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30日 星期三

信不信由你!織田信長沒有推動兵農分離哦!






一、被吹捧的理想光景

今天來一個較為特別的題材,就是來談談織田信長的政策,其中一個他的「政策」曾經一度被日本高度吹捧,用來顯示信長的英明、遠見,更成為日本人「神化」信長的理由之一 —— 「兵農分離」。



相信大家通過戰國為主題的遊戲,以及相關的書籍,聽過「兵農分離」這個用語。這是從江戶時代便存在的一種歷史觀念,是當時的知識分子追溯當時的社會制度源流時,分析思考而成的一個概念,並且在後來的近現代史學分析戰國時代到江戶時代社會制度史的一個重要議題。



從字面上來說,「兵農分離」就是指要明確釐定及固定「兵」(武士)和「農」(百姓)的身份。在日本的歷史教科書,以及華文世界的書籍裡,這個政策成為了後來江戶時代「士農工商」階級四等制的先聲,而打響這個「曠世功業」的,就是被昭和時代的日本人吹捧成「凡事都有先見之明」的織田信長。



先撇開昭和時代的日本人對信長的理解,因為「兵農分離」的問題還沒解決。首先,最簡單的問題是:為什麼會出現「兵農分離」?我們在上面提到了「兵農分離」的字面解釋,不過,內裡卻不是那麼簡單,因為理論上的「兵農分離」是由幾層的因素組合而成的。



第一,「兵農分離」中的「兵」在一般理解上是泛指武士階級,普遍認為戰國時代的武士大多住在大名居城以外的地方,有的自據領地,只是關係上與大名結下君臣關係,有需要時才會率領自己的兵隊跟隨大名(大名自己也有軍隊)行動,事後率兵回到自己領地。換句話說,有力家臣就是一個個半獨立的領主,他們既可以效忠大名,也可以隨時夾著私領私產倒向他家,製造不穩定局面。因此,在理論上的「兵農分離」的其中一個環節上,怎樣讓他們,以至中下級家臣都穩定下來,不會變節生事,是大名鞏固統治的重要課題。



我們已提到大名旗下的大部分家臣本質上都是有土地有私產的領主,中下級的家臣則是半農半士的存在,閒時自營農田,戰時則帶著百姓趕赴戰場,屬於一種難以介定的狀態。在理論上兼且在理想上,大名都想將他們搬遷到大名居城下的城下町,切斷他們與土地的聯繫,由大名重新以自己(或政權)的名義,確認他們的土地權,但則需要他們留在城下,隨時奉公,參加政事,領地的管理便由家臣的家臣來管理,以減少他們的獨立性和反叛的可能。至於那些領地不多,又或者根本沒有領地的下級家臣,則由大名直接給錢財或少量的土地作為工資。結果上,家臣與土地的聯繫隨著時代發展越來越稀薄,武士完全脫離農耕,成為專門的武士階級,開支和日常所需由大名提供的俸給來維持,而這些俸給就是由其餘的農、商、工繳納給大名的貢稅而來的。



至於農民(和漁民)方面,理論上的「兵農分離」上因為農民與下級武士的身份介定不清,而且在中世紀以來,農民糾合下級武士發展民亂,影響統治者的管治,站在統治者的角度而言,比起家臣反叛,農民抵抗統治的問題更為深刻和頭痛。因此,在規定大部分家臣集住在大名城下的同時,為了防止農民在戰亂時成為戰力,必須否定他們的作戰本錢,沒收他們的武器,也就是著名的豐臣政權「刀狩令」。還有,為了讓農民專心生產,必須完全掌握他們的生產力,製作帳簿,將他們記入冊中,將農地、漁場與他們牢牢的綁在一起,否定了他們「向上流」的機會,固定他們的身份,穩定大名領國的發展和生產穩定。



簡而言之,理論上的「兵農分離」的核心目標便是統治者克服中世紀以來,社會中下層階級混亂,繼而引起各種混亂的問題。好了,以上的內容看來都十分明確清楚,但是,為什麼會扯到信長身上呢?



二、信長與「兵農分離」的真相

詳細的過程在此在贅,但簡單而言,就是從明治時代以來,強調學習西方的部分御用史家和好事者基於要指引社會與國民開智,製造「信長是具有進步思維的傑出人物」的形象,到了二戰後,戰敗的日本社會急需重新出發的契機和參考材料,「戰國之風雲兒」織田信長繼續成為了炙手可熱的理想人選。



在這大前提下,史家受到社會思潮影響,在分析這個部分時也難免不受左右,尤其是上面提到的政策大多明明是始於豐臣政權時代,但基於秀吉曾是信長的家臣,史家不知不覺便有了一個潛意識——秀吉必定是從「先進的」信長身上學習的。於是追根究底,還是將這個偉大舉動落在信長的肩上。



不過,隨著現時實證主義的歷史研究急速發展,以及反省過往「造神」主義的弊病,早年架在信長頭上的光環也逐漸褪色,我們今次談的兵農分離也是其中一個被新派史家「打臉」的一個項目。



從目前的研究來說,信長有沒有實施理論上的「兵農分離」呢?答案是「幾乎沒有」。為什麼呢?我們以下面一個來自著名的《信長公記》,經常被拿來作「證據」的著名小故事來反其道而行,好好說明一下。



時間是天正六年(1578)年,信長當時已經搬進安土城,作為他的新居城。同年正月底,住在城下,屬於信長直轄軍隊的弓眾(弓兵).福田與一的居所發生火警,詳細損失等不明。但是,信長事後認為這是因為與一沒有帶妻子來安土一起生活才導致的,似乎信長言下之意,就是認為與一妻子不在,他不能好好打理家居,終於導致火警。



無論如何,這場小事件發生後,惹起了信長的關注,立即命令近臣調查其他直轄的弓兵、馬迥(近衛隊)是否也有這情況。結果發現合共有120人跟福田與一一樣,都是留妻子在老家,獨自搬到安土上班,即日語中所謂的「單身赴任」。



雖然不知道這120人佔了信長直轄軍團總數的多少,但可以肯定不是少數。得知事實的信長立即命令掌管美濃、尾張等地的長子信忠去燒燬這些人在老家的住宅,而且事前不讓他們取走家宅內的財物,以及燒燬後的木材,可以說是要他們老家、老本全部付之一炬。而且,信長又命信忠派人抓趕他們的妻子來安土,與丈夫團聚。另外,作為玩忽職守,無視信長命令的懲罰,信長命令這批家臣和妻子出力,為安土城下町南方建設道路,即是一種勞役性懲罰。



