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提到戰國時代，我們一般只聯想到殺戮、背叛以及暴力，但跟其他國家的戰亂時期一樣，戰亂時期越長，戰時體制恰恰促進了法治、統制、思想的發展進步，一百餘年的戰國時代在日本歷史，尤其是法制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除了我們不時聽到戰國大名制定家法，使自己的管治更加完備、穩定外，當時人的法律思想也有著一定的進步，其中一個較為突出的，就是當時的司法檢察的進步。
華人想到判案查案可能會想到了那位北宋的「包青天」包拯明察秋毫，不見輿薪，只要有人擊鼓鳴冤，「青天大老爺」父母官便會坐鎮公堂，主持正義。
然而，在數百年後的彼岸，日本中世的司法卻比較「簡單粗暴」，由於不行中央集權，日本的司法檢察大多靠各地各社會分層參照昔日王朝時代留下來的「王法」、或因俗約成的「大法」，各自再定立村法、鄉法、郡法，而處理民、刑事訴訟時，也沒有國家委派的官員來主持，而是按照當事人的身分所屬來決定誰來查案。村民之間的犯案在村落內處理，如涉及了有主人的武士，則要牽動了他的主家，再決定如何處理。但麻煩的是，在那個時代，絕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自由民」，大多都會跟權貴豪強有裙帶關係，於是很多事件最還是會牽起當事人各自身後「靠山」出來擺平事情，當然這意味著事情只會更複雜。
而當時日本人的司法觀念上，是非曲直只是次要，最重要的是怎樣解決問題。加上當時的思想上主張「當事人主義」，即想提告起訴的人需要自己搜證證明對方有罪，這可以想像是十分困難的事，於是更多情況是直接用武力=尋仇來解決。即使真的搜證後對峙「公堂」，由於有著上述的裙帶關係，公正客觀的判處是可遇不可求，也難保起訴者是藉機圖利。正所謂「事不關己己不勞心」，遇著難以判斷的案件時，日本人想到的最終可行方法便是由神佛來判決。
在日本及西歐，以及中國的民間，靠神明來判罪都在中古世紀十分普遍的現象。在中世日本，面對難以判決的案件則會用上「盟神探湯」或「火起請」來判別。
前者是要被告人泡在沸騰的水桶裡，後者則是要徒手抓著剛燒紅的鐵具或木條一段時間，在相信公正無私的神明會保護無辜者的思想前提下，被告者如果是被誣陷、是無辜的話，神明自會使他不受損傷，而被告者泡了熱水或抓了火鐵後會接受驗傷，如果毫髮無傷，那就是說他是被冤枉的，基於當時一般情況下不會立即要求被告者重複受驗，這案件通常就會因而暫時告一段落。
當然，再迷信的中世日本人也一定盲目相信這結果，只是礙於現實以及背後的利害關係，提告人不服氣的話，大多就會私下尋仇。反過來說，即使是被發現有燒傷、燙傷，被告人也有機會抵賴不認，又或者找靠山出手胡混過去。
這種懷疑的態度也不止是當事人，覺得事有蹊蹺的旁人也會對出乎預料的結果表示懷疑，只是不會做出任何動作而已。但也有人覺得不可思議，決定追究到底，伸張自己的正義，其中一個有名例子便是那位鼎鼎有名的織田信長。
著名的信長傳記《信長公記》中提到了一段故事，那時候信長還是尾張國(現愛知縣西部)的領主，有一天信長的兩個家臣的家臣發生了血案，其中一方名為佐介的人因事殺害了另一名名叫甚兵衛的人。佐介是信長重臣池田恆興的手下，於是在對峙公堂時，佐介被要求進行「火起請」，當佐介握過燒紅的斧頭後，驗出了手上有燒傷。可是，由於池田方的阻撓，佐介並沒有被處罰。
原本事情也很可能就此不了了之時，剛好出去打獵的信長得知這事情，並聽取雙方的說法後覺得事有蹊蹺，於是決定介入。信長首先要求再進行一次「火起請」，並且重演第一次的做法，當那把斧頭再次燒紅後，信長對眾人說：
「現在我來進行火起請，如果我握著這斧頭，安然無恙的話，便會處決佐介，汝等明白了嗎？」
於是信長二話不說的拿起那燒紅的斧頭，而且走了三步，把斧頭放到木棚上，手卻仍然安然無事。接下來信長對眾人說：
「你們都看到了嗎？」
最後按照信長事前的約定，佐介便被處決了。
看到這故事，相信大家也明白了信長沒有被燒傷，很可能因為本身那看似燒紅的斧頭其實做了手腳，並沒有真正燒紅，換言之，這很可能只是信長從一開始已要判佐介死罪，於是演了這個把戲，神明其實沒有加護信長。
當然，不少信長愛好者看到這故事大多驚嘆信長的智慧不迷信，而事實上信長喜歡尋根究底，眼見為憑的性格也隨處可見，說信長有求真精神也不為過。只是這種反複求驗的行為在戰國時代也十分常見，也並非只有信長一人才那麼「身先事卒」地辦案。同時，從我們現代人的角度而言，以上的例子中信長其實是「妨礙司法公正」了呢……(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