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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8日 星期日

佐賀藩為何在幕末沒沒無聞?

一般說「薩長土肥」是促成明治維新的四大雄藩,指的是薩摩、長州、土佐和肥前(佐賀)。不過進入明治時代,只有薩摩和長州兩藩特別突出,土佐和佐賀就像是薩長藩閥政權的陪襯——就算拿土佐和佐賀比較,土佐的名氣也比佐賀大,畢竟土佐在幕末維新的過程中積極參與。我們看幕末歷史,竟幾乎找不到佐賀藩的足跡,存在感相當薄弱。到底佐賀藩在幕末期間有什麼事跡?又是憑藉什麼能跟薩長土三藩相提並論?
 
科技大藩

佐賀藩位處最接近中國大陸的九州西陲,領內包括著名的國際都市長崎(屬於幕府直轄的領地,由佐賀和福岡藩輪流守衛)。近水樓台先得月,佐賀藩有地利之便,比其他藩鎮更早接觸外國資訊,因而培養出對外國事物敏銳的觸覺。

第十代藩主鍋島齊正(號閑叟,維新後改名直正)是有名的賢君。世人一般稱讚薩摩的島津齊彬,因為他成功解決財政危機,同時關心西洋先進事物,積極提拔人才,這些功績在他表弟鍋島齊正身上也找得到,而且比島津有過之而無不及。

鍋島齊正
鍋島齊正初任家督時,因為守衛長崎的費用龐大,加上前任藩主生活奢侈,藩政府積欠了巨額債務,於是齊正帶頭奉行儉約主義,精簡架構,節省開支,扶植農工商業,幾年間便扭轉了財政困局。他把節省下來的費用,投放在他所關心的西洋技術上,包括設置精煉方、建設當時最先進的反射爐、率先引入高島流砲術、開設三重津海軍所等等,不僅如此,他更身體力行,在天保元年(1830年)就任家督不久,便親自前往長崎視察,甚至破天荒登上荷蘭船隻觀摩;當時日本大名除了參勤交代需要坐船渡海之外,幾乎都在自己居城中辦公,與船隻無緣,更別說觀摩西洋船隻了,鍋島齊正之舉可說是前無古人。在鍋島齊正充滿魄力的領導下,經過反覆試驗,僅憑一藩之力成功製造出最新式的鐵製岩士唐大砲(1852年)以及日本第一艘蒸汽船凌風丸(1865年),科技力領先日本全國大名。鐵製大砲完成不久,便發生黑船來航事件,幕府老中阿部正弘為了加強江戶海防,不惜支付龐大費用向遙遠的佐賀藩訂製大砲,可見佐賀的武力和科技力是當時日本第一流。島津齊彬也希望鑄造大砲,得到鍋島齊正派遣技術人員和贈送翻譯書籍的幫助,最終在安政三年(1856年)成功鑄造。

義祭同盟

鍋島齊正繼任家督之時才十六歲,是求知慾旺盛的年齡。他十分重視學問,固定每個月巡視藩校弘道館,勉勵學生,甚至跟學生一起聽課。此外,他投效資金擴充弘道館規模,開設武藝課程,更規定所有藩士子弟必須就學,將學問普及化。活躍於明治時期的大隈重信、江藤新平、副島種臣、大木喬任、佐野常民等等大人物,正是弘道館出身。

佐賀藩是忠實的尊王攘夷派,這源自於弘道館教授枝吉神陽,他研究儒學、國學、史學,主張天皇是日本唯一的君主,透過他的教導,深深影響著弘道館青年子弟。曾幾何時,藩內流行祭祀南朝忠臣楠木正成、正行父子,但一度廢絕,直到枝吉神陽重辦儀式,舉行祭典。嘉永三年(1850年)枝吉神陽的胞弟副島種臣、表兄弟島義勇等三十八名同學,更自發組成義祭同盟,將祭典變成恆例。上述的大隈重信、江藤新平等人也在稍晚加入義祭同盟。

副島種臣、江藤新平、大隈重信等人都是佐賀藩內的青年才俊。副島種臣是枝吉神陽的胞弟,學問和人品同樣出眾,一身兼擅國學、漢學、蘭學,堪稱一代宗師。明治六年(1873年)作為外務大臣出使清國處理牡丹社事件,並拜謁同治皇帝,在中國他與清朝高官以詩文互答,引經據典,顯示出深厚的漢學功力。江藤新平早在弘道館就學時代便顯露一身才氣,義祭同盟的漢文祭詞便是出自他的手筆;雖然曾經脫藩被罰禁閉,但實際上得到藩主鍋島齊正賞識,暗地裡為藩主收集情報;明治時期擔任民政和司法職務,為近代司法制度的建立作出極大貢獻。大隈重信在明治年間曾出任大藏大輔(卿),主管財政,明治十四年(1881年)受薩長藩閥排擠而下台;此後組織政黨提倡自由民權,又一手創立早稻田大學,為政黨培育人才;後來更兩度出任內閣總理大臣,是佐賀出身政壇地位最高者;據說他博聞強記,頭腦靈活,演講時可以不用看稿,讀出各項數據皆準確無誤,時人無不佩服。

