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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30日 星期日

孫實秀《從名城讀日本史》讀後感

 文責:小編 陳家倫


孫實秀《從名城讀日本史》書封


「城郭」是捍衛人們的堡壘!

 

做為我們鄰近國家的東亞的日本國,伴隨者其千年以上的歷史發展,也留下了許許多多各個時代留存下來的城郭。

 

而在這之中,作者孫實秀以一香港人的身分,毅然決定追尋遠在千里之外的日本城郭以及城郭背後的故事。

 

做為一位外國人,孫實秀不但在港台城粉界小有名氣,更被尊稱為此人「根本變態」的根本變態君(稱讚意義)。

 

孫實秀不但是第一位日本百名城及續百名城的海外達成者,同時更決定獨立寫下城郭及城堡背後的故事,因此透過這一本《從名城讀日本史》中,作者將帶領我們走向三十個橫跨千年的日本城郭,探究其背後的32個可歌可泣的歷史故事。

 

讓我們攻城團在奮勇攻城之時,也從中理解城郭背後的故事及歷史。

 

那麼回到本書本身,本書到底是怎樣的書呢?

 

2021年5月28日 星期五

穢多與非人

 文責:松


從事皮革業的穢多



重讀網野善彥教授寫的《重新解讀日本歷史》(聯經出版),書中第三章專門談論穢多、非人這些受歧視的群體,有些想法想要記錄下來。

 

網野善彥《重新解讀日本歷史》中文版(聯經出版)


 

網野善彥開宗明義提出,南北朝前後的十四、十五世紀,是日本社會大變革期,許多現代社會的觀念都是從這個變革期產生的,以前的社會跟我們所想像的截然不同(想起內藤湖南說應仁之亂以前的日本史都是外國史)。

 

包括這一篇要講的穢多、非人,或其他負責骯髒工作的人,其實在中世以前並不受到歧視,也不是我們所認知的處在社會最低層。那時候並沒有「士農工商」這樣明確的社會區分,但是有神佛屬民的概念。由於兇穢概念很流行,很忌殺生,所以處理罪犯、屍體等邪惡、血污的東西由專門的技工來處理,而且只能在野外的露天地方處理,因為有人居住的地方屬於「人的領界」,野外則是「被人捨棄的領界」,變成「神的領界」(遺落在野外的物件,也變成神的物件,不能隨意移動),所以這樣沾染血污的技工,是替神佛工作,是神佛的屬民,稱為「神人」。既然是神佛的屬民,自然跟寺社有緊密的關係。

2021年5月26日 星期三

毛利家史料簡介--《陰德太平記》

 文責:松


關於毛利家的軍記物史料相當多,有當時人的記錄(《森脇覺書》、《二宮俊實覺書》等等),也有後世編撰(《吉田物語》、《新裁軍記》等等),以後世編撰的軍記物而言,公認為最可信的是《新裁軍記》,而最不可信的,應數《陰德太平記》。

 

《陰德太平記》是岩國吉川氏家老香川景繼,以其父親香川正矩所著《陰德記》為藍本的軍記物。香川正矩生於慶長十八年(1613年)是安藝香川家的後裔,其父祖在關原合戰後隨吉川廣家移封岩國,成為家老。正矩所處的時代天下太平,武士們無所事事,於是修史事業興起。他參考《森脇覺書》、《二宮俊實覺書》、安西軍策》等軍記物寫作《陰德記》,可惜成書之前便去逝,年僅四十八歲(卒於萬治三年,1660年),其著書事業由兒子香川正經和香川景繼繼承。

 

由於《陰德記》是未完成的作品,所以一直沒有出版。香川景繼子承父業,一邊遊學京都,一邊執筆寫書。直至元祿年間才完成該作,經岩國吉川家審閱過後,才在寶永三年(1706年)批准付梓刊印,直至享保二年(1717年)才面世(但此前幾年已有京都出版的版本)。但正式出來的書目,不用《陰德記》之名,而是《陰德太平記》。該書由八十一卷構成,敘述從文明年間以至慶長朝鮮之役為止百餘年間山陰山陽地區的歷史事跡,當中以中央政權的角度敘述甚多,故此有學者認為這是「中央志向型地方史書」。

