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或遠征？重陽節重看村山等安與江戶幕府「臺灣遠征」！

文責:小編 陳家倫 

貿易或遠征？重陽節重看村山等安與江戶幕府「臺灣遠征」！

 

今天是重陽節，也趁據傳是與江戶幕府遠征台灣的征台論有淵源的日子，來重看所謂１６１７年，日本的江戶幕府帳下的長崎代官村山等安率艦隊遠征台灣的遠征問題。

 

先說結論，筆者並不太認為這場一直被傳為軍事遠征台灣的村山等安征台事件，是一場貨真價實的軍事行動，反過來說，筆者認為這可能只是一場原本單純的商貿活動，在政治需求的操弄下，被有心人士操弄為如同日琉同祖論的政治需求養分，並在經過積非成是下，而誤傳的一場「臺灣遠征」。

 

關於所謂的村山等安的台灣遠征，《駿府記》及《德川實記》也未提及此事，由於《駿府記》的紀錄年份只到慶長二十年(1615年)十二月，一般認為村山等安遠征台灣則已經是元和元年(1616年)二月，而董伯起則據傳是萬曆四十五年(元和三年，1617年)三月回到福建，並在同年五月寫了封謝函『福建海道中軍官董伯起致日本長崎監市官村山等安』

 

感謝長崎代官村山等安派遣明石道友護送其回國，同封謝函目前也被收藏於台北的國立臺灣博物館。

『福建海道中軍官董伯起致日本長崎監市官村山等安』謝函

『福建海道中軍官董伯起致日本長崎監市官村山等安』謝函內容可參考 台灣博物館以下網頁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tm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HMSM1MLMD

 

內文

「福建海道中軍官董伯起致書日本長崎監市官村山

等安執事蒙

將軍令送起歸閩蒙

執事治船遣道友護送我

天朝官府皆嘉效順自海道督府

恭府皆出燕勞從厚錫？分船居處

選船將送所以報答

人啟釁自受惡名

執事今日富已極矣譬如累棋極高心墜此雖於起無與然蒙恩送歸莫盡其忠言也謹頓首拜

謝

萬歷肆拾伍年伍月廿九日書」

 

實際上在《德川實記》中唯一提及到與村山等安及台灣有關的條目，僅有一條元和元年(1615年)九月初九重陽節的條目提及

 

「此日(九月初九) 木屋彌三右衛門及唐蘭商人西類子及琉球人等給予渡海前往呂宋國的御朱印，此外給予高尾次右衛門及權六、唐蘭商人三官至暹羅國(泰國)，長崎船主彌一右衛門至柬埔寨，忠兵衛至交趾，(村山)等安置臺灣渡海的御朱印」

 

「此日木屋彌三右衛門并唐蘭の商西類子（しんによろ）并琉球人に呂宋國へ渡海の御朱印を下され，また高尾次右衛門及び權六、唐蘭商三官（しゃかう）は暹羅國(泰國)，長崎船主彌一右衛門には柬埔寨，忠兵衛には交趾，(村山)等には臺灣渡海の御朱印をくださる。」

 

 

唐蘭商人西類子為日本基督徒及商人，經營對呂宋等地的海外貿易，另一方面，其名類子即是路易斯(Luís)，換言之其名即是西路易斯(西類子)。

 

另一位唐蘭商人三官則考量其三官的名字，且名字讀音為(しゃかう，Shakau)可以判斷這位三官應該也是來日經商的明商，且可能經商路線也包含東南亞。

 

若我們簡單分析這段，可以確認在元和元年(1615年)九月初九 重陽節，幕府一口氣給了眾多日本及海外商人從日本渡海前往東南亞的出海許可朱印(公文)。

 

當中

①   給予木屋彌三右衛門、西類子以及琉球人渡海前往呂宋國(菲律賓呂宋島)的出航許可。

②   給予高尾次右衛門、高尾權六及明商三官前往暹羅國(泰國)的出航許可。

③   給予彌一右衛門前往柬埔寨的渡海出航許可

④   給予忠兵衛前往交趾(越南)的渡海出航許可

⑤   給予村山等安前往高砂(臺灣)的渡海出航許可。

 

可以說德川幕府在這一天重陽節，對商人們一口氣發出群發，發出多個前往南洋貿易的渡海貿易許可。

 

《德川實記》對幕府群發給各路商人 重陽節前往東南亞各國經商貿易的朱印狀記載

 

而《德川實記》這段記載其實是參考《異國渡海御朱印帳》這項資料。

在今日位於台北的國立臺灣博物館，也收藏了此年重陽節發出的給予村山等安渡海前往高砂國的朱印狀。

 

