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至今仍在的威脅
相信大家曾經聽過「梅毒」這種著名的性病，是愛滋病肆虐前，人類社會最大的，由性行為引起的致命病患。對於一般性行為正常，始終意識到安全性行為的人們而言，這個大約出現在五百多年前的病患自然是遙不可及的存在，幾乎可以說是與己無關的問題。
即使是這樣，卻並不代表梅毒已經完全遠離我們的生活，事實上，在近來不少國家裡，梅毒為首的性病感染數字有回升，甚至有增加的趨勢。以日本為例，據日本的國立感染症研究所的統計數據，日本國內的梅毒感染人數自2014年開始逐年攀升，截至今年(2019年)一月上旬為止，日本國內於2018年全年便有近7000人感染梅毒，比2017年度增加1100人，而且是48年內首次出現單年感染人數突破6000人的。
梅毒再次迎來爆發潮的原因有很多，據上述的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專家分析，主要是隨著社交媒體普及，多了使用者通過社交媒體進行性交涉，同時由於日本國內的性教育普及力度不足，不少涉事者的安全措施意識相對薄弱，導致情況一發不可收拾。
當然，梅毒感染人數上升的消息傳出後，日本國內便出現了各種千奇百怪的揣測，不少都將問題源頭全面歸咎於訪日的外國遊客帶來病毒，並通過嫖妓、一夜情等行為使問題惡化。
雖然有關當局已經出面澄清，指這種憶測沒有根據，但是這種的確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揣測，但這卻不代表日本人將問題歸咎於國外人士的想法是空穴來風，毫無因由。
事實上，日本作為島國，梅毒發症的原因的確是由於外地傳入引起的。一如後述，梅毒初次在日本爆發，便是在著名的戰國時代中期，經明帝國、琉球王國傳入。自此之後，梅毒便在日本紮根，在江戶時代成為其中一個主要的病患，甚至被稱為江戶日本的主要「國民病」之一。
一般而言，在從前的觀念上，我們都會將性病問題聚焦在男性身上，因為在封建社會裡，男性是嫖妓主體和需求者。即使這是沒錯，但要探討梅毒在當時社會的影響和問題的嚴重性時，另一方的主體—女性，也就是提供性服務的賣春者的角度也是不能忽視的。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在江戶時代大行其道的賣春者—各種遊女是怎樣為了生計和生存，被迫受到梅毒的折磨。
二、江戶時代的性病問題與遊女
梅毒的來源仍然有不同說法，但其中一個說法指，梅毒是由航海探險家哥倫布到達美洲後，再帶回歐洲，然後開始了廣泛性爆發。不僅在歐洲，後來也隨著歐洲人的足跡，亞洲的印度、南中國、琉球等地都先後「淪陷」。
前節提到日本最初確認梅毒登陸，是在戰國時代的一五一零年代，換言之，梅毒比傳教士更早到達日本。
由於是當時的全新疫病，日本又處於戰亂時代，有關梅毒的稱呼也是因地方而異，初時在京都便被稱為「楊梅瘡」、「唐瘡」、「琉球瘡」，也有稱為「肥前瘡」的記錄。經此之後，加上那時代日本民間(貴族亦然)的性風俗和性道德相對開放，比起更早受梅毒之害的歐洲人而言，日本人的性事可謂不設防。這方面在後來到達日本傳教的傳教士在記錄裡的批判也是歷歷在目，隨處可見。
於是，對梅毒一無所知的戰國日本人便開始廣泛受到梅毒的影響，但梅毒問題真正開始獲得正視的，卻要等到數十年後，天下泰平的江戶時代。其中一個重災區便是「首都」江戶城。
著名的吉原是當時人們尋花問柳的熱門地區，但事實上，吉原只是其中一個發病地點。在當時，沒法負擔費用的人士，以及無法在吉原從事遊女工作，又或者因為各種因素，要算賣淫維生的女性便在江戶城下的各地，如著名的四宿(品川、板橋、新宿、千住)以及主要街道旁，以流鶯從事賣淫。
隨著梅毒入侵並且紮根，而江戶作為日本全國，甚至東北亞最多人口的城市，對於娼妓業的需求與日俱增。據統計，在十八世紀末，江戶登錄的人口比例上，正規男女人口比例嚴重失衡，男多女少的問題持續，娶妻不易，嫖妓卻大行其道。可是，由於當時包括吉原在內的各個賣淫業並沒有安全措施的意識和對應工作，當時社會又普遍賤視娼妓和女性，更加不會想出什麼具體的行政方策去解決問題，更多的是將問題歸究於神佛的懲罰和命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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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世紀時代將梅毒擬人化後的「梅毒大王」 |