 

 

書目中的「陰德」二字,出自我國古籍《淮南子》兩句話「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就是佛學所講的「陰德陽報」。簡單而言,就是因果報應的概念,勸人暗中行善積德,在來世必有所報。若果延伸這個概念,便是先人行善積德,子孫得受善果。這種目的性強烈的現實功利主義,在當時儒學興行、神道萌芽的日本社會未必是主流思想,可能就是該書不盛行的原因之一。

 

但是最為人詬病的是陰德思想在歷史文獻中的反映,會使歷史偏離客觀公正。《陰德太平記》的內容偏頗,甚至與史實相悖,原因正在於此。為了強調自家(吉川家和毛利家)的正當性,將毛利元就塑造成文武雙全、五德(仁義禮智信)兼備的完美人物(另一個與元就相提並論的人物是大內義興),甚至不惜扭曲事實。島根縣學者藤岡大拙舉了一例:陶隆房謀反前曾邀請元就協力,大內義隆亦向毛利家尋求協助,元就衡量利害之後,決定支持陶隆房謀反,並在事成之後馬上出兵攻打身屬大內家的平賀隆保(安藝頭崎城),這明明是大逆的惡行,但是香川景繼為了美化元就的履歷,在《陰德太平記》裡竟然將平賀隆保說成了陶隆房的人,元就大義凜然拒絕陶隆房的邀請,攻擊平賀隆保便成了理所當然的美事。但是在原著《陰德記》中,卻是將史實原本地寫出來,並沒有掩飾元就的惡行。

 

像這樣竄改和誇大史實的例子在《陰德太平記》尚有不少,因此後世學者對香川景繼這本巨著譭多於譽。與其說它是軍記物,不如說是軍事文學比較合適。

 

時移勢易,封建時代已成為歷史,我們既了解它的成書背景,也就可以客觀地去對待這部作品。《陰德記》和《陰德太平記》在戰後得到地方學者的重視,多次重新注譯成現代人易懂的版本,我們可以透過這些著作去了解吉川、毛利,甚至中國地區的歷史。

 

書籍推薦:

《陰德太平記》現代語譯版

出版社:教育社

譯者:松田修、下房俊一


 


這版本是以正德二年(1712年)版京都版《陰德太平記》為底本,只抽取部份有關毛利家的文章翻譯成現代日語,通俗易懂,譯者在前言「《陰德太平記》の世界」對這本書有深入的剖析,具參考價值。但這是精華版本,並非全譯,若要閱讀原本,則要求諸於幾萬日圓的大部頭原著了。


2021年5月22日 星期六

不屈之赤駒~相馬義胤(貳拾壹) 屋漏偏逢連夜雨

文責:小編 陳家倫

相責:小編 陳家倫

圖責:小編 陳家倫



「五月十二日 相馬舊領三郡御改易」

 

帶來改易壞消息的佐竹義宣與正在辦野馬追祭事的相馬義胤

相馬家在渡過了「一片空白」的關原之戰後,看似逃過這場決定命運的決定天下之戰,然而正所謂「大難不死,必有後患」。

 

2021年5月19日 星期三

秦始皇與土佐長宗我部氏

今日京都右京區有「太秦」(日文發音為UZUMASA,うずまさ)一地,下轄幾個町區,地域廣闊。該地有一所座落於蜂岡山的廣隆寺,原來與本文的主人翁有關係。


長宗我部氏是歸化人後裔,跟對馬宗氏一樣,都自稱是秦始皇的後代。平安時代編纂的《日本書紀》記載「應神帝十四年(弓月王)率百二十餘縣(之)民歸化」,應神天皇十四年即公元283年,斷代上被歸為彌生時代。弓月王據《新撰姓氏錄》(成書於平安初期)記載,是秦始皇三世孫孝武王的後裔,在《日本書紀》中登場時已是朝鮮半島百濟國人,不知何故要移民日本,受東方的新羅國阻撓,久久不能成行,後來得到伽耶地方(新羅南方,當時屬日本治下任那府)的日本人葛城襲津彥幫助,終於在應神天皇十四年渡日。

