抗拒，除了幕末時代對於黑船來航有較誇張的反應外，基本上並不會排除外國文化，甚至能夠去了解和接納。

當然，文化間的碰撞，在一開始時總會遇到保守人士的阻撓，就像千五百年前佛教傳入日本一樣，有人不願崇拜來自外國的神明，還是得靠天皇和蘇我氏「身先士卒」親身奉佛，才讓佛教順利傳入。經過一代又一代高僧大德的言教身傳，鑽研理論，建設社會，將日本打造成一個佛教重鎮，直到今日，佛教人口佔日本全國人口超過四分之三。

天主教傳入日本之時，佛教植入日本土壞已有千年，可謂根深柢固，耶穌會傳教士甫來到日本，就發覺日本人受佛教文化薰陶極深，難以用天主教教義撼動他們，不得不巧妙運用「語言偽術」哄騙民眾，讓民眾認為天主教與佛教的概念其實差不多，這樣民眾就會接納。不過碰壁的情況還是很多，一來葡國與日本的生活習慣本來就差異極大，二來日本已經發展出一套完整的宇宙生成觀，天主教的創造主理論很難找到位置插進日本人的宇宙體系，傳教士在面對掌握豐富知識的僧侶面前，便顯得有點乏力。

例如在生死觀方面，兩者的主張也大不相同。佛教認為一個人的靈魂會隨同肉身一起消滅，天主教則認為靈魂是永恆不滅的，並且將在末日時與肉體再度併合。佛諾伊斯在寫給本國的書翰中就提及過傳教士與佛教徒的論爭（１５６５年３月６日書翰），佛教徒質疑天主教所說人死後靈魂不滅，那麼其他動物死後也一樣靈魂不滅嗎？人死後的靈魂又何去何從呢？書翰中並沒有提及傳教士的反駁，在《日本通信》一書中亦刪除了這一節，恐怕是傳教士無言以對，卻不好意思讓本國知道吧。

其他的質疑還有「如果天主這麼善良，為何遲到現在才傳來日本？」「如果天主這麼慈悲，為何造不出沒有不會犯罪的人類？」「為何善者得不到善報，而讓惡人橫行無忌？」等等。

日本的佛教徒在傳教士面前展現強大的邏輯力、批判力和辯論力，連傳教士都束手無策，甚至寫信要求本國派遣一些既富學識又能言善道的僧侶來日本「參戰」（１５７１年５月２５日書翰）。直到當時，日本人改信天主教的比例，遠比他國人改信天主教為低，要說服日本人改宗是一件十分艱巨的工作。

不過天主教在大名階層似乎較受歡迎，傳播也相對順利。我們知道最早接觸和允許傳教士在領內布教的是島津貴久，但他本人並沒有改宗。後來愈來愈多大名改信天主教，比較著名的有大村純忠、有馬晴信、大友宗麟、黑田官兵衛、一條兼定、高山重友、蒲生氏鄉、細川忠興等等。他們改信天主教的原因，大致上有兩點：一是爭取貿易機會，二是真心信服天主教義。

九州大名改信天主教，大多是為了貿易的利益。例如大友宗麟，是先出家為僧再改宗的，他的正室奈多夫人卻是虔誠的神道信仰者，兩人為了改宗問題鬧得很大，波及兒子和家臣團，但大友宗麟確實受惠於傳教士，從與葡國的貿易中得到鐵砲、玉藥（鐵砲的鉛彈）和佛朗機大砲（國崩大砲），以武器的力量和先進性來說，在九州可說是無人能及。

高山重友 (右近)

而高山重友可說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父親高山友照的佛法造詣本來就很高深，在一次由松永久秀主持的兩教論爭時，與松永家臣結城忠正一同獲邀擔任評判。辯論雙方，由佛教代表清原枝賢，出戰天主教代表羅倫索（他本身是日本人，原名不詳，當時已受洗），結果羅倫索大勝，高山友照受感動，於是邀請羅倫索到自己領地，替一家人受洗。高山重友長大親政後，在領內積極破壞神社寺院，迫害神官和僧侶，用那些建材興建教會。佛諾伊斯在《日本史》裡記述高山重友從沒有強制領民改宗，但領民都自願改信天主教。