這個小故事除了看到信長「霸道總裁」的處事風格外,不少人都留意到家臣們沒有聽從信長的命令,陽奉陰違,顯示出即便是「霸王」信長要推行上述的「理論上的兵農分離」時,也遇到極大的阻礙和消極抵抗。曾有史家曾拿鄰國.武田勝賴在滅亡前因為強行移轉居城到新府城,引起早已對他失望的重臣們不滿,成為後來武田勝賴在織田大軍之前眾叛親離的遠因之一云云。



三、「福田事件」的另一個看法

表面上來看像是十分有理,但其實這裡有幾個的盲點,一直不為人所留意。



第一,包括福田與一在內的120人的身份是信長直轄軍團的成員,信長一旦有軍事行動,他們便要出動,可以說是隨傳隨到的第一批兵員。因此,他們能否在安土安定居住,隨時聽候信長差遣,對於信長而言是極為重要的事。以信長行軍疾馳的作風來說,手下直轄的軍團成員出現麻煩,不能發揮十足的表現的話,對信長來說是絕不能接受的。



因此,福田與一等120人沒有合乎信長期待,將妻子帶來是事實,但由於我們無法確認信長曾明確命令他們要帶妻子一同前來,因此不宜倒果為因地認為福田等人一定是陽奉陰違。反而,也很可能是信長受到福田與一的火警事件刺激,認為還是要妻子同居才行,於是才派人調查,掌握現實情況,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否則,信長不會是先認為與一沒有帶妻子(即信長是知道與一沒有帶妻子來)之後,才命人去調查其他弓眾和馬迥是不是都有這情況。



第二,從這個故事來看,信長要求的是直轄軍團的成員妻子來安土集居,這個措置在其他戰國大名家都有實行,不是信長的特別政策。那麼其他直轄軍團的成員以上級別的重臣又如何呢?在零碎的史料裡,我們雖然大致確認柴田勝家等一級重臣,以及負責幫助打理信長政務的家臣的確在安土城下設有宅第,但卻不能確認所有家臣都在安土城下設置居所。另外,我們也能從史料上發現後來加盟信長麾下的家臣,如荒木村重、九鬼嘉隆等人都似乎沒有將一家妻少安置在安土(當然,這也只是因為史料所限而導致不易判斷而已)。換言之,信長似乎沒有像後來的秀吉、家康一樣,強制家臣們的家眷都要集住在安土。



以此去重新分析福田與一等人的情況,我們可以認為他們基於信長的軍事需要,因而跟其他家臣不同,必須與妻子一起在安土城下居住。所以,我們仍然不宜以這次事件便推論出信長在推行「家臣集住城下町」的政策出現重大挫折,更不能說信長正在切斷家臣們與土地的關聯,實行兵農分離,因為這完全是兩碼子的事。



第三,雖然《信長公記》中沒有一一列出他們的名字,但從有舉出的名字來查看,這些屬於信長直轄軍團的成員出身也是各式各樣的。有些只有居所和極少的農地,有些則是有點領地的小領主,信長命信忠燒燬了他們老家的宅第,但並沒有沒收他們的領地。換句話說,信長只是要迫使他們按自己的意思行事,而沒有打算真的讓他們失去所有。在可以追查的資料裡,我們發現他們之中部分有點家底的人,到了信長死後,家底基本仍在,更加證明了信長沒有「抄家」。



第四,實行理論上的兵農分離的先決條件,是要有足夠的金錢來支付家臣的開支,以及能自由操縱、轉換家臣的領地。信長時代轉換重臣們領地的例子十分出名,如前田利家便是從尾張一步一步遷到能登國,一般相信他從前在荒子的故地已經收公了。但是,另一個實行理論上的兵農分離的先決條件是和平。江戶時代之所以可以推動階級分制,其中一個主因便是已經沒有戰爭,家臣和農民沒有身分流動的客觀條件。



然而,在信長時代,日本仍是戰國時代,信長在死前為止也在發動戰爭,家臣們不存在長住在安土的需要和必然性,按照上面信長對福田與一等直轄家臣的想法,重臣們的妻子不在轉戰各地前線的重臣的身邊,也同樣會出現作戰不力的可能,信長這樣做自然等於雙重標準,自打嘴巴了。當然,我們已經說了部分重臣在安土是有宅第的,因此他們的妻子是自願還是被強制留在安土,還是去了前線陪伴,有多少人是這樣那樣,暫時都仍然是未知之謎。



四、「福田事件」的真正意義

以上可見,天正六年正月的火警事件所展露的,不是「思想先進的」信長在推行「新政」時得不到支持,「改革」社會遭到手下直屬的家臣無情打臉。因為信長本來的政策和後來的措置其實顯示他本來就沒有這意思。當然,這裡不是要否定信長是一個沒有遠見之人,他也的確在提升重臣辦事效率,以及加強對他們的控制,重臣按信長旨意轉換領地便是一例。只是,說信長帶動並實行理論上的兵農分離,則稍為有點理想主義。



作為戰時的新政權,安定地統制家臣固然重要,但在加快統一,從速討滅敵人的大前提下,難免要給予重臣們較多的自由度和權限,以及榮典。同時,喜歡親赴前線的信長也要確保自己的軍力隨時到位,所以才會嚴辦了福田與一等人。正因為福田等直轄軍團於信長而言有著不同的重要性,我們不宜以此來類推到整個家臣團都有問題。更加不足以認為信長在推行新政策。



那麼,究竟天正六年正月的火警事件又有什麼意義呢?總的來說,事件的確暴露了信長「想當然」的問題,以及強烈地反映了信長雷厲風行的行事作風。一開始信長認為家臣應該會按他想法去行事,事後發現事與願違後,急急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強制上馬到位。



這個問題在他遇上家臣突然反叛時,也同樣暴露出來。松永久秀、荒木村重、明智光秀叛變時,信長都是不知所措,完全處於被動,然後才急急應對。最後,信長更因此而失去生命,葬身於本能寺的熊熊大火之中。正所謂「見微知著」,信長這種略嫌大意的行事方式,顯示出他作為管理者在管理下屬家臣時的不細心,成為了他的致命傷、催命符。



至於理論上的兵農分離後來又怎樣呢?眾所周知,豐臣秀吉統一天下後的確成功使全國諸侯都集住在京都、大坂內,而且帶同妻、子家眷一同入住,作為人質。諸侯們的不少重臣也同樣隨主君來到,這個做法到了江戶時代成為定制,諸侯們必須以江戶城下為主居,需要申請才能回到領地視察,他們的家臣也分為兩批,一批留在江戶,一批留在領地。另外,百姓的身份也在越來越明確。



不過,這不代表家臣們都一律變成俸給制,事實上很多江戶時代的藩仍然奉行給家臣土地作為俸給的制度,即「地方知行制」。下級家臣中也有不少仍然要閒時農耕來維持生計;農民百姓的武器控擁有權也沒有完全被剝奪。因此,江戶時代的兵農分離只能說是明確了「士」與「農」的身份階級,但完全切斷兩者的分別則只是理想主義而已,這方便留待日後另外再談了。