2021年5月15日 星期六

明治維新的政商瓜葛

 文責:松



我很喜歡看《貨幣戰爭》這一類書籍,因為它讓我覺得歷史是一件很立體的學問,即是說,歷史不是我們在學校課本裡讀到的、只屬於政治家的事情,它還包含某個時間段裡所有社會階層的活動事跡。尤其是近代史,伴隨著商業資本的崛起,歷史的論述就不能只聚焦在政治家身上,因為影響歷史走向的,不只是政治家的想法,還有經濟狀況的起伏。


讀戰國史這一塊,經濟方面總是著墨不多,多數都是某某大名怎樣打仗,某某家臣有甚麼事跡等等,論述充滿人物個性,特別是華文書籍,由於屬於科普讀物,不可能太深入,所以都只停留在人物介紹的層面,甚至有些論述出現錯誤或者過時。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有點中二。日文書籍好一點,有很多關於領國經營的專書和論文,不過對於外國人來說,如果不是研究者,根本不會特地去搜尋來看。


而且,戰國史的經濟狀況論述,多數是以大名視角來描寫,很少有以個別商人為單位的論述。我倒是很期待將來有這方面的專書,最好可以翻譯成中文,豐富華文戰國界的內涵(目前中文版書籍之中我讀過最精深的相關專書是石井寬治的《日本經濟史》第二版,五南出版,不過已絕版)。


至於我正在鑽研的明治維新,就真的豐富很多了。這正是近代史的魅力所在,也是我喜歡幕末史的原因。


前陣子拜讀日本作家三好徹寫的《政・財腐蝕の100年》,一開始讀便欲罷不能,這正是我夢寐以求的書籍。雖然他是小說作家,但內容不乏考據,對於複雜的政商關係和政治事件,能夠用作家特有的生動筆觸,抽絲剝繭逐一描述。就我所見,作者並沒有特別的立場,為幕府或維新政府任何一方辯護,而且都能翻找史料去佐證,增加可信程度。


書中每一頁都讓我驚訝不已。因為每件事件背後都有這麼複雜的利益瓜葛,跟我之前讀過的維新書籍截然不同,有些甚至聞所未聞。


以下舉兩個事例簡單說明一下:

1)

三菱是土佐商人岩崎彌太郎一手創辦的會社,前身是土佐藩御用的半官方公司九十九商會。廢藩置縣之前,岩崎彌太郎透過一些手段,獲板垣退助允許將屬於藩的資產撥歸商社所有。以後岩崎就以這些資產來發展船運業。當時三菱的對手是維新政府官營的郵便蒸氣船會社,但郵便蒸氣船會社恃著官營身份,收取很高的費用,不得人心。適逢台灣征討(即西鄉從道出兵討伐台灣原住民事件)和西南戰爭,岩崎看準機會爭取承包運輸事務,獲得巨額利潤,又贏得了政府和民眾信任,戰爭結束後,收貴昂貴的郵便蒸氣船會社敵不過三菱,便急速沒落,最後破產,由三菱全盤接收前者的船隻。為了對付英美獨佔的太平洋航線,維新政府還特地資助三菱經營日本到上海的航線,因地利之便,三菱成功將美國的Pacific Mail和英國的鐵行輪船公司(P&O)趕出市場。


至於三菱如何在台灣征討和西南戰爭期間取得承包經營權,就跟大隈重信和大久保利通有關。當時島津久光獲邀出任左大臣,他要求把推動西化的大久保等人撤職,素來鐵面無私的大久保利通,竟然礙於昔日主從情誼,不敢與島津久光作對,大久保只好拜託大隈重信出面說服島津,大隈重信答應大久保的要求與島津對質,條件是讓岩崎取得承包經營權,大久保只得答應。而土佐出身的岩崎如何認識佐賀出身的大隈呢?原來正是幕末時代在長崎認識的。


三菱是日本郵船會社(NYK)前身,從事航運業的朋友都會聽過這家公司,前些年才跟三井(MOL)和川崎(K Line)合併為現在的ONE船公司。


2)

