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銜官名有何用？戰國大名的官位戰爭

遊戲信長之野望系列中 與幕府求取守護職
圖取自 遊戲 信長之野望 新生

現時的戰國史研究的主流之一，就是各地方大名的權力形成的特質。

其中的一個焦點就是大名與地方國眾(國人領主)的權力關係，的確，戰國期的大名通過室町時代的各種洗禮，並不像從前的守護大名那樣倚仗中央的幕府或關東的公方的權威及賜予的職權去制衡地方的國人領主。

與此同時，室町時代的地方政治更近似是一種多元非集權的模式，各地域的政治情況與京都的政情有著密切的關係，各國守護一旦與京都的將軍或幕臣不咬弦，就會被孤立，然後很有可能失去了所在地域的政治優勢，尤其是足利義滿以後的情況更加明顯，可說是京都箝制各國守護，甚至是三管四職的一個主要方法。缺乏直屬軍隊的將軍，只能通過這樣的「平衡遊戲」，以及「鋤弱附強」的方法，配合將軍的權威，爭取政治上的優勢。因此，一閾將軍自已捲進了政治鬥爭，這個平衡遊戲便會Game Over。

所以，一般提到的應仁之亂，它的本質只是幕府內部的派閥之爭，後來引起的東西大戰也只是鬥爭的延長線，對當時的整體政治還沒有做成即時的影響，主要被捲入戰爭的參戰者其實也是兩派系的大名及旗下的勢力，但應仁文明十年間的持續性戰爭下，原本受影響也慢慢擴大，戰爭長期化的後遺症也催生出政治、社會的變化，一揆、京都貴族的四散、部分地方勢力的內訌等等都是戰爭爆發後數年才出現的現象，然後積累下來的糾紛、對立也慢慢累積、深種。因此，應仁文明之亂很難稱得上是戰國的開始，嚴格上只能說是關東以外日本走向戰國期的催化劑。

到了戰國期，一般都認為幕府已淪為京都的地方政權，無法統制各大名，只是一個在等待衰亡的黃昏權力。的確，我們看到上杉謙信與武田信玄的甲越戰爭、毛利元就與大友宗麟的藝豐戰爭等例子都有力地反映出幕府停戰調解的能力顯著低下，也沒法對無視幕府命令的大名作出制裁或討伐，這與從前義滿至義政時代的幕府相比，的確是相形見絀。

不過，這裡我們並不能簡單地將此結果就連想成幕府無能，因為背後的問題遠比以上的表象來得複雜。幕府弱體化是事實，但這也不過是與幕府最強大的時候比較之下的結果，當初與後期的地方政治生態既已不能同日而喻時，單單將焦點放在幕府身上也不過是抽離理實而已。

戰國大名林立時的幕府早已被人遺忘，在目前的研究上，對於幕府的存在形態也只停留在如何無節操地巴結各有力大名，與此同時新成立的「戰國大名」為了鞏固自身的統治力，於是向朝廷、幕府索取官位、幕職。

這方面的研究早已在研究者間引起廣泛的討論，一方認為官位、幕職只是象徵，並沒有真正帶來效果，畢竟沒有實力的話，多大的官位也是徒然云云。與之相悖，另一方則認為即使官位、幕職只是虛名，但在一些例子上仍然帶來政治上的影響，例如大內義隆的大宰大貳，大友宗麟的九州探題、上杉謙信的關東管領、尼子晴久的數國守護職等。

然而，這裡想提的是，以上的官位、幕職實效的問題固然有爭議，但視角不應只限在官職有沒有效用，大名家或其從屬勢力，發給方的幕府，以及他勢力的意識也必須加以深究。

站在幕府的立場來看，剛才舉的例子中，謙信的關東管領及宗麟的九州探題都是「劍聖將軍」足利義輝期的事，眾所周知，義輝一生都跟畿內霸者三好長慶相鬥，義輝為了強化自身的政治力量，對授予官位、幕職大開綠燈。即使這些官職只是榮譽性質，但這是幕府規矩上前代未聞的事，義輝的政治意識，比他爸義晴，還有他弟弟義昭都更具現實主義。然而總體來看，十代將軍足利義稙以後的幕府將軍授予官位、幕職的意圖都有著現實的利益考量，已經跟以前按規矩、傳統的時代不同，可以說是求變的一個舉措（反而末代將軍義昭卻相對保守）。

至於戰國大名之間的相互認知方面，比如說，謙信取得關東管領職，並得到幕府保證可以節制關東、信濃事宜時，北條氏康及武田信玄也並沒有因此而舉手投降，前者強拉足利義氏當女婿以制衡，與謙信之間，直到越相同盟為止都各以對方舊有苗字（伊勢、長尾）對稱；後者向幕府索得信濃國守護職，抵抗「關東管領」的權威，這種為官位、幕職而展開的「外交攻防戰」在同級數的戰國大名間一直持續，也是戰國期延長的一個誘因。

不過，這裡要留意的是，不同地區對於大名的官位的敏感度各有不同，不能總括理解。例如越後上杉（長尾）家一直到小田原之戰為止，在關東以至南奧羽，都被稱為「山內殿」，即當時人對從前的關東管領山內上杉氏仍舊有一定的意識。相反，西國的尼子家、毛利家即使曾被任命為山陰、山陽諸國的守護，但在當地的認受性則不見得很高。所以，大名的官位是什麼也好，背後有什麼理由也好，沒有相應的實力（軍事力量），什麼也是徒勞，但反過來說，也不代表只靠軍力便足以成就霸業，那時代還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軟實力」，上述的官職便是其中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