結果天主教在日本的傳播，大名或領主自上而下推動，成了相當大的助力。

承平時期的戰鬥型城郭-被害妄想的伊達政宗的國家建設

文責:小編 陳家倫
相責:小編 陳家倫

最近本專頁不斷的提到伊達政宗以及仙臺(仙台)城的相關文章或是新聞。

特別是近期仙台市也針對仙臺城的保存及復原大手門進行了討論會議。

仙臺城址碑，位於仙臺城 大手門遺址所在地

因此筆者在這邊也來稍微提一下仙臺城的一些小特色。

說起仙臺城，同城是在關原之戰天下底定後，伊達政宗得到中央的實權者德川家康許可，而從原本位於大崎的居城岩出山城，轉移到千代地區，並在移居之時將千代轉音為同音的仙臺，而有仙臺城之名，也因為在青葉山上，所以也有「青葉城」之名，而比起仙臺城之名，對於仙台當地人來說，青葉城之名反而是他們覺得更親暱的領主大人的居城名字。

但是仔細觀察仙臺城的城池規劃，就會發現，仙臺城其實是一個以戰鬥考量為前提的戰鬥型城郭。在當時從關原之前到大坂之陣間的文祿(1592年~1596年)~慶長年間(1596年~1615)年，正好適逢日本各地的築城的大熱門時期，在當時日本各地的大小領主，都進行修築居城，以強化自己的統治權威，比如關原之戰前毛利氏的廣島城、上杉氏的神指城，相馬氏的牛越城，以及關原之戰後的仙臺城與越後堀氏的福島城。

而在這二十年間的築城特色，當中有以下幾個特色是大多數的城堡的共通點

1.     位於水陸交通發達處。

2.     比起防禦機能，更屬於突顯政治中心的大名居城。

3.     具有廣大的腹地可以發展城下町(武家or商人町)

比如毛利氏的廣島城，比起之前的居城吉田郡山城，雖然防禦性不如吉田郡山，但是其位於山陽道旁，因此其居城可以很快的與山陽道及廣大的腹地發展城具有120萬石規模的居城。

而上杉氏的神指城亦同，其建於會津盆地的中心，比起原本的會津若松城有更大的腹地發展城町，加上同城臨近阿賀野川(阿賀川)，可從阿賀野川下越後，因此在水陸交通條件上，亦比會津若松城為佳。

上杉氏所修築之城 神指城址

上杉景勝所修築的神指城 說明看板。
為格局方正，比起軍事考量，更側重交通及發展潛力的政治中心為前提的居城。

而堀氏的福島城位於直江津旁以及關川及保倉川交會口，亦是水陸交通要衝，相馬氏的牛越城亦相比原本的居城小高，有更好水陸交通條件來發展城町形成領國的新政治中心。

但是於關原之戰後開始修築(慶長五年12月24日=1601年1月28日開始修築)的仙臺城與原本的伊達政宗居城岩出山城相比，確實因為較鄰近奧州街道以及有廣大腹地的平原適合發展，而符合上述的1、3兩點。

但是與廣島、神指、牛越乃至福島等城不同的是，仙臺城卻是非常注重防禦機能，以軍事考量為優先的戰鬥型城郭，這在當時所修築的大名居城來說，是相對罕見的。

前述4城乃至伊達政宗早期的居城米澤、黑川都是建立在平地上的平城，比起防禦機能，更具有領國政治中心的意涵。

伊達政宗第一個居城 米澤城

相信如果有去過仙臺城的朋友應該會發現，仙臺城主要可以分為四個城郭，分別是位於青葉山上的本城、西之丸副郭以及位於山腰，今日成為東北大學川內校區的二城副郭，還有位於今日仙台市立博物館一帶的三城副郭，而在副郭之外，則尚有廣瀨川做為天然屏障。

