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說方廣寺鐘銘事件—豐臣家的喪鐘敲響時

相信不少人對慶長十九年七月中旬發生的「方廣寺鐘銘事件」耳熟能詳，因為這個事件被認為是數月後德川幕府滅亡豐臣家的一個契機，當中露骨地顯示了急於滅亡豐臣家的德川家康狡詐陰險的一面，他也因此遭受了不少後人的指罵和批評。

不過，縱然「鐘銘事件」在結果上的確成為了後來大坂之陣的一個契機，但受到後世的戲劇、小說等的影響，「鐘銘事件」的一些不可忽視的細節都被一一淡化，成為了現在普遍的「狸親父」故意「找碴」的陰謀。那麼，事情究竟是怎樣的呢？

眾所周知，豐臣秀賴與茶茶為了紀念亡父、亡夫豐臣秀吉的十七年死忌，準備在當年進行盛大的法會，其中一個主眼就是重建秀吉當年精心建立的京都方廣寺大佛，以示對秀吉的追慕，和一振豐臣家逐漸萎靡的威光。

這個早在一年半之前便精力準備的法會和供養會，一直到慶長十九年中為止都在順利進行，江戶的將軍德川秀忠以及駿府的「大御所」德川家康都沒有阻撓或留難，但到了七月二十一日，事情卻出現前所未有的問題，那就是「鐘銘問題」的起端。

現在我們到方廣寺仍然能找到這尊大鐘，當時豐臣方鑄造此鐘時，形狀、大小以及鐘銘的寫法等細節已一一向幕府通報，也得到了幕府(秀忠與家康)的批准，但是，不少帶著批評家康立場的作品輕輕帶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當大鐘鑄好後，鑄在鐘上的銘文——也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那個——其實一反當日的約定，變成幕府從未獲知的內容。

原本，鐘銘的寫法在當年初已然決定，會仿照奈良東大寺的鐘銘格式來寫，但結果卻是完全的「FREESTYLE」，這個問題成為了不久後幕府發炮的材料。

另外，在這之前，關於方廣寺大佛落成的法會，也有不少問題，例如出席的佛教各宗派的坐席順序前後不一，這個象徵著各派地位問題的混亂也成為了幕府方開始關切到方廣寺大佛落成法會的一個原因(其他的問題留待日後再談)。

回到鐘銘問題，七月二十一日，德川家康陣營第一次對鐘銘表示不悅，表明鐘銘內容存在「關東不吉」的字句，負責書寫銘文的南禪寺住持文英清韓是當時的有名僧侶，才華不凡，已有定評，既然如此，為什麼清韓的文筆會遭到幕府的非議呢？

德川家康

說到這裡，當然不少讀者會立即想到，定必是家康故意留難所致，既然是故意沒事找事，自然沒有什麼理由可言了。結果上，家康利用了鐘銘問題向豐臣方施壓是不爭的事實，不過，事情卻不像一般說法描述的那樣簡單。

所謂「關東不吉」的字句，我們很快便想到了現在大鐘上被後人特意著色的「國家安康」「君臣豐樂」八個字，一般的說法指，家康方認為前者是將德川家康的「家康」分斷，有咀咒之嫌，後者則是暗示豐臣家為君，萬民才會安樂，是暗批幕府不應當政云云。

著名的八個文字

不過，翻開史料的話，便會發現上述的說法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家康陣營其實一直不滿的只是「國家安康」，「君臣豐樂」卻不是家康關心、覺得不快的部分，換言之，如後述所示，家康對「國家安康」有不滿是真的，但後面的「君臣豐樂」，還有「源僕射」的部分被放大，則是後來家康手下的儒學大家，同時是排佛論者的林羅山進行批判(也就是現代人說的抽水)後的事。

這裡要留意的是，與後述的五山住持的意見不同，史家無法確定林羅山的批評是在方廣寺事件發生當時的事，換言之，現代人記憶清楚的「國家安康」，「君臣豐樂」「源僕射」的留難，尤其是後兩者的部分很大程度上是林羅山或他的弟子為了強調師祖的「功勞」而加插的。

如本文所述，問題的焦點一直只是「國家安康」而已。而且，林羅山作為儒者，在這個屬於佛教學識的問題上，其實沒有什麼發言權，加上他在大坂之戰當時其實還沒獲得家康重用，所以就算羅山的「找碴」「抽水」實是當時的事，其影響力也是十分有限的，史料上也沒能確認幕府方拿他的批難作為批判豐臣家和清韓的依據。

當時，家康命令的是智囊金地院崇傳，崇傳獲家康的指示後，請來當時最強的知識界高手—京都五山住持(東福寺、南禪寺、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就「國家安康」在內的鐘銘行文述說意見，崇傳更明言住持等人「無須忌憚，暢所欲言」。

結果，關於「國家安康」的問題(「君臣豐樂」「源僕射」根本不在問題之內)，五山的住持都認為有不妥之處，但原因是「古無此法」的「惡事」，即古來當權者的名諱不出現在鐘銘之類的文章上是古法，暗示清韓在這方面犯下了重大失誤。

