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責:站長
各位歷史系的同學，簡單粗暴地說，歷史學家的工作不是“搬運、復述事實”，而是不停動腦筋、講思維，著重邏輯，以便處理大量成色混雜、真偽不明的信息（史料、理論、概念）。要練就這種能力，首先要學會如何避免墜入一些一般人常犯的認知錯誤和偏見。
下面的四大類共十二種認知偏誤是人類大腦的預設程序和“本能”，基本上所有人都會犯過這些偏誤。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歷史學家必須學會關掉這些與生俱來的“本能”；而作為歷史系學生，你也需要鼓起勇氣，認識和面對這些讓研究和寫論文變得複雜、麻煩的“絆腳石”。
實際上，你的歷史學論文遭到導師和評審專家批評為“矛盾百出”“只有描述”或者“不知道寫了什麼”，極有可能是因為你已經落入這些思維陷阱而不自知。如果歷史學家掉進這些思維陷阱，將導致他們的研究出現難以掩蓋的錯誤和漏洞。
因此，你還是最好盡早認識和察覺這些陷阱，並且立即進行檢查，以免自己形成慣性和惰性，待辛苦寫成研究論文後，才發現一切已難以補救，積重難返。
以下將以“歐洲近代早期史”為例，說明這些常見的邏輯錯誤和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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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學研究中十二種常見認知錯誤和偏見：你中了多少？ |
第一類：史料解讀的偏見(Data Interpretation Traps)
Ø錨定偏誤(Anchoring Bias)：
l病症：過度依賴第一份讀到的史料（或名著定論）。
l例子：研究宗教改革時，先讀了馬丁路德的傳記，就將其所有行動、成功和傳奇都“錨定”在英雄主義敘事上，完全忽略了其背後的政治與經濟因素。
Ø可得性啓發(Availability Heuristic)：
l病症：過度重視“輕易取得”的史料（如已數字化的數據庫、中譯資料以及AI提供的信息）。
l問題：如果只看數字化檔案，你可能會遺漏那些仍然躺在地方檔案館、尚未被編碼的關鍵資料，造成以偏概全的錯誤。
Ø群體效應(Bandwagon Effect)：
l病症：盲從主流學術觀點，不敢提出挑戰。
l問題：僅因為“著名學者們都這麼說”，就接受了十八世紀是所謂的“理性時代”，而忽略了民間普遍存在的非理性實踐和現象。
第二類：論證建構的陷阱(Argument Construction Traps)
Ø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
l病症：只尋找有利於自己預設論點的證據。
l臨床表現：這就是您提到的“矛盾百出”主因，容易忽略所有與論點衝突的一手史料。
Ø保守偏誤(Conservatism Bias)：
l病症：當新證據出現時，仍固執於舊有的解釋模型。
l例子：即使新史料證明瞭十七世紀北半球氣候異常（小冰河期）對歐洲政治造成衝擊，卻仍堅持用純政治史視角解釋當地局勢動蕩的原因。
Ø信息偏誤(Information Bias)：
l病症：無限期收集資料，認為“資料不夠多就不能寫”，導致論文止步於描述。
l問題：寫作是一個過程，你應該邊寫邊修正，而非等蒐集完“所有”資料。
第三類：邏輯推演的謬誤(Logical Inference Traps)
Ø集群錯覺(Clustering Illusion)：
l病症：在隨機發生的歷史事件中強行建立“宏大敘事”或規律。
l例子：將幾場無關的農民起義強行歸納為“有組織的階級革命”。
Ø鴕鳥效應(Ostrich Effect)：
l病症：無視那些會推翻自己整篇論文架構的“反方證據”，在論證過程中避而不談。
l處方：你必須處理對立觀點，保證自己的論證持平兼聽，是經過全面考量的結果。
Ø結果偏誤(Outcome Bias)：
l病症：以“後見之明”評斷歷史人物。
l臨床表現：因為知道啓蒙運動最終導致了革命，就認為當時的所有思想家都是“革命家”。
第四類：自我檢視的盲點(Self-Reflection Blind-spots)
Ø盲點偏誤(Blind-spot Bias)：
認為別人有偏見有問題，自己的看法才是“客觀”“理性”“合理”的。
Ø選擇支持偏誤(Choice-supportive Bias)：
一旦選定了某個論點，就會對其產生情感依戀，不再理性檢視其漏洞。
Ø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
認為使用了“數字人文”等新穎理論工具，論文就自動變得有深度和有價值。
......那麼，如果真的犯了這些錯誤，該怎麼辦呢？
摘自拙著《歷史學研究與論文寫作指南》（完成中，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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