由仙臺城本城望向城下的廣瀨川及仙台平原

位於仙臺城三城副郭的仙台市立博物館

當中伊達政宗時代的仙臺城完成了本城及西之丸副郭的修築，且就當時的角度來看，仙臺城完全是以戰鬥為考量的戰鬥型城郭，仙臺城往東面向仙台平原及仙台灣更有懸崖及廣瀨川等天然屏障而使得敵軍即使包圍仙台城也難以進行強攻，往西則是奧羽山脈的天然屏障。

仙臺城復原模型圖，翻拍自仙台市立博物館展出模型

可以說與當時各大名所修築的城池的建設方向完全背道而馳，甚至是到了伊達政宗之子伊達忠宗擔任藩主的時代，也無法忍受父親政宗時代以戰鬥為優先的居城思維，因此在青葉山的山腰修建了仙台城的二城副郭及三城副郭，並將大名的居館，從父親政宗時代位於山上的本城的居館，轉移到位於二城城郭內。

位於連接三城及本城之間的清水門址的野面積石垣

然而今日只要有步行從仙臺城二城或三城敷地朝本城登城的朋友，仍能發現，二城及三城分別位於平地及緩坡的山腰，即使是要從兩地進入本城，其坡度仍陡峭，因此即使攻陷仙臺城二城與三城，要攻陷本城主郭，也並非易事。

位於連接三城及本城之間的清水門址的野面積石垣

若按當時的築城思維來看，伊達政宗其實應該在廣瀨川及奧州街道交會並鄰近松島灣的水陸交通方便之地，修築符合62萬石大名規模的氣派的居城(平城)，以突顯其做為藩廳的政治中心的意義。

那麼為什麼伊達政宗會如此特立獨行，違反時代潮流繼續修築以戰鬥考量為優先的城寨呢?

或許可能也是伊達政宗對於關原之戰大勢抵定之後，仍未感受到安寧而做的城池規劃。

畢竟伊達政宗自從青年時代擴大自家勢力後，並攻滅蘆名稱霸南奧等地，卻因為天時而決定臣屬於當時稱雄日本的豐臣秀吉後。

伊達政宗的領國統治在這之後一直不能堪稱安穩，包含在其隨豐臣政權遠征朝鮮的期間，人在外地的伊達政宗領內一直爆發重臣、親族出走的問題，這些重臣親族中，包含了政宗的母親保春院(義姬)因故回娘家山形、叔父國分盛重出走佐竹家、重臣遠藤宗信與一族的表弟(堂叔)伊達成實的出走，從中可以看出進入壯年時期的伊達政宗，其領國及政權的統治不能說十分穩固，因而可能也因為這些重臣親族的出走，加深了政宗的不安全感以及危機意識。

相繼出走的伊達家重臣之一人 伊達成實

因此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伊達政宗非常急於表現來強化當主的權力，這點我們可以從伊達政宗在關原之戰時，相比留守關東的結城秀康的防守優先，伊達政宗更積極鼓吹聯手出戰南北夾擊攻擊上杉領，從中可看出當時的政宗急於求得表現以穩固領導。

另一方面，在德川家康底定關原之戰後，豐臣政權等於也進入新的時代，並慢慢地轉為由德川家康所代表的江戶幕府政權所主導，在這不確定的轉換其中，德川家康所代表的幕府是否會對伊達政宗及伊達藩做出不利動作，也是不確定性，而事實上，在當時也幾度謠傳，幕府有可能要遠征奧州討伐伊達。