那麼，為什麼清韓會寫出這個既「敏感」又出現犯忌的四字呢？後來清韓回應林羅山的批難時，說到當時寫「國家安康」「君臣豐樂」八個字是將當時的當權者豐臣家和德川家康的名字包含進去，是一種「緣語」，隱含祝福、稱頌之意。清韓更言林羅山的批難是嚴重的曲解、「南蟲語冰」。

林羅山

不過，既然上面提到文英清韓與林羅山之間的口水戰不一定是當時的事，那麼縱使兩人如何互懟也沒什麼意義，重點還是回到「國家安康」身上。五山住持都一致認為有問題，這些意見是不是帶有政治立場，自有各位讀者的思考與判斷。

這裡我們要留意的有幾點，首先，五山住持只云清韓將家康的名字分斷而寫，是不當不敬之舉，所謂「國家安康」有咀咒之嫌的問題，在一手史料中，除了林羅山外，家康陣營既無提及，五山住持的意見書上也是隻字不提。因此，五山住持的意見結果上的確會被人理解為帶有政治性，但客觀來說，還是應該認為他們的意見實乃按各自的識見來述說，才比較合理的，總之，所謂咀咒之嫌只是林羅山站在排佛的立場藉機攻擊清韓的藉口而已。

另外在這裡，我們要冷靜的將鐘銘問題跟後來的大坂之戰分開處理，畢竟在家康炒作「鐘銘問題」時，幕府還沒有準備動員，引發大坂之戰的直接原因是後述的片桐且元逃亡問題，兩者雖有關連，但卻不能因此斷定「鐘銘問題」是幕府事先計劃好的陰謀。

再者，書寫名諱的問題在我們現代人來說可能是小事，自然會覺得家康陣營無中生有，十分可恥，但這種想法某程度上也是輕視了當時的社會風俗問題的認識，無助於全面掌握、理解事件的本質。

從民俗史的角度來說，日本當時的確存在對名諱的禁忌，始自中國的闕字、避諱之禁在當時的日本上流聖俗社會是普遍存在的通識。縱使我們多番強調林羅山是帶著目的去找碴，但他的依據，即將貴人的名字分開書寫，有咀咒之嫌卻非子虛烏有的指責。因為當時的日本人相信人的名字具有靈力，會左右當事人的安全，中世也曾廣泛存在攻擊者向對手名字下咒的施法。因此，貴人的名諱從來都不能輕率處理與言表。

總的來說，撰銘的文英清韓理應是沒有什麼理由去犯忌得罪家康，這很可能只是他弄巧成拙，聰明反被聰明誤的結果，本想逢迎豐臣德川兩邊，卻成為了德川陣營借來生事的材料，實在是十分諷刺。

無論如何，「鐘銘事件」越鬧越大後，大佛供養大會被叫停，始作俑者清韓被囚禁，而除了清韓外，另一個遭殃的還有片桐且元。「鐘銘事件」以及其他大佛法會的問題發生後，且元作為秀賴的代言人夾在中間，奔走在大坂與駿府之間。為了平息德川家康的不滿，且元到了駿府，希望當面為秀賴與家康辯解，同時秀賴方面也提出可以寫下誓詞，證明對幕府沒有不敬之意，但幕府都一一無視。

有此及此，當片桐且元仍然在前往駿府的路上時，豐臣家內部的主戰派已經開始行動，一方面派出了茶茶的重臣大藏卿局(大野治長之母)趕到駿府，與且元一起確認家康的意圖，另一方面大坂方則在穩健派的且元不在後，開始私下地做好兩手準備，集軍糧、向西國大名表明自己無辜，希望獲得西國大名的同情與支持。

且元到達駿河後，沒有立即獲得家康的接見，反而後到的大藏卿局因為是茶茶的使者，獲得家康即時的會面安排，事後且元才再得以單獨謁見家康。這裡，家康以確保秀賴日後不會與幕府為敵，或被人利用為由，開出了著名的「三大條件」，即秀賴到江戶，或者茶茶到江戶為人質，又或者豐臣家退出大坂城，幕府再安排其他相應領地，即轉封。這些條件都意味著一旦豐臣方接受，豐臣家將成為了一介藩主，再不是從前的豐臣政權了。當然，幕府開出這個條件，意在終極測試與挑釁，以摸清豐臣方的底線。

且元帶著這三個條件回大坂前，京坂一帶的氣氛已經十分緊張，當且元將「三大條件」報告後，秀賴與茶茶當然大感不快，加上與且元一同回坂的大藏卿局向豐臣家指責且元有變節之嫌，帶來「壞消息」的且元便成為了豐臣家內部的眾矢之的，甚至傳出大野治長等人正打算派人刺殺且元來祭旗。

不久後，片桐且元與他的關係者紛紛逃出大坂避難，與此同時，幕府也掌握了豐臣家已密密地招兵買馬，廣集兵糧的消息，片桐且元落難的消息傳來後，意味著豐臣家已用行動拒絕了家康的提議，兩者加起來，幕府便有了動員的正當理由和必要性，大坂之陣也因此打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