可參考 《異國渡海御朱印帳》元和元年高砂國(台灣)記錄

國立台灣博物館以下網頁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tm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PMWMZM8ME

 

當中提及

「十八 高砂國

一.自日本到高砂國舟也

 右

 元和元年乙卯九月九日

 

等安に下され、長谷川左兵衛アリ、元和元年七月廿四出oo 出て高砂國oo 由左兵衛oooo」

 

從這收藏於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元和元年高砂國朱印狀可以看到

幕府在元和元年(1615年)九月九日 重陽發出朱印狀。

 

且應當是給村山等安無誤，比較遺憾的是，因為筆者未看過史料原本，僅在網路上看過低解析度的圖案，因此在朱印狀下方的文字無法全然看清楚。

 

僅能憑所辨識出的文字推測，此朱印狀應當是給予村山等安，且很有可能是村山等安在同年請託長期奉行長谷川藤廣讓幕府發出渡海許可，長谷川藤廣在同年七月二十四日提出申請，幕府也終於在兩個月後的九月初九重陽發出渡海許可朱印狀。

 

得到渡海朱印狀的村山等安乃在隔年元和二年(1616年)三月，順者東北季風的風向，命兒子村山秋安率領十三艘船艦航向台灣北部的雞籠。

 

雖然國立台灣博物館認為，村山秋安元和二年三月出發前往台灣具有軍事性質，因此認為這封朱印狀具有軍事意義。

 

但是筆者卻不這麼認為，主因在於重陽節發出的朱印狀並非只有針對村山等安的台灣行，還包含其他日本商人乃至明商前往今日越南、菲律賓、泰國、柬埔寨等東南亞地區，若考量江戶幕府長期發與境內的日商及外國商人，渡海前往海外貿易許可的朱印，以及同日重陽節，幕府給予多位商人渡海許可，村山等安的高砂(台灣)渡海貿易，難道不是一併理解為是幕府給予的許可渡海貿易的經商貿易許可更為合理嗎?

 

且當時17世紀初，在台灣島北部的雞籠已有港口及小型商貿交易據點成形，也有包含日本人在內的各地人駐留於此及從事貿易。

 

倘若要將村山等安的高砂國朱印理解為軍事許可甚至為台灣遠征，不但與幕府一向發出的商貿性質的渡海朱印性質不同，更豈不是也要將其他發與東南亞各地的一併解釋為軍事性質，那豈不代表者幕府在九月初九一次下達遠征東南亞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軍事命令?

 

考量這些不合理因素，筆者認為更簡單合理單純的可能性，還是回歸到渡海朱印狀的本質，及當時東亞各地的政經情勢，以及台灣島雞籠的情況。

 

朱印狀的前後過程應為村山等安想前往台灣島雞籠貿易，請求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在七月向幕府請求發出許可，幕府在九月重陽節下達許可，村山等安乃在隔年冬天的三月，趁者東北季風的季節，命子秋安率船隊前往台灣雞籠通商。

 

且如果真為軍事性質，那無論對於台灣或是日本來說都是大事，尤其若是還是經由幕府許可發下具有軍事性質的朱印命令下達遠征命令的話，做為相當於德川將軍《實錄》性質的《德川實記》卻除了提及發下朱印之外，隻字未提隨後的軍事行動等，這也是非常不合理。

 

 

因此村山等安對台灣派遣船隊是否具有軍事性質，筆者認為仍有商議討論的空間。

 

 

另一方面國立臺灣博物館收藏的『福建海道中軍官董伯起致日本長崎監市官村山等安』謝函

 

收錄一段 此史料為但馬國神官武田芳太郎收藏的說明內容，當中提及

「

明人董伯起村山等安與書狀寫

元和二年三月長崎代官村山等安次男秋安家臣明石道友船艦十三艘以台灣遠征暴風事成福建漂著董伯起獲歸國道友翌年三月伯起送兼日支國交貿易恢復圖本書即道友福建歸國際伯起等安與禮狀斷片

原文書兵庫縣但馬國山口村八幡神社祠官武田芳太郎氏所藏 」

 

 參考網頁 國立台灣博物館以下網頁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tm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HMSM1MLMD

 

若考量這段文字的用語可以判斷 「台灣遠征」、「日支國交貿易」等字眼，可以判斷其在說明文使用了「台灣」、「支那」(中國)等詞，因此斷然不太可能是江戶時代以前的文書，而可能是明治時代以後所寫的說明，若考量日本在甲午戰爭後拿下殖民地台灣，因此為了強化日本與台灣的連結，而拼命想辦法找出台灣與日本的關係，做為日本統治台灣的法理依據，那這說明文書恐怕歷史不會超過130年，而是明治中期以後的產品，且極有可能肩負者當時日本殖民海外發展殖民地的政治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