2019年1月28日 星期一

災之江戶史—日本人的地震面面觀



一、地震大國—日本

大家都知道島國日本位於四個地殼板塊之上,因此地震頻仍,是世界上有名的「地震之國」。我們對最近的2011311日的東日本大地震,以及2016年中的熊本阿蘇大地震仍然記憶猶新,到現在這些震災的傷痕猶然可見。

既然日本是地震頻發的國家,那自然不只是現代,在歷史上日本也發生過為數不少的大地震,可以說,要寫一部「日本地震史」也不是難事。日本人對於地震的意識也可謂深入骨髓,問題是,現在日本人的防災意識很大程度上是受惠於全面、實用的防災訓練之上的,而這些防災避難的措施也很大程度上受惠於現今各種相關科技發達的結果。

只是,由於我們到目前為止都無法預測地震何時發生,現代的我們跟日本人即使能通過先端、嚴謹和精密的研究分析,已經明白地震發生的基本原理,但在地震發生之時,只能寄望震度不高,不致於造成重大人物財產損失。

活在現代的我們也尚且如此無力,那麼,在還沒有這些科技、科學幫忙的古代日本人又是怎樣理解和對應地震的呢?



二、地震與怨靈

地震在日本古代除了現時常見的「地震」外,還會稱為「地鳴」和「地搖」等,當然從字面來看,大抵所指的都是地震發生時的模樣。但是,值得留的是,在古代,日本人認為地震與雷暴關係密切,而且地震與雷暴發生的巨鳴相近,因此人們曾認為雷聲既有些是從天上而來,也有些是從地下傳上來,所以雷暴引發的巨響與地震相近,雷電直擊地面時產生的震動也才會被當作是地震的一種。總之,這種將地震與雷暴連想於一起的思想在後來將自然現象擬人化、擬神化時,產生了重要的指標作用。

那麼,日本人什麼時候開始提到地震呢?在文獻史料上,日本最早記載的地震發生在公元六世紀末的五九九年,出自著名的古代歷史書《日本書紀》內。由於《日本書紀》是成書於公元八世紀左右的著作,五九九年是否真的在飛鳥發生地震,有的話震度多少等等都已經無從稽考。總之,從這條線索來看,日本人很早便記錄了地震,而且按上述的記載,當時的國君.推古大王(天皇」是後來的稱呼)下令國家四方開壇祭祀「地震之神」。

雖然《日本書紀》沒有詳細描寫「地震之神」是什麼模樣的,但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推斷出,當時的大和王國的人相信地震是由神明引起的災劫。到了後來,地震發生的原因解釋更不斷擴大,例如八世紀的奈良時代,當時的日本人受到神話故事影響,相信含冤而死的人會化為怨靈,製造天災來進行報復,希望在世的人祭祀安撫。

素戔嗚尊斬八岐大蛇的故事


而且,會用這招的不僅是怨靈,當時的人還已死去的大王或王族也會通過地震來警告現世的子孫,因此震源便是在這些大王、王族的山陵之下,於是奈良時代開始,朝廷便會利用拜祭山陵來慰撫老大王們。除了這些死人,當時人認為神明也存在兩義性,祂們既會保護凡人,也會出奇不意、毫無先兆地進行破壞、發動災害來促使凡人祭祀他們。這種思想在後來與引進到來的中國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結合,形成了天譴思想和德政仁治思想的基礎,成為一個統治者自我警剔的無形信號。

在這種理解下,當時的天皇與朝廷除了將天然災害與統治得失相結合外,從來的慰靈思想也同時併行,甚至將舉辦慰靈撫怨的法會視為驅除地震等災害的必要措施。



三、地震與龍神

如前節所示,隨著佛教思想的滲透,日本人對於自然災害的理解和認識方法也慢慢增添了更多的佛教元素。公元八世紀時的聖武天皇大力扶持佛教發展,同時他也深受佛教思想影響,大量從唐帝國和朝鮮諸國帶回來的佛經翻譯作品裡,便有提及地震等天災與世間的關係。

其中,大乘佛教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和《大方廣佛華嚴經》等便提到了佛陀、世尊每當要警示世人、消除邪魔時,便會用自身的能力發動六種不同的震動。換言之,在佛教的解釋裡,地震其實是佛教神明的忠告和救濟凡人而來的。
被龍包圍的日本國


後來,吸收了佛教的經典與中國道教思想的陰陽道利用這些思想,進一步演繹出新的說法,如在室町時代時的天文占卜書裡,便將上述的六種震動改少為四個,即「火神動」、「龍神動」、「金翅動」和「帝釋動」。

這些不同的地震原本是按時間、方位而定,中間的變化在此不贅,總之「龍動」或者「龍神動」的地震是在白天到黃昏的時候。然而,根據災害史家的研究整理,到了中世紀以後,「龍動」越來越多,甚至幾乎都是龍動。這是因為為什麼呢,至今仍沒有一個全面的解釋。不過,同時期(11-14世紀)佛教和中世神道進一步融合,佛教裡的水神龍王與神道中的龍蛇(八岐大蛇)的故事揉合在一起,而且,日本人更認為龍神其實是神佛的化身。

自中世紀以來,龍作為神佛警世的化身,又是潛伏在自然環境的靈獸,以龍為主題的傳說、故事也越來越多,在民間的形態和曝光率越來越多,久而久之,龍也越來越神通廣大不僅跟地震、雷暴有關,就連火山爆發等其他災害都扯上關係。

雖然如此,龍跟地震的密切關係還是不變的。在當時,日本人相信日本的龍跟蛇一樣,住在水底、洞中或地下,而且空間互通,當牠們又要出來亂動時,便會在其中一地的地下/水下引發地震。現在日本各地的地名「龍口」、或者寺院、神社、岩洞裡的「龍穴」便是當時人想像出來的龍神出入口。

雖然日本人基本上受到佛教思想影響,視龍為帶來災害的靈物,需要祭祀安撫,但同時基於日本傳統的慰靈思想,他們也相信龍神受到妥善的祭祀後,便會反過來保佑人間。
奈良室生龍穴神社中的「龍穴」




四、鯰繪與地震

說到最後這個部分,或許有讀者會疑惑:「引起日本的地震不應該是鯰魚嗎?怎麼會是龍呢」。的確,我們在網絡、書籍甚至電視節目裡都會聽過說,江戶時代的人相信地底住著大鯰魚,就跟上面提到龍神一樣,會突然動起來引發地震。

因此,問題是為什麼中途龍會變成了鯰魚呢?首先,地震由龍神在地下、水底鼓動而引發的說法自中世紀,便大抵安定成為根本概念。日本人甚至因此而相信日本國土(抽象上的)的地下和周圍住著一條巨龍,保護著日本(但同時又會引發地震等天災)
竹生島