而關原之戰後，德川家康也沒有兌現給予伊達政宗當初的領地承諾，而是將其轉封給家康的女婿蒲生秀行，以及讓與伊達政宗不睦的相馬義胤本領安堵(保障認可維持本領)，雖然也可以說，是因為伊達政宗搞了和賀一揆(岩崎一揆)等小動作而讓幕府未兌現，但換過來說，也可說新生的德川政權對於奧州的伊達家，也不能談上特別親密。

因此雖然在當時，天下大勢以走向和平之世，但是對於伊達政宗及伊達藩來說，未必即是一個安泰之勢的到來，因此或許就是考量未來可能會爆發戰事並被攻擊領內的情況下，伊達政宗乃一反當時潮流，雖然仙臺城的建設仍能看出其保有了位於交通要地及城下町腹地發展潛力佳的優點，但是仙臺城卻也是個不則不扣以軍事考量為優先的戰鬥型城郭。

仙臺城本城石垣

但是最終這個戰鬥型城郭在仙臺城，也因為政治上的穩定及和平，沒有面臨到真正的戰火，即使是在幕末的戊辰戰爭中，也沒有與新政府軍爆發過大戰，而無法確定其防禦的機能的實效性。

因此我們也無法肯定的說，仙臺城的軍事優先規劃，究竟是伊達政宗被害妄想下的產物，還是伊達政宗居於不安全感下而居安思危產生的遠見。

但對於仙臺藩以及仙臺的町民來說。或許，沒有經歷過血戰實證的仙臺城，才是對仙臺藩最好的仙臺城，畢竟若當仙臺城面臨敵人的強攻，雖然可以實證伊達政宗是否有其遠見，但也象徵者仙台藩子民面臨了一場戰爭的浩劫，而遙望南方的會津藩與會津若松更是讓人感到不勝唏噓。

 

伊達政宗第二個居城 黑川城址所在地的 會津若松城(鶴城)
於戊辰戰爭時面臨了戰火的摧殘。

相信即使是居安思危的伊達政宗，也不願真的看到自己的城町面臨戰火，但他仍是為了可能性的戰爭，做好最壞的打算與最好的準備。

「下克上的佼佼者」？尼子經久說：這鍋我不背啊！

大河劇《毛利元就》中的尼子經久(緒形拳 飾)

（本文的部分內容拔粹自筆者新書《戰國織豐時代史》上冊「西國風雲(上)鼓動」中，該書預定在今年七月底刊行，敬請期待）

從前我們曾提到過山陰地區出雲國（今島根縣東部）尼子家的新宮黨事件，今天就來談一下尼子家最有名的人物：尼子經久的問題。

不少書都提到，日本戰國時代的代名詞是「下克上」（以下犯上），不少大名打倒上位者後上位自立為戰國大名，當中的佼佼者東有北條早雲，中有朝倉孝景，西有尼子經久。

然而，這種理解其實在學術上早有疑問，從前我們也在不同渠道談到了「下克上」的真正含義（淺談戰國的「下克上」與忠誠），也曾談過北條早雲的傳說（「浪人北條早雲」—既不是浪人，又不姓北條），這次繼續檢討一下尼子經久的傳說。

談到尼子經久，不禁會讓筆者想起1997年的大河劇《毛利元就》中飾演經久的著名已故演員緒形拳。他演繹的經久冷酷無情、陰晴不定，暗暗地成為了青年元就的「先師」。這種形象其實並非劇組或背後的原著小說胡亂製造，而是受到江戶時代的軍記物影響（除了愛砍劈格子窗以外（笑））。

一般介紹他的書本或文章都會說他是出雲國的守護代（守護的副官），然後趁著京都爆發應仁文明之亂，在出雲國自立為王，試圖奪去主家京極家的權位，因而被打壓，掉了月山富田城，但雌伏數載後，經久通過妙計重奪主城，然後一舉確立霸權。