明治十四年政變,是藩閥政府與自由民權派就憲法和設立國會問題的衝突的結果,導火線是開拓使官有物轉讓事件。當時政府已是薩長藩閥的囊中物,十名參議之中,就有八個是薩長出身的。而這些薩長元老大多是不乾不淨之人,跟自由民權派鬥爭之餘,亦不忘歛財。


政府撥出一千多萬日圓開發北海道,由黑田清隆擔任開拓使(首任開拓使是東久世通僖,黑田是第二任)。但是北海道開發經營不善,超支嚴重,最後失敗收場,而政府多年來投資在北海道的資產,竟讓黑田清隆以三十八萬七千日圓的賤價購入,而且分三十年無利息攤還,消息傳出之後(有傳是大隈重信洩漏消息)激起眾怒,不僅受到政敵(自由民權派、新聞界、民眾)的圍攻,連官方報刊也表示不支持,有說黑田清隆老羞成怒,想找些亡命之徒教訓報社。為了保住藩閥的勢力,不讓自由民權派得逞,政府(以伊藤博文為首,主張普魯士式立憲君主制)於是把與自由民權派(支持英國式的立憲君主制)同氣連枝的大隈重信開除出去,是為明治十四年政變。


單就開拓使官有物轉讓事件來說,就有官商勾結存在。開拓計劃破產後,留在北海道的資產就成為無主之物,當然引起貪婪政客的垂涎。黑田清隆是最接近開拓使官有物產的負責人,但他自己沒有資本,也不好意思出面,所以委託關西貿易社和北海社兩間公司專門接受這些財產。關西貿易社的老闆是誰呢?正是黑田的同鄉好友、實業家五代友厚;北海社的老闆呢?也是黑田的同鄉兼下屬、開拓使權大書記官安田定則。這兩間公司正是在明治十四年創立的,目的就是要低價接收這筆官產做生意,黑田清隆之心路人皆知,但維基百科沒有寫。


上面說到薩長元老大多都是貪財之徒,長州的井上馨更是這方面的傑出人物,這個以後有機會再談。薩長藩閥勢力之大,連太政大臣三條實美也要給面子(他本來就不是有才幹之人)。

黑田清隆要接收官產,必須得到天皇批准才行,當時明治天皇剛好出發巡幸東北,預計要三個月後才回京,為免途中出現變卦(害怕被大隈重信背後的三菱捷足先登),黑田要求三條實美趕上行列,盡快拿到聖旨,薩摩派同僚不用說,長州派大概也是其身不正,出於共同利益考量,也不會反對,三條實美一個人,怎能忤逆薩長大老們的意思呢?於是趕緊離京堵住天皇,順利拿到聖旨,接著就是發生上面所說的事情。


唯一不跟薩長同流合污的元老,大概只有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他們恰好就是自由民權派。九十年代得到伊藤博文的妥協,成立首個政黨內閣。


本文首發於

幕末研究所:

https://nihonshi.blogspot.com/2019/01/blog-post_23.html

https://www.facebook.com/jpmodernhistory/posts/107045131498281

2021年5月12日 星期三

用印學問大-以天下布武印為例

 

文責站長


天下布武印


#織田信長#天下布武 印相信已是十分出名的

但大家會發現不同文書中,有時押黑印(左),有時押朱印(右),這是按內容的重要性及對象的身分高低,還有發信人(信長)對收信人的態度來分的。

天下布武印 黑印



用印的做法一般相信源於鎌倉時代的禪僧,然後影響了歸依的武士,然後再傳播開來,因此,用印的例子多出於東日本,西日本出身的大名、武士多數仍用簽名。在當時的規範上,朱印比黑印高級,這簡單來說是因爲朱印肉所用的朱砂等顏料比較貴。

天下布武印 朱印




另外,在當時的規矩上,發信人的親筆簽名(花押-Ka-ō)比押印顯得隆重、厚禮,但隨著政務繁多,除了必須的場合外,一一簽名實在太麻煩,於是會改用印鑑,加強效率,但與此同時也顯示當事人的態度出現變化,少了人情,多了官腔。