這個觀念一直到江戶時代中期的十八世紀,都一直維持著,而且大概覆蓋大部分日本的國土。不過,在同時間,新的概念也在慢慢產生了改變。那就是不少讀者熟悉的鯰魚。

可是,不少人有所不知的是,鯰魚與地震關係其實不長,而且存在期間短,又主要限定在江戶城下,實在是一個特別的現象。那麼,江戶城民究竟是怎樣、什麼時候將鯰魚與地震聯想起來的呢?具體的成型過程仍有不明的地方,但將鯰魚跟龍混為一談的痕跡其實在室町時代已有可見,在更早的一些局部地區的傳說裡也能看到。
當中,一個主要來源是來自近江國(現在的滋賀縣)內,浮在琵琶湖上的著名宗教聖地.竹生島信仰。當時的人相信,竹生島就是日本的核心,竹生島的底下便藏著支撐日本的柱子和基石,即「要石,而在那裡住著一條如魚一樣的魚龍,保護著這「要石」。
鹿島神宮內的要石


魚龍的說法從室町時代產生,後來也曾在戰國時代隱約可見。只是,這個說法是怎樣輾轉在江戶時代末期膾炙人口,則還是不太明確。然而,上述類似竹生島的說明在江戶附近的鹿島神宮的故事,就鹿島之下也有支撐日本的柱子和「要石」,而關鍵的是守護這要石的已然變成鯰魚。

由此推想,在江戶時代屬於守護江戶外圍,深受關東八州人民崇敬的鹿島神宮的鯰魚傳說很可能便是鯰魚在江戶取代了龍神角色的主要原因。
鹿島神宮與「要石」繪


鯰魚與地震結成更強聯繫,而且被江戶民眾畫成「鯰繪」的風潮,出現在幕末一八三零年代的安政大地震時,在這前後,也已經有局部將地震與鯰魚扣在一起的繪畫。安政地震後,「鯰繪」在江戶蔚然成風,鯰魚除了是被江戶人認為是招來地震的元兇,遭民眾喊打外,同時還是民眾表達不滿的媒介,鯰繪中的鯰魚會化為人形去從有錢人身上奪出金錢,救濟受地震之苦的百姓。因此,江戶人對鯰魚的態度也是存在雙義性,再按這雙義性將「鯰魚」分成「大鯰」跟「小鯰」,前者作亂引起地震、亂事,後者則是幫助百姓的吉利之物,時人還會將畫有小鯰魚的鯰繪貼在家裡,求免遭災。
救濟的鯰繪

遭人喊打的鯰魚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這種鯰魚熱潮並不是人人受落,當時的武士和知識層都視這個現象為民愚行為,一點都不「科學」,而且這種應運而生的「鯰繪」也沒有在全國擴散開來,可以說是「大江戶」人對世相時局的獨特投影。到了明治維新時,「鯰繪」便被斥為愚昧、落後的代表,隨著西方科學和思潮進入,曾剎那間引發大江戶人共鳴的「鯰繪」也慢慢地的被遺忘了。

2019年1月26日 星期六

病之江戶史—梅毒與遊女的哀歌




、至今仍在的威脅

相信大家曾經聽過「梅毒」這種著名的性病,是愛滋病肆虐前,人類社會最大的,由性行為引起的致命病患。對於一般性行為正常,始終意識到安全性行為的人們而言,這個大約出現在五百多年前的病患自然是遙不可及的存在,幾乎可以說是與己無關的問題。

即使是這樣,卻並不代表梅毒已經完全遠離我們的生活,事實上,在近來不少國家裡,梅毒為首的性病感染數字有回升,甚至有增加的趨勢。以日本為例,據日本的國立感染症研究所的統計數據,日本國內的梅毒感染人數自2014年開始逐年攀升,截至今年(2019)一月上旬為止,日本國內於2018年全年便有近7000人感染梅毒,比2017年度增加1100人,而且是48年內首次出現單年感染人數突破6000人的。

梅毒再次迎來爆發潮的原因有很多,據上述的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專家分析,主要是隨著社交媒體普及,多了使用者通過社交媒體進行性交涉,同時由於日本國內的性教育普及力度不足,不少涉事者的安全措施意識相對薄弱,導致情況一發不可收拾。

當然,梅毒感染人數上升的消息傳出後,日本國內便出現了各種千奇百怪的揣測,不少都將問題源頭全面歸咎於訪日的外國遊客帶來病毒,並通過嫖妓、一夜情等行為使問題惡化。

雖然有關當局已經出面澄清,指這種憶測沒有根據,但是這種的確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揣測,但這卻不代表日本人將問題歸咎於國外人士的想法是空穴來風,毫無因由。

事實上,日本作為島國,梅毒發症的原因的確是由於外地傳入引起的。一如後述,梅毒初次在日本爆發,便是在著名的戰國時代中期,經明帝國、琉球王國傳入。自此之後,梅毒便在日本紮根,在江戶時代成為其中一個主要的病患,甚至被稱為江戶日本的主要「國民病」之一。

一般而言,在從前的觀念上,我們都會將性病問題聚焦在男性身上,因為在封建社會裡,男性是嫖妓主體和需求者。即使這是沒錯,但要探討梅毒在當時社會的影響和問題的嚴重性時,另一方的主體—女性,也就是提供性服務的賣春者的角度也是不能忽視的。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在江戶時代大行其道的賣春者—各種遊女是怎樣為了生計和生存,被迫受到梅毒的折磨。



二、江戶時代的性病問題與遊女

梅毒的來源仍然有不同說法,但其中一個說法指,梅毒是由航海探險家哥倫布到達美洲後,再帶回歐洲,然後開始了廣泛性爆發。不僅在歐洲,後來也隨著歐洲人的足跡,亞洲的印度、南中國、琉球等地都先後「淪陷」。

前節提到日本最初確認梅毒登陸,是在戰國時代的一五一零年代,換言之,梅毒比傳教士更早到達日本。

由於是當時的全新疫病,日本又處於戰亂時代,有關梅毒的稱呼也是因地方而異,初時在京都便被稱為「楊梅瘡」、「唐瘡」、「琉球瘡」,也有稱為「肥前瘡」的記錄。經此之後,加上那時代日本民間(貴族亦然)的性風俗和性道德相對開放,比起更早受梅毒之害的歐洲人而言,日本人的性事可謂不設防。這方面在後來到達日本傳教的傳教士在記錄裡的批判也是歷歷在目,隨處可見。