這個說明早已深入日本人心中，中文的解說書中也常常可見，不過上面已提到這些理解也是受到軍記物影響，當中是有問題的。

尼子經久像

首先關於他自立為王的問題。的確，他在文明16年（1484）被幕府及主家兼出雲守護京極政經指責與佐波氏等領主勾結，玩忽職守，橫奪他人領地，最後兩方甚至下令要派兵討伐經久。不過，這是否導致了傳說中說的經久被趕離月山富田城，則不好說。畢竟現階段我們並沒有找到幕府及京極政經真的出兵棒打經久，也沒有找到月山富田城被奪的真實證據，這些都只見於尼子家的軍記物《雲陽軍實記》。

雖然《雲陽軍實記》成書很早，不少部分都有參考價値，但也不是沒有可疑之處。上述的經久被罰，我們後來只能確認到跟經久一起被點名追討的佐波氏向京極政經謝罪外，便沒有更多的傍證可循。後來政經到了出雲國後也不見他有處置經久，而且後來經久還是被受重用，所以我們可以推斷，經久很可能跟佐波氏一樣，向幕府及主家謝罪，達成了和解。

再說，當初他被幕府及主家追討的原因表面上玩忽職守，橫奪他領，但事實上在當時出雲國在內的不少地方，尤其是參與應仁文明之亂的交戰雙方所屬的國都在京都以外爆發了大大小小的戰事。亂後的出雲國已十分疲憊，而幕府及守護京極家為了重建權威及穩住自己在京都的實力，都多次徵召地方的領主上京助戰，又加徵領地內的課稅，這些都導致領主的厭煩及不滿，畢竟遠在京都的對立，對他們來說幾乎就是毫無關係的事，長期在出雲活動的經久也很可能出於地緣關係，選擇站在地方的一方。

另一方面，我們要留意的是，幕府跟守護京極政經的討伐理由中，將玩忽職守等定性為「違背將軍上意」，因此，經久的反抗不是針對守護京極家，而是不遵從、不執行幕府的命令為重點，橫搶土地為次。在當時兵荒馬亂的時候，各地都出現趁火打劫的情況，經久的個案雖說還有很多不明之處，但以此作為「以下犯上」的理解是有點草率的。

那麼，後來為什麼經久會取代主家京極家成為出雲守護呢？這問題其實在研究界早有爭議，簡單來說是經久奪取還是幕府委任的差別。原本的京極家在後來因為分裂而沒落，本文提到的政經最後逃回出雲，另一支留在近江，後來投靠了淺井氏。

京極氏系圖

逃回出雲的政經最後剩下一個年幼的孫兒吉童子丸(政經之子材宗的獨子)，於是政經便寫了遺產書，將所有遺產都留給了吉童子丸，並且命令經久為首的重臣扶助，不久後政經便病死了。然而，吉童子丸後來去向不明，而後來經久便被幕府認可為出雲守護（但沒有留下委任狀）。因此，吉童子丸有可能被害，或夭折，但考慮到幕府較少褫奪守護的後人繼承遺產的權利（同時沒有證據），從目前來看吉童子丸死去的可能性比較大。

總之，隨著京極氏的凋零，一直紮根出雲的尼子家自然熟知當地情況，這也相信是幕府考慮改為承認經久繼任的原因，加上經久接任後似乎沒有遭到國內敵我雙方廣泛的反對或攻擊，因此經久的接任應該是合乎了大多數人的利益，事後經久也一步步運用這個「監護人」兼「守護候補」的身分一步一步在出雲國紮穩地盤，為日後與當地最強的大內家爭雄作準備。

日本戰國史最不咬弦的舅舅與外甥—最上義光與伊達政宗

華人社會有句俗語叫「養兒像舅舅」(廣東地區則有「外甥多似舅」)，古人大多認為兒子跟他的舅舅有著不可解的聯關，不過，這句話若是被伊達政宗聽到的話，估計會冒火三丈了，因為他們兩人的關係可以說是勢不兩立，用日語來說就是「犬猿之仲」。