織田信長花押



順帶一提,天下布武 的「天下」其實指的是五畿內,而不是整個日本,即使信長掌握京畿後,#天下布武 的「天下」看似擴大解釋成整個日本,但其實骨子裡還是以使「天下=京畿」完全安寧,於是日本列島也須安穩。所以,對信長來說,平定日本其實是勤皇穩定京都=安「天下」的延伸活動及必須條件。

致力於守護京都周遭治安維穩的織田信長


2021年5月10日 星期一

每朝豆知識:烏帽子親子

 文責:站長



在古代日本的上流社會,存在一個習俗,就是「烏帽子親子」,即家族內的年青人成年禮時,邀請一個長輩為自己加冠(烏帽子),再請他授予自己名字中的一個字給那年青人,授予方被稱為「烏帽子親」,後者則是「烏帽子子」。


烏帽子親子之間的關係不如養父子的關係,但也是那年青人成長之後築起的一個重要的人際關係,也是代表他的家族與烏帽子親的關係非比尋常。


另外,上流社會的年輕武士在成人禮(元服)的同一日會進行「具足始」,即第一次穿他的甲冑的儀式。那時候也會邀請家中老臣或家外友好的年長武士,而且是功勳、武勇的武士來參加,再幫年輕武士帶上頭盔,綁好頭盔上的綁帶,寓意將他的武勇、好運傳給這年青武士,希望他也能成為有為的武士。


2021年5月8日 星期六

揹鍋研究生的逆襲!-門徒最上德內與伯樂本多利明?

文責:小編 陳家倫
相責:小編 陳家倫

得到老師給與大好機會的最上德內


說到江戶時代的北方探險家,相信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朋友,應該多少都會叫得出最上德內(常矩)、近藤重藏(守重)、松浦武四郎()乃至於間宮林藏(倫宗)等名字。

 

然而除了這群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以雙腳實踐進行北海道調查的和人探險家及幕臣們。

 

18世紀末,伴隨者俄羅斯人逼近蝦夷地,直逼日本的北方大門,日本的知識份子如林子平、工藤平助及本多利明等知識分子的倡導下大力主張海防或是開發蝦夷地。


林子平 紀念碑


 

在這當中,本多利明與最上德內是師徒關係,用現代的說法就是大學教授與研究生的關係,本多利明一邊在江戶開設私塾力主開發蝦夷地,人稱音羽先生的他甚至改名為「北夷齋」,而展現他對蝦夷地開發論之堅持理念。

 

2021年5月3日 星期一

好書推薦:藤田覺《幕末の天皇》

 文責:小編松


【幕末的天皇】


最近在拜讀藤田覺的《幕末の天皇》。

這是我們研讀幕末維新史時很容易忽略的一塊。包括拙作《幕末長州》在內,敘述幕末史的華文書籍中,大多把幕府視作政治主體,然後將一連串動亂歸因於幕府的失政,相對地把維新志士與朝廷拉在一起,仿佛是維新志士替朝廷打倒幕末,將政權收回朝廷掌中。「大政奉還」、「王政復古」這兩組詞語,正是這種觀點的反映。

但是如果把畫面拉闊一點,觀察朝廷內部的動向,我們便會發現不同的景象。

一般敘述幕末史書籍,多數從黑船來航開始講起。黑船來航是在嘉永六年(1853年),當時的天皇是孝明天皇。說到孝明天皇,最引人關注的是八一八政變前後的態度和他急死的疑團(是否被毒殺),其餘整個幕末史,關注的焦點幾乎全在幕府將軍和各大名的互動上。

依照這個觀點去看幕末史,我們會對和宮降嫁事件的起因一頭霧水——為何在安政大獄幕府力量達到頂峰的時候,反而接受和宮降嫁,受朝廷制肘?又或者對八一八政變中七卿落難的背景不明所以——尊攘派公卿是如何崛起?為何會被主張攘夷的天皇攆出朝廷?我們甚至會對王政復古的本質都搞不清楚。