於是,對梅毒一無所知的戰國日本人便開始廣泛受到梅毒的影響,但梅毒問題真正開始獲得正視的,卻要等到數十年後,天下泰平的江戶時代。其中一個重災區便是「首都」江戶城。


著名的吉原是當時人們尋花問柳的熱門地區,但事實上,吉原只是其中一個發病地點。在當時,沒法負擔費用的人士,以及無法在吉原從事遊女工作,又或者因為各種因素,要算賣淫維生的女性便在江戶城下的各地,如著名的四宿(品川、板橋、新宿、千住)以及主要街道旁,以流鶯從事賣淫。

隨著梅毒入侵並且紮根,而江戶作為日本全國,甚至東北亞最多人口的城市,對於娼妓業需求與日俱增。據統計,在十八世紀末,江戶登錄的人口比例上,正規男女人口比例嚴重失衡,男多女少的問題持續,娶妻不易,嫖妓卻大行其道。可是,由於當時包括吉原在內的各個賣淫業並沒有安全措施的意識對應工作,當時社會又普遍賤視娼妓和女性,更加不會想出什麼具體的行政方策去解決問題,更多的是將問題歸究於神佛的懲罰和命運安排。

十八世紀時代將梅毒擬人化後的「梅毒大王」


在這個惡性循環下,低下階層的流鶯以至城下町民之間交叉傳染,甚至帶病工作的情況也是十分常見的。對梅毒有些了解朋友也會知道,身患梅病的其中一個明顯病徵,就是鼻樑軟組織受病毒侵襲,使鼻部出現潰爛、下陷,繼而脫落,最後身體出現多種腫脹、瘤物,然後死去。大家可以想像流鶯們和嫖客在生理需求、生計和病患之間掙扎的矛盾情景。

染上梅毒的江戶人骸骨



根據著名的蘭學名醫.杉田玄白的回憶錄《形影夜話》記載,當時江戶城下患上梅毒的人不可勝數,而且大多集中在處於社會較低階層的人士,所謂「下賤者百人中有九十五皆得此病,其源乃因花街賣色無制也」,情況不只在江戶,「長崎、京阪」等地也是重災區。

不少人日夜到寺院祈求神明幫助,而由於當時的江戶仍然未有根治梅毒的方法,不人的希望最後都落空,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根據其他醫者的記錄,當時已經到達了「十人中有八、九人得此病」、「患者數萬計」的情況。

慨嘆梅毒難治的著名蘭醫.杉田玄白

即使這個說法帶有誇張、感性成份,但不難想像情況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因為根據明治時代以來多次在東京的挖掘工作中,都不難在挖掘出土的江戶時代成人骸骨裡,驗出梅毒徵狀的樣本,而且男女皆有,絕不限於其中一種性別。

當時的人是不是就對梅毒無動於衷呢?當然不是。到了十八世紀末,在江戶等梅毒重災區,開始湧現了專門醫治梅病的「黴醫」。其中如出身伯耆國米子(今日的鳥取縣米子市)的著名治梅名醫.船越敬佑除了醫病外,但留意到防患未然的道理,大量繪畫、著書(如著名的《黴瘡茶話》)科普,讓低下階層了解梅毒的可怕性及影響。
船越敬佑《黴瘡茶談》

與此同時,蘭學開始發展起來後,配合傳統的漢方治療,防治梅毒的藥方也陸續登場,蘭學的治方主要是混入不會致命份量的水銀作為抗菌的成份之一。然而不難想像,效果十分有限,而且還會因為反覆用藥,最終中慢性水銀毒而死。

就這樣,梅毒的問題一直懸而未決地迎來了十九世紀中期的開國時代,開國後歐美諸國的官員及商人驚訝日本的梅毒問題嚴重之烈,但他們本身也對娼妓有需求,於是英國人便率先地強烈要求明治政府為東京都下的吉原、新吉原等公娼、私娼之地實行檢梅制度,引入西方的防治方式去監測梅毒的情況,讓外國人「安全、文明嫖妓」。

不過,即使開始導入防控措施,梅毒問題一直要到一九一零年代,即登陸日本四百年後,才初發明了灑爾佛散來對治梅毒,但真正從根本著手治療的,則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以上可,江戶時代的經濟、生活發展背後,其實隱藏了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而梅毒問題的特別之處,在於這個問題涉及到不僅是社會風俗,還是社會弱勢階層群體在歷史上難以看見的實情告悲哀。然而,如同現時網路上常見的名句「人類總是重複犯錯」,從以上第一節中可以看到,我們總是每隔一日時間便會患上失憶症,忘記了祖先犯過的錯誤,重蹈覆轍,歷史卻永遠默默地為我們記錄自己犯過的愚行,只是我們總是後知後覺而已。

2019年1月24日 星期四

三春田村氏的攻擊大將~攻月齋-田村月齋傳~(上)(1488年前?~1590年後?)

文責:小編 陳家倫
表責:小編 陳家倫

田村月齋 圖取自 遊戲 信長之野望 大志


田村月齋的出身

田村月齋,名賴顯,或名顯賴。陸奧三春城主田村氏的一族,田村盛顯之子,田村義顯之弟,並侍奉義顯、隆顯、清顯及宗顯四代,同時也是田村家中的有力大將。


田村氏家紋(車前草紋)

做為田村氏的有力一族,月齋可說是見證了三春城主田村氏戰國時代興衰的人物,在其兄長義顯的時代,平姓田村氏於永正元年(1504)從根據地守山(郡山市)轉移到三春城(田村郡三春町)。

而月齋做為義顯的弟弟,也被派遣到東境的移,而與佈署在三春東邊的船引的田村憲賴(義顯次子)、三春東南的小野的田村顯基(梅雪齋,義顯三子)一同建構田村氏東部的防衛網。


田村氏家系與伊達氏、相馬氏姻親關係圖略表


天文四年(1535),月齋之兄長義顯退休將三春氏當主之位傳給義顯長子田村隆顯(月齋侄子),以後月齋便以一族的身分輔佐侄子隆顯。


田村月齋的侄子 田村隆顯
    圖取自 遊戲 信長之野望 大志


然儘管如此,戰國前期的月齋資料並不多,只能確定做為田村氏的一族,月齋成為田村家的有力家臣輔佐的兄長義顯及侄子等人。

而進入天文年間之後,南奧羽的強權伊達稙宗、伊達晴宗父子爆發對立,並引發近鄰諸家捲入爭亂的天文之亂,儘管天文之亂最終平息,但是同亂卻導致了田村隆顯與會津的蘆名盛氏關係打壞。

因此進入1550年代以後,田村家與蘆名家多次在今日福島縣中通地區(福島市、二本松市、郡山市、須賀川市與白河市等地)爆發戰鬥,而安積郡西部(今二本松市一部分及郡山市)與岩瀨郡(今須賀川市一帶)更是蘆名家與田村家衝突的激戰地,而夾雜在兩家之間的二階堂、伊藤(伊東)等也因此捲入兩家的紛爭。