相信不少人都聽聞過政宗與他的舅舅最上義光的關係不好，甚至近乎水火不容的地步，這個說法其實是頗有根據的，究竟兩舅甥怎樣的水火不容的呢？

首先說說背景，最上家與伊達家份屬近鄰，也曾有姻親關係，但隨著伊達家日漸壯大，對最上家也產生重大壓力，一度甘敗下風。恰恰後來伊達家爆發了內亂(天文之亂)，最上家才能我以喘息，到了義光在元龜元(1570)年接任當家之位時，因為政治路線的問題跟父親不和，驚動了自己的妹夫伊達輝宗，即政宗的父親。後來天正2年(1574)時情況持續惡化下，義光與義守兵戎相見，跟輝宗更是差點大打出手。幸然兩家最後在沒有大動作下達成了和解，各自退兵。

雖然如此，兩家由於地盤接壤，邊境間幾乎持續發生小型的衝突及流血事件，只是兩家念在姻親關係，而且各有各忙，所以才沒有把事件鬧大。不過，事情很快又出現了轉機。天正12年(1584)底，輝宗長子政宗，也就是義光的長外甥提早接任當家之位，很快便採取積極的外交軍事路線，大肆興兵，最初義光與政宗之間還算是和睦，互有送禮祝賀，但到了後來政宗主力南下後，表面上的和平便開始產生火藥味。其中第二年的天正13年夏天，政宗為了降服大內定綱，攻打了小手森城，而且對外宣稱自己軍隊將城內上下人畜全數殺害，其中便寫信給了自己的舅舅義光，這也是目前現存最早的政宗寫給義光的書信。

政宗寫給義光的信中說小手森城陷落，「女兒幼童，就連城內的狗都通通殺光，合共千餘」、「出關東也是垂手可得的事」、「當今常習如此，以上內容沒有虛假」。內容呈現出政宗這個初生之犢活生生的挑釁及示威味道。雖然我們不知道義光是怎樣回信的，但後來的書信可以看到，義光表面上還是跟政宗保持禮節上的往來。

後來，義光及政宗好像有默契一樣，各自忙於自己的擴張戰爭，並沒有產生直接的磨擦，但這種「默契」最終還是遇到了瓶頸，兩方勢力到了天正16年(1588)時兩家共同介入了同為兩方親戚的大崎家的內亂，雙方表面上劍拔弩張，但實際上都是騎虎難下，下不了台。於是便為難了兩家的中間人，也就是義光的妹妹，政宗的生母保春院了。

有朋友玩相關的歷史遊戲都可能知道，夾在中間的保春院為了保全兩家的關係挺身而出，迫使兩家和解。戰國的女性不是純粹的政治籌碼及工具，同時也是一個維繫姻親兩方的外交人員，她們絕非嫁人後除了相父教子便不問世事，其實是恰恰相反，在娘家與夫家兩家出現重大問題時，她們便會有發言權，保春院這次的行動便是一個絕佳的例子。

正當兩家正要擦槍走火時，保春院立即出動，一方面命人抬轎把自己送到兩家的邊界要道上，表示自己兩家不和解便不離開。另一方面又寫信給兄長義光及兒子政宗及政宗的重臣，來一個軟硬兼施。面對胞妹的苦口婆心，義光首先作出回應，當時義光跟義姬之間多次書信聯絡，其中初時的信裡便提到「至今為止，我們兄妹兩人都沒有通信」，暗示兩兄妹在保春院嫁到伊達家後其實並非頻繁的走動聯絡，諷刺的是這次鬧出大事情後，恰恰給了兩兄妹聯絡感情的好機會。