藤田覺這本書,破格地從孝明天皇的祖父——光格天皇開始講起,這也是我曾主張幕末史的起點所在。光格天皇做了許多動作,得到了不少權益,重振被壓抑的皇權,是一直以來被忽視的明君。順帶一提,光格是自後醍醐之後第一位冠上「天皇」名號的天皇,在他之前的天皇,只稱追號,後加「院」字,例如第114代中御門天皇,當時只稱「中御門院」。而且「光格」是自第58代光孝天皇以來第一位採用漢風諡號的天皇。當時德川將軍死後也獲稱院號,所以光格冠上「天皇」名號,可視為天皇比將軍高上一階的表現。

皇權得以重振的背景是外患和飢荒,幕府應對失當,使民心聚集於朝廷,幕府的權威陷於最低落的時期,在與朝廷交鋒時處於下風,搞不好會在那個時候進入真正的「幕末」。只是當時還沒有倒幕的氣候,所以儘管光格天皇晚年爆發大鹽平八郎之亂(天保八年,1837年,當時光格已隱居),仍沒有發展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朝廷與幕府的關係,在黑船來航和安政五國條約(違勅調印事件)的時候再次受到考驗。安政五國條約讓主張鎖國攘夷的孝明天皇極度不滿,除了斥責幕府高層之外,還下了密旨給水戶藩等大名,責成他們協助幕府處理外夷的事情;孝明天皇給幕府的指示是與各大名取得共識後行動,同一時間他卻一反往例,直接向大名發聖旨,越權舉動直接引發安政大獄和櫻田門外之變。朝廷和幕府兩敗俱傷,加速了和宮降嫁的進度。幕府藉此挽回威信,朝廷也認為自己的發言權大增了。

在安政通商條約簽署前後,孝明天皇一人無法定奪大事,便破例讓底下的公卿參與議政,徵詢他們的意見,公卿們對時局的關心也增漲起來,依立場不同,朝廷內部逐漸形成了公武合體派和尊王派兩派陣營,前者支持幕府的消極攘夷策略,後者主張撕毀安政通商條約,實行武力攘夷,並與各地尊攘志士互通聲氣。文久二年(1862年)朝廷新設了「國事御用掛」的議政機關,成員多數是公武合體派,這使尊王派公卿不滿,於是集體上訴,要求另組機關,於是孝明天皇又設置「國事參政」和「國事寄人」,由尊王派成員出任。尊王派用暴力逐漸取得發言權,不僅脅迫幕府落實攘夷期限(文久三年五月十日),還簇擁天皇行幸、親征,這些都不是天皇的本意,於是便有八一八政變的出現。

關於八一八政變,我們大多關注跟隨長州藩退出京都的七位公卿,但是還留在朝廷內部的尊王派卻鮮有提及。事實上,政變後還留在朝廷的尊王派公卿也被退職,朝廷內部幾乎只剩清一色的公武合體派。在第二次幕府征長戰爭期間(慶應元年,1865年),英美法荷四國艦隊為了兵庫提早開港和條約勅許的交涉而闖進大坂灣,孝明天皇的朝中既然沒有支持他的尊攘派公卿,逼於四國武力,只好放棄抵抗而承認條約,曾經最堅定的攘夷論者孝明天皇至此也放棄了立場,可想而知朝廷的號召力大幅削弱。

在維新志士的眼中,腐敗的朝廷也有推倒的必要,乃至於第二次征長戰爭時,大久保利通膽敢違抗聖旨(「非義之勅命非勅命也」),拒絕參與幕府軍。如此一來,兩年後王政復古的性質便有需要重新評估:倒幕派大名推翻的是獨斷獨行的幕府,同時被放逐的尊王派公卿(如三條實美、岩倉具視)則企圖藉此重奪朝廷內的主流地位,雙方一拍即合,合演一場敗部復活的政變喜劇,把幕府和朝廷所代表的舊體制一起推倒,創立新體制來實現自己的抱負。只不過,這些曾經的尊攘志士,此前已受過外國武力的洗禮,早就明白武力攘夷的無謀,立場變得與幕府並無差別——德川慶喜不見得獨裁,薩長也不見得熟悉外國事務。從這方面來看,王政復古可說是維新志士實現政治野心、爭奪政治主導權的鬧劇而已。

文章首發處:
幕末研究所
日本史研究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