與田村隆顯關係打壞的蘆名盛氏
圖取自 信長之野望 大志


永祿二年(1559),田村隆顯攻陷了二階堂氏的大槻、今泉二城,而據傳月齋此戰也隨侄子隆顯出征,並在戰後被隆顯派往前線的今泉城擔任城代,負責守備西部前線。


1560年代 田村、伊達、相馬及蘆名四家關係圖


由於田村氏早在隆顯迎娶伊達稙宗之女小宰相後與伊達氏關係良好,而東鄰的相馬氏也在清顯迎娶相馬盛胤之姊 喜多()之後而關係穩定。

因此1550年代以後的隆顯時代,田村氏的東部及北部的國境可說是相對穩定,反之則是與東南岩城氏關係不睦,而西方的蘆名氏更是主要敵人。

因此把隆顯委派叔父月齋鎮守西境前線的今泉城,除了可以看出田村隆顯時代的外交情勢改變之外,更能看出隆顯對月齋這位叔父的信任及能力的肯定。

攻月齋

隨者北常陸的太田城主佐竹義昭、佐竹義重父子的北進,也為南奧的政情增加變數,除了在同一時間小高城主相馬盛胤與伊達輝宗的關係走向惡化的同時,南奧也因為佐竹氏北進增加變數,而南鄉(今日福島縣棚倉市)更是落入佐竹氏之手,而岩城、石川兩個南奧名族也倒向佐竹陣營,因此也使得白川、蘆名、田村、與伊達等家感到威脅。


戰國中期(1570年代) 南奧領主勢力關係圖
圖取自 愛姬誕生450周年 網站

而在這個時候,田村清顯這位月齋的侄孫(隆顯嫡子)也登場於歷史舞台,因為佐竹氏的威脅,清顯的時代乃改與敵人蘆名盛氏和解,並與蘆名、伊達乃至白川等家形成同盟對抗北進的佐竹氏。

而在元龜年間(1570~1573)到天正二年(1574)的清顯繼承家業的初期,我們更能看到田村軍與蘆名軍共同陣線,對抗佐竹軍。


元龜年間南奧關係情勢圖


比如在元龜二年(1571),田村清顯及蘆名盛氏便聯手進攻佐竹氏所控制的南鄉,並進攻南鄉的主要據點寺山城等城寨,而當時蘆名盛氏在寫給留守領國的家臣中提及

「因為(田村)清顯及(蘆名)盛興的馬迴(旗本)於寺山城牽制之下,並攻擊了羽黑(福島縣塙町),兩千之敵中殲敵五百,對於決定南鄉的一戰能有這樣的成果,是我的本願。田村眾也在攻略寺山城上勇猛的戰鬥,戰鬥本身並不有趣。」

從蘆名盛氏的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佐竹義重這個異國兇徒的北進威脅下,田村氏與蘆名氏這兩家族從敵對轉為聯手,並在實質的軍事上組織聯軍進攻佐竹氏所控制的南鄉。



僅管這封書信並沒有直接提及田村月齋的活躍,因此我們無法直接斷定,田村月齋有參加寺山城的攻略戰。

但是在另外一封被比對為元龜二年(1571)或元龜三年(1572)的蘆名盛氏所寫的書信中則對於當時在滑津一帶所爆發的戰爭中提及戰況

「月齋始,田之眾走入侯上,佐眾敗軍,手負越度無濟限侯」(原文)
「月齋為首,田之眾者(田村軍)攻入其中,佐眾(佐竹軍)大敗,傷亡不計其數!」

若從蘆名盛氏的書信來看,可以看出月齋當時作為田村軍的有力大將,進攻佐竹軍的陣營中,並在猛攻之下大勝,導致了敵人佐竹軍傷亡慘重,從中可以看出月齋做為田村家的代表大將,在戰爭中的活躍。


田村軍與蘆名軍聯軍宇佐竹軍的激戰地 南鄉


也因為多次在戰爭中有所表現,田村月齋也被近鄰諸家畏懼,甚至據傳有了「攻月齋」的外號。


2019年1月23日 星期三

直江狀 中文翻譯


文責:站長

繕寫直江狀的直江兼續
圖取自 遊戲 信長之野望 創造 戰國立志傳



今天既然是直江兼續的病歿日,因此我們也來分享一下跟直江兼續有關,也可以說是直江兼續事蹟中最有名的一件事,那就是-直江狀-

雖然說直江狀至今在考據上仍有爭議,加上內容版本眾多,即使直江兼續確實有送出書信這點是可以確定的,但是因為有眾多版本,版本之間可能略有差異,因此筆者便只翻譯當中一個版本,給與同好進行參考。




直江狀翻譯文:

今月一日之尊函,已於昨天十三日到達,並詳細拜讀了,幸甚幸甚。

一、就當國(上杉家/上杉領)之事,對於其地(上方=京坂)流傳各種流言令內府大人感到可疑,我等實在感到遺憾非常。然而,既然京都伏見種種的流言都已是無法制止,更何況景勝資歷尚淺,有這樣的流言亦不需大驚少怪。請閣下放心,這樣的事今後肯定還會發生的。

一、有關景勝上洛延遲之事引來種種說法,實在匪夷所思。前年改封不久便上洛,去年九月回國,今年正月時又被命上洛。這樣的話,何時才可處理領國內政呢?再者本國(會津)乃雪國,十月至三月之間什麼事都做不了,閣下可找熟知我國的人詢問一下。若仍然覺得景勝乃心存異心的話,煩請說出來讓我等參詳一下。

一、有說「如景勝沒有異心的話,請交出誓詞以作證明」,這樣的話,去年以來提出的數張誓詞也等同作廢了。

一、太閤在世之時,常說景勝為規矩實誠之人,至今亦絲毫沒有改變,與現今朝令夕改的世代盡是不同。

一、雖然景勝絕無異心,可是誣告者之讒言既沒有受到處罰,甚至直接信以為真,認定景勝有異心之舉,實在遺憾萬分。若非草率行事的話,請把誣告者找出來,查清當中的是非曲直。如不辦妥,可想像內府大人乃表裡不一之徒了。

一、北國(前田)肥前守(利長)之事,內府大人任一己之意將之處理,實在威光不淺啊

一、增田(長盛)、大谷(吉繼)兩位大人代為仲介之事,實在難得。固然相關之事可由兩位大人代為辯解,榊原(康政)大人作為本家的仲介擔當者,如景勝異心已昭然若揭的話,自然會向我家提出異議。這樣才是符合武士之道,同時也是為內府大人盡力。可是,現今卻竟成為誣告者堀監物的代辯者,更沒有制止此人胡說八道。是忠臣,是佞人,還有賴閣下自己判斷。