經過保春院的努力，義光跟政宗都先後願意退讓，當時政宗的戰爭把奧州南部鬧個雞犬不寧，相馬、蘆名、佐竹等家都先後聯手要圍堵政宗，義光也曾因此被拉攏過來，原本這次機會大好，但最終義光寫信給義姬說「今次我看在你的份上達成和解，為此我甚至把自己跟南方諸侯的約定都放棄了，都給人家說我是虛有其表的，對此我也實在難以辯駁」、「此乃我一生的恥辱」。當然，當時義光也因為庄內的問題跟本庄繁長大打出手，甚至大敗而回，本就無力再管政宗，說是給妹妹面子也不過是給自己下台階罷了。

不過，這也不代表義光說的都一定是假話，他也在信中跟妹妹說「我對政宗沒有傲慢，更加沒有無視他，我只希望他跟他周圍的家臣能夠一樣的重視兩家的友誼」；另外，義光強調「侍道者不可虛偽」，提到自己與伊達家的關係時，義光說「輝宗生前，我雖然數度跟他有矛盾，也曾經兵戎相見，但這些都已經過去了，我也沒有記在心上，更加不曾因此而對政宗有任何記恨」。

雖然如此，大崎家的問題過去後，兩家的關係似乎也是口和心不和，各有不滿而不能發。直到後來兩家先後臣服豐臣秀吉，在官方的行事及活動外，我們現在確認不了兩家除了禮節性的送禮外，有更多私下的拜訪來往，後來在政宗參與侵略朝鮮時，母親突然回到山形最上家後一直不回，不知是否因為這個原因，到了關原之戰時，兩家雖然同為東軍，但當義光的領地被上杉景勝猛烈攻打，政宗也沒有立即提供救援，倒是當義光的長子最上義康親自求救後，政宗才下決心救助最上家，當時義康請救兵也似乎不是義光的本意，也有顧忌政宗會否出手相救的問題，於是改由跟政宗關係不錯的義康出面求救，後來最上家臣鮭延愛綱回憶道：「世子與政宗交好，故到政宗處請命」。政宗方面也因為擔心山形一旦被破，在那裡的母親會有危險，最終答應立即出手相助。

最終，上杉家因為西軍在主戰場敗北而停止攻打最上家，最上與伊達聯手雖然想追擊，但也沒有很多收獲，事後政宗便跟家康抱怨說「最上兵太弱才會讓上杉軍安然撤退」，另一方面政宗又好像煞有介事的跟家康的使者報告說「這次最上家能撐過來，主要是靠義康的努力，他的奮鬥是無可爭議的，像他這樣的出色作戰，我倒是從沒在出羽守大人(義光)身上看到過」。這又一次的「言者有心」再次反映了即使同為東軍，兩舅甥的關係也毫無好轉。

關原之戰後三年，被政宗捧上天的最上義康突然被殺，疑點重重，但相信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因為義康與政宗的關係招致義光及幕府的忌憚，怕義光百年之後，年齡相若的表兄弟或者會聯手起來，成為幕府在北方的一大威脅。當然，現在已經幾乎沒有留下任何證據，只能從側面推敲而已。

慶長十八年(1614)最上義光病死後，最上家很快便陷入內鬥，八年後最上家便因為內鬥不斷，被幕府沒收領地。當時政宗便跟重臣茂庭綱元說「此乃義光生前惡事做盡的報應而已」。政宗對義光這舅舅的印象還是那麼惡劣，這到了後來也成為了仙台藩對最上家的官方立場，仙台藩所編的藩史家史中對義光的評價也是負面至極，乏善可陳，隨著最上家的沒落，伊達家這個印象也慢慢通過軍記等渠道擴散出去，直到30年前的大河劇《獨眼龍政宗》更加是深入民心，一時難以根除。

無論如何，兩位互不侵犯卻又互不相讓、互相忌憚的舅甥恰恰因為這一點點不可否認的血緣關係，在鋼索上勉強保持了平衡，也因為這個危如累卵的平衡，兩家在結果上為對方消除了後顧之憂，才使兩家在戰國最後階段各自在南出羽及南陸奧實現了地區性統一，成為一方霸權。這或許也算得上是命運給兩人的一個玩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