弘道館南北騷動

受到西洋文化直接衝擊,佐賀藩內響起了改革的呼聲,同時刺激了保守派的反對。改革和保守的鬥爭,竟燃燒到藩校弘道館裡。

弘道館在全盛時期(黑船來航前後)有超過六百名宿舍生,分住南北兩寮。大隈重信是南寮中的優等生,全校師生都很欣賞這位學識豐富、辯才了得的年青人。不過大隈重信不滿足於陳舊的朱子學,他希望讓學生接觸更多先進實用的知識,以對應西洋文化的挑戰,便向學校提出學制改革。大隈口若懸河訴說他的想法,得到同學的共鳴,尤其住在北寮的同學,只要大隈有空閒,便跑到北寮與同學聚會,有時徹夜不歸。

當時南北兩寮似乎有互相競爭的風氣,南寮學生知道大隈重信經常流連於北寮,以為北寮強搶大隈,便向北寮叫囂放人,被北寮拒絕,於是兩寮學生爆發口角,繼而動武;一天晚上北寮學生衝到南寮大肆破壞,第二天晚上輪到南寮學生衝到北寮報復,校監趕緊出面調停,罰北寮七十二名學生自宅謹慎(不能出戶),南寮因屬自衛而僅罰三日禁足。大隈重信是始作俑者,被開除學籍,當時是安政二年(1855年)六月,大隈只有十八歲。雖然被逐出校門聽起來不甚光采,但大隈反而因此「重獲自由」,後來獲老師枝吉神陽的推薦,如願轉到蘭學寮繼續學業。

這次事件可說是大隈重信一生重要的轉捩點,他得到接觸先進西洋知識的機會,包括學習英語、研究新約聖經、美國憲法等等,因而受到鍋島齊正重用,漸漸活躍於政治舞台。

失言風波

佐賀藩雖然挾著強大科技力量傲視同儕,但前藩主鍋島齊正(當時已隱居,新藩主是長男鍋島直大)其人對朝幕之間政治角力興趣不大,加上身體長期欠安,所以並不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不論是尊王,或是佐幕,或是公武合體派,鍋島都敬而遠之,但這樣置身事外反而引起政界的戒心。事實上鍋島也曾經非常接近中央政壇,幕末期間文久二年(1862年),是公武合體論最盛的時期,薩摩「國父」島津久光率兵上洛,護送勅使大原重息前往江戶催促將軍上洛。這時候鍋島齊正也想參一腳。十一月二十四日,鍋島搭乘蒸汽艦電流丸抵達京都,獲孝明天皇破格接見,當面賜予天杯。在江戶時代,天皇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幕府嚴格約束,天皇固然不能直接與大名交流——以前孝明天皇就曾經因為向水戶下達密勅而引發安政大獄風波,而大名亦不能直接進謁天皇,頂多只能跟公卿聯絡,所以鍋島齊正獲孝明天皇接見,可說是又一樁破天荒的創舉。

當時京都治安不穩,長州、土佐兩藩的激進尊王攘夷份子在京都屢屢生事,鬧得人心惶惶,為了維持秩序,幕府於是新設京都守護職,屬意會津藩主松平容保出任。佐賀和薩摩都希望擔任京都守護職,透過親幕府的公卿代為說項,向幕府求得京都守護職。島津家搭上了關白近衛忠熙,由於島津與近衛兩家是幾百年的世交,關係親密,所以近衛忠熙也同意讓島津家出任。鍋島齊正也找上近衛忠熙,雖然沒辦法套交情,但是有傲人的軍力作賣點,他豪言說世間都忌憚薩長土三藩,但是薩長土三藩身上的盡是些舊式裝備,怎及得上我佐賀的新式裝備?我只需帶上半隊銃隊就可以將他們轟走。

事後近衛忠熙把這番話轉述給薩摩,當然引起薩摩不悅。論軍力薩摩雖然不如佐賀,但豈能讓人嘲笑奚落?身在京都的薩摩藩士大久保利通在寫給家鄉的信中,便提到鍋島處處阻礙著薩摩。按鍋島齊正與島津齊彬是表兄弟關係(兩人母親是胞姊妹),而且志趣相近,在引入西洋技術方面互相扶持,因此兩藩關係融洽,但島津久光卻是齊彬異母弟,與鍋島齊正再無血緣關係,而且不似齊正、齊彬醉心蘭學,也許是這個緣故所以鍋島齊正敢在近衛面前放出豪言壯語。可是對近衛來說,一邊是累世交情,一邊是軍容鼎盛,實在難以決定,如果屬意任何一方,又可能引起落選一方的不滿,既然不能兩全其美,那麼乾脆兩個都不要做好了。