一、以上乃有關流言的第一點,上洛延遲之事。

一、第二,有關儲集武器之事,上方的武士大都收集今燒、炭取、瓢等迷惑人心的東西。而鄉下武士則會收集長槍、鐵砲、弓箭等武器。若考慮到每國(地方)的風俗,自然不會有可疑了。縱使因為沒有收藏這些東西(今燒、炭取、瓢),而要去準備也好,那景勝要有多少財富才夠呢?以此大作文章,於天下實在是不適當的舉動。

一、第三,有關鋪路、架舟橋,是為了交通往來暢行無阻而做的,乃一國之主的任務。於越後亦有設路、架舟橋,而且至今仍然架置於越後,此事堀監物都理應熟知才是。當我們轉封至本國(會津)之時,亦沒有把它們處理掉,說是本國,久太郎(堀秀治)要把所有路、橋都拆毀的話,那需要費多少人力物力才夠啊?竟然連設路也不做。景勝領(會津)內,不單是越後,通往上野、下野、岩城、相馬、(伊達)政宗領、最上、由利、仙北諸境都一如以往地鋪設道路,其他大名都沒有什麼不滿,就是只有堀監物(直政)懼怕鋪路而諸多投訴。相信閣下可以想像得到,此人乃何等不知兵事之輩吧。若景勝果真對天下存有異心的話,則應在諸邊境內設乾堀,堵塞通路,這才算是防戰的準備工作。於十面鋪路的話,一旦有異心,自然將在諸路面對各路敵軍,這樣的話,單是一面的防禦都已不可能了,更遑論要防禦十面了。就算說要向境外出兵,若只有一個方面的話,景勝(這裡指上杉軍)還可以全力盡出,但若向兩個方面出兵的話,還可以傾巢而出嗎?(堀監物)真是一個叫人無奈非常的笨蛋啊。景勝領內的道路、橋樑,可請江戶派使者經白河口進來巡視一下,通往奧州的邊境也可派使者來巡察,相信把各地邊境都看過後,使者定必能理解的。

一、雖不想輕言犯上,然則內府大人曾言道自今以後都不妄說虛言,可是說高麗不降服,後年便出兵云云,不就是虛言嗎?可笑可笑!

一、景勝今年三月正值謙信法忌,原本此事辦好後,就打算上洛。正當要準備軍備、軍隊,以及處理內政之時,由增田、大谷大人派來的使者便到來告知,景勝現存有異心,情況不好。說「如無異心就立即上洛」,又說「這是內府大人的想法」。本來,如非行事草率的話,理應先聽取誣告者的說辭,再查明其實,這樣才是誠懇的做法。可是,現在卻無端的宣稱(我家)存有異心,說什麼「如無異心就立即上洛」之類騙小孩的把戲來玩弄我們,真是十分遺憾。昨日還是心存異心之輩,其手段本已有違常理,卻又帶著不知羞恥之嘴臉上洛,或結親,或領取新封賞,或不知恥地與其他人打交道。世間如此的風氣實在與景勝的風格大相逕庭。即使從來沒有異心,卻在被世人指異心天下共知之時上洛的話,(景勝)向來的實誠之風評、作為武士的面目皆付諸流水。所以,除非找誣告者出來當面對質,查明其罪,否則我們都不會上洛。以上的立場,景勝有理與否,還望閣下能思考一二。家中藤田能登守(信吉)於七月中旬離開本家,走到江戶後又上洛之事,相信閣下都已知道。是景勝有錯,還是內府大人表裡不一,就交給世人評論了。

一、其實也不需要多說了,景勝本來就絕無異心。現時卻已墮入無法上洛的圈套之中,叫人十分憤恨,是否上洛便視乎內府大人的判斷力了。即使就這樣留在本國,被指責違背了太閤的規定,使以前提交的誓詞作廢,捨棄秀賴少主於不顧也好,與內府大人僵持對立的話,就算成了天下霸主,也難逃罵名。這是畢生的莫大恥辱,我等能不顧這後果而公然謀反嗎?請閣下放心吧。但是,把誣告者的讒言當成事實,陷無辜者於不義,實在使人無奈。既然這樣,誓詞、約定也是多餘的。

一、於其地(京坂)把景勝說作叛逆,於(上杉領的)鄰國便說我家將有行動,故要準備動員,或說要加派人手駐城,或說要準備兵糧,或說要在邊境收押人質、設置關卡之類種種的流言,都是愚昧之輩搞的鬼,我家自然不予理會。

一、雖然閣下說應秘密地派使者到內府大人處,然而從鄰國既有誣告者中傷我家,又有家臣.藤田能登守出走,更被內府大人懷疑有異心,如在這個時刻認錯道歉的話,世間定會說我家乃表裡不一之輩的。故此,以上的諸條在查明事實之前,將不會向上方申訴的。還望閣下代為調解,我家萬分感謝。

一、雖身在遠國,以上都是我等推量後的想法,希望閣下把此情況代為傳達。現今乃使人苦悶之世代,本為事實的事情也變成謊話,當然,我等相信閣下是能分清是非黑白的,故一寫便寫了這麼多了。當中失禮之處甚多,但為了令閣下了解我等的心底話,也不顧得這麼多了。侍者奏達,恐惶敬白。

2019年1月19日 星期六

魔王信長愛「看肉」? —淺談相撲與「天下布武」的秘密關係—




序、青年信長的日常嗜好

以下是記載在《信長公》的一段小故事,甲斐國的戰國大名武田信玄詢問一名來自尾張,名叫「天澤」的天台宗僧侶關於織田信長的底細。

信玄對天澤說「請你毫無遺漏的告訴我信長的行事作風」

天澤說:(信長)每朝都會騎馬,也會練習火繩槍,師從橋本一巴;此外,聘請市川大介為自己指導弓術,又時常跟從一名叫平田三位的人學習兵法。還有,信長經常放鷹狩獵。」

接著,信玄又追問天澤信長還有沒有其他嗜好時,宗澤便說信長還喜歡跳當時十分流行的幸若舞,而且只會跳其中一首名為《敦盛》的曲子,一邊唱,一邊跳。

不少信長粉都曾聽過以上的小故事,先不論《信長公記》的作者.太田牛一為什麼要加插這一個故事,以及其可信性有多高,但我們姑且可以相信天澤介紹信長除了幸若舞,日常嗜好如弓、火繩槍和兵法都跟軍事有關,而放鷹狩獵則屬於當時武士們的典型活動,而且是象徵武士勇武形象的一個重要玩意。

武田信玄



除了以上的活動之外,信長喜歡茶湯以及相撲,今次我們來重點談談相撲與信長的因緣。在這之前,先簡單介紹一下古代至信長時代的相撲。



二、相撲的起源

「相撲」(SUMO)又寫作「角力」、「角觝,其歷史可以追溯到日本的神話時代。在考古學上,曾出土了不少製作於古墳時代,呈力士形態的埴輪土偶。雖然這些力士土偶與現代的相撲手大為不同,但可以說角力搏擊活動早在沒有文字的古墳時代已經十分盛行。