在這個惡性循環下，低下階層的流鶯以至城下町民之間交叉傳染，甚至帶病工作的情況也是十分常見的。對梅毒有些了解朋友也會知道，身患梅病的其中一個明顯病徵，就是鼻樑軟組織受病毒侵襲，使鼻部出現潰爛、下陷，繼而脫落，最後身體出現多種腫脹、瘤物，然後死去。大家可以想像流鶯們和嫖客在生理需求、生計和病患之間掙扎的矛盾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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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上梅毒的江戶人骸骨 |
根據著名的蘭學名醫．杉田玄白的回憶錄《形影夜話》記載，當時江戶城下患上梅毒的人不可勝數，而且大多集中在處於社會較低階層的人士，所謂「下賤者百人中有九十五皆得此病，其源乃因花街賣色無制也」，情況不只在江戶，「長崎、京阪」等地也是重災區。
不少人日夜到寺院祈求神明幫助，而由於當時的江戶仍然未有根治梅毒的方法，不少人的希望最後都落空，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根據其他醫者的記錄，當時已經到達了「十人中有八、九人得此病」、「患者數萬計」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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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慨嘆梅毒難治的著名蘭醫．杉田玄白 |
即使這個說法帶有誇張、感性成份，但不難想像情況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因為根據明治時代以來多次在東京的挖掘工作中，都不難在挖掘出土的江戶時代成人骸骨裡，驗出梅毒徵狀的樣本，而且男女皆有，絕不限於其中一種性別。
當時的人是不是就對梅毒無動於衷呢？當然不是。到了十八世紀末，在江戶等梅毒重災區，開始湧現了專門醫治梅病的「黴醫」。其中如出身伯耆國米子(今日的鳥取縣米子市)的著名治梅名醫．船越敬佑除了醫病外，但留意到防患未然的道理，大量繪畫、著書(如著名的《黴瘡茶話》)科普，讓低下階層了解梅毒的可怕性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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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越敬佑《黴瘡茶談》 |
與此同時，蘭學開始發展起來後，配合傳統的漢方治療，防治梅毒的藥方也陸續登場，蘭學的治方主要是混入不會致命份量的水銀作為抗菌的成份之一。然而不難想像，效果十分有限，而且還會因為反覆用藥，最終中慢性水銀毒而死。
就這樣，梅毒的問題一直懸而未決地迎來了十九世紀中期的開國時代，開國後歐美諸國的官員及商人驚訝日本的梅毒問題嚴重之烈，但他們本身也對娼妓有需求，於是英國人便率先地強烈要求明治政府為東京都下的吉原、新吉原等公娼、私娼之地實行檢梅制度，引入西方的防治方式去監測梅毒的情況，讓外國人「安全、文明嫖妓」。
不過，即使開始導入防控措施，梅毒問題一直要到一九一零年代，即登陸日本四百年後，才初次發明了灑爾佛散來對治梅毒，但真正從根本著手治療的，則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以上可見，江戶時代的經濟、生活發展背後，其實隱藏了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而梅毒問題的特別之處，在於這個問題涉及到不僅是社會風俗，還是社會弱勢階層群體在歷史上難以看見的實情告悲哀。然而，如同現時網路上常見的名句「人類總是重複犯錯」，從以上第一節中可以看到，我們總是每隔一日時間便會患上失憶症，忘記了祖先犯過的錯誤，重蹈覆轍，歷史卻永遠默默地為我們記錄自己犯過的愚行，只是我們總是後知後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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