也許鍋島齊正知道自己失言,便託辭奉天皇命令到江戶催促將軍攘夷,離開了京都。當他在文久三年(1863年)正月抵達江戶,幕閣上下都忙著打點將軍上洛的事情,無暇理會這位不請自來的客人,便隨便給他一個將軍文武修業相談役的職位,這等於是將軍專屬的指導老師,可以進入江戶城指導將軍學習,但此刻將軍要上洛了,哪來空閒讀書?鍋島齊正知道幕府虛與委蛇,自討沒趣,便悄悄離開江戶返回佐賀。

後來元治元年(1864年)因為禁門之變,幕府組織軍隊征伐長州,鍋島齊正再度上洛說服朝廷寬大處置長州,但鍋島高估了自己的影響力,朝廷根本無意接納鍋島的建議,鍋島再次無功而還,只好返回佐賀,出動軍隊助戰。

不平黨

鍋島齊正介入中央政爭的時候,他手下的有識之士也在積極活動,他們有的到長崎遊學,有的甚至不惜脫藩,到京都或其他地方結交志士和搜集情報。鍋島齊正第一次上洛之前,江藤新平便自行前往京都探路,為鍋島提供京都政情的報告,回藩後雖然被追究脫藩之罪,本來是要判死的,但鍋島驚歎於江藤的行動力和觀察力,便改罰他於佐賀藩邊境深山中的金福寺謹慎,直到慶應三年(1867年)王政復古政變前夕才解禁。名義上雖為謹慎,但金福寺隱於山中,人跡罕至,事實上更增江藤的活動空間。

江藤新平蟄居期間,其他藩士則致力於實行藩政改革。當時中央政壇陷入混亂,而佐賀藩不但未能涉足政壇,在藩內亦失去治政動力,虛渡光陰,大隈重信便在元治元年(1864年)與島義勇一同組織不平黨,與同志一同議論藩政,並向藩政府提出改革措施。

大隈重信的提案主要針對財政和軍事兩方面,讓擁有先進知識和革新能力的下層藩士得到重用,實現尊王倒幕的鴻圖大計;但是如此一來便損害了保守派家臣的利益,他們因為世襲而得到高薪厚職,但昧於時事而缺乏改革的決心,如果藩政府重用改革派年輕人,便會危及他們的地位,所以儘管改革案獲藩主採用,卻因為保守派家臣激烈反對而毫無成效。大隈重信曾點評鍋島齊正「活潑有為」、「君子之風」,又富有剛毅精神,相信鍋島會是「維新功臣中第一流人物」,對這位有知遇之恩的前藩主寄予厚望,可惜鍋島失意於中央政壇之後,便漸漸變得保守,整個佐賀藩在動盪時局中兜兜轉轉,蹉跎了歲月,未能與時並進。

慶應三年(1867年)春,大隈重信毅然脫藩,到京都拜見新任將軍德川慶喜,提出大政奉還,但是大隈人微言輕,建議不獲接納,更被幕吏逮捕發還佐賀,被藩政府處以謹慎之刑。而當年十月土佐藩亦提出大政奉還,終於獲德川慶喜接納。

晚年的大隈重信

王政復古的對策

慶應三年(1867年)十二月八日,倒幕派發動政變,在將軍德川慶喜不在場的情況下,倒幕派發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廢除攝政、關白、將軍職稱,新設總裁、議定、參與三職,稍後逼令德川慶喜辭官納地,瓦解了幕府體制。

此前大隈重信又再度脫藩,王政復古政變時身在神戶,當他得悉政變消息後,便趕回佐賀,向鍋島齊正陳述事態經過,催促藩主出兵京都分一杯羹,以免倒幕成果被薩長獨佔,但是一向飛揚勇決的鍋島齊正此刻卻猶疑不決,結果白白錯失了良機,翌年鳥羽伏見之役爆發時,鍋島齊正竟還在自家藩邸中無所事事,讓大隈重信極為失望。

儘管佐賀藩錯過了立功機會,但是它強大的技術力量和西洋知識仍然是新政府所不可或缺的,因此鍋島齊正(這時候改名直正)、大隈重信、江藤新平、副島種臣等人都獲分配重要職位。王政復古的推手之一岩倉具視更親自拜訪鍋島齊正請他「出山」,甚至把自己兩個兒子送到佐賀藩校致遠館學習英文,可見新政府對佐賀何等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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