而在歷史學上,《日本書紀》、《播磨國風土記》等神話故事也有提到各地神明通過相撲角力來分勝負,以決定誰跟從誰。而真實的歷史文獻上,力士進行角力的記錄大概可以追溯至公元八世紀左右,而且有兩個主要的發展途徑。

第一種早期的相撲其實是一種宗教活動,專門在神社、佛寺舉行定期的祭祀活動上,為神明提供娛樂的,被稱為「神事相撲」。另外,也在文獻中看到寺社遇上大旱時,也會舉行「神事相撲」,祈求神明賜雨。

平安時代的相撲


另一種則是源自於古代王朝時代軍事訓練的項目之一,朝廷會向全國各地徵求勇武有力之士到京城,又或者派出「相撲使」下鄉物色,合用者便會編入衛府,成為國家軍隊的特種兵。後來,隨著外敵不,王朝制度弛緩,衛府的必要性下降,相撲角力之士則改為在宮廷活動時作為表演者,為天皇與貴族獻技,這種表演便是著名的「相撲節」。

以上分別來自民間與宮廷的早期相撲都仍然與現今的大相撲不太相同,既沒有負責判別勝負的判司,也沒有用作劃定比賽範圍的土俵。換句話說,中世紀時代的相撲與現代的大相撲其實是神似而形不似的兩個東西,值得我們留意。



三、武士時代的相撲

武士於十一世紀急速崛起後,只花了一個世紀半的時間便從藤原氏與天皇的手裡,將國家統治掌握在手裡。源、平、藤原為首的高級武士軍事貴族的身份奉效朝廷,尚武至誠的精神成為了一個身份認同的憑證。因此,鎌倉時代以後的武士大多崇尚練武,其中一個練武的活動便是相撲。

相傳開創鎌倉幕府的源賴朝被平清盛放逐到伊豆時,便讓家臣在閒時玩起相撲以消遣,後來幕府成立之後,仍然會定期讓御家人在殿前進行相撲,作為娛樂。

源賴朝


這裡我們要留意的是,那時代的相撲並不是武士的專利,鎌倉幕府以後各時代舉行的相撲大會,都混雜了武士和各地的力士前來一試身手。如在後面我們將會提到這些力士很多都是出身民間,只是因為應召離鄉來討生活而已。

另一邊的神事相撲也繼續在各地民間舉行,而且慢慢發展成一種類似今天賣藝募捐的手段。神社和寺院既通過神事相撲來娛樂神明,但隨時代發展,寺社也開始想到借助神事相撲來吸引附近的百姓前來觀看,然後收取觀賞費,以充當日常開支或修築費。

以上可見,較為原始的相撲早在信長時代以前已在日本各地的不同階層十分盛行,並非只有信長才喜歡的。而且,除了信長之外,我們也能從一些文獻裡看到其他戰國大名如長宗我部元親,還有後來的豐臣秀吉也曾舉行過相撲活動,可以說,到了戰國時代,舉辦相撲活動的其中一個搞手,便是統治一方的戰國大名。

那麼,為什麼大名們要組織相撲活動呢?接下來終於重新請出信長作為例子,為大家介紹說明一下。



四、信長與相撲

意外的是,信長與相撲的因緣比較晚,本文開首提到信長早在青年時代便與騎馬、弓術和火繩槍形影不離,而信長與相撲的最早記錄則要等到他征服了近江南部之後,大約在一五七零年代才陸續出現。

元龜元年(1570)三月,信長則征服了南近江後,便下令召募近江國內的力士好手前來進行競技,稱為「上覽相撲」。按照《信長公記》記載,後來信長又在天正六年(1578)、天正八年(1580)和天正九年(1581)舉行了最少五次相撲競技大會。其中在天正六年八月那次在安土城下(具體地點不詳)舉行的相撲大會更召集了一千五百名力士前來參加,比賽時間更長達十小時。

雖然,《信長公》裡並沒有列出所有力士的名字,但是從書中提出的部分相撲力士的名字來看,既有部分是屬於武士,也有一些是沒有苗字的民眾,如「百濟寺的鹿」、「地藏坊」、「荒鹿」等。雖然我們沒法知道他們的底細和來歷,但我們在《信長公》的相關記錄裡也看到了一些名字相若,或者苗字一樣的人物均出現在這五次相撲競技裡,這暗示當時也有部分家族以相撲為業的可能性。但是綜合考慮以上的各式各樣的名字混合出現,反映當時的相撲還沒有職業化和專業化,仍然是由不同出身的人從四方八面慕名參與。

那麼,信長舉辦相撲活動就是為了「看肉」嗎?當然不是,其實信長(包括其他大名)是希望通過舉辦相撲活動來吸引當地隱藏於民間的能人異士現身,就跟古代王朝時代一樣,當大名找到合適的人選時,便會招攬成為自己的家臣。以信長為例,他在這五次相撲大會裡,便有鯰江秀國和青地與右衛門被信長收為家臣。信長起初先任命他們為「相撲奉行」(具體職務不明),後來又分派兩人到不同工作崗位奉公。

由此可見,信長選擇在新征服地.近江多次舉辦相撲活動,便是因為他對近江國掌握程度尚算不足,於是反覆通過相撲來吸納家臣,以上述的鯰江秀國和青地與右衛門的名字而言,估計是當地的地方小領主,而且鯰江家據傳更是六角家舊臣,顯然舉行相撲大會的另一個目的便是要招募前領主六角家的遺臣改投自己旗下,既可以繼續補充人手,同時也可安定領國的統治,更可以增強地方的向心力,可謂一石三鳥。

當然,站在相撲力士的角度而言,果能夠獲得當地最大領主收為家臣,生活和功名也算是有了著落,也算是拚得立身出頭之日的最佳機會,算得上是互惠互利的事情。

我們常拿信長任用出身民間的秀吉為家臣的例子,來肯定信長不計較出身,用人唯才。這當然有片面、誇大之嫌,因為其他大名也有類似的例子,而且以上面的例子而言,信長不只是獨寵秀吉一人,而是用不同方法持續地吸納人才,為己所用。

以上所見,直到信長時代為止,除了神事相撲外,由大名組織召集的相撲會從本質上和形式上均不是武士的專利活動,反而是讓一些出身草莽的人士抓住了改變命運的一條繩索,在帶動社會階層流動上產生一定的作用。當然,這個流動之所以能夠發生,是跟戰亂時代急需人才補充,以備不時之需的客觀環境有關。

因此,到了泰平安定的江戶時代,相撲便逐漸走向專業化,形式和用途上也慢慢傾向娛樂為主要目,成為今時今日讓日本國內外人士慕名觀看的大相撲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