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責:小編 陳家倫
相責:小編 陳家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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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董應舉 《崇相集》 明萬曆四十七年呂純如等刊、天啟崇禎間補刊序文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原始出處 故宮博物館 臉書粉專 |
近期台灣的故宮博物院(北院)正在舉辦以大航海時代的16世紀為中心的東西交流的展覽「無界之涯：從海出發探索十六世紀東西文化交流」(至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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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界之涯：從海出發探索十六世紀東西文化交流」 |
「無界之涯：從海出發探索十六世紀東西文化交流」
https://theme.npm.edu.tw/exh112/Boundless/
辣個見過幕府將軍的大明軍人
然而引起筆者關注到這展覽的卻是故宮博物院在臉書的一篇宣傳展覽的貼文的文案
宣傳貼文:
在故宮宣傳展覽的行銷貼文中提及
「如果可以穿越時空，你想去見見日本江戶時代的德川幕府將軍嗎？很多人應該會很有興趣，畢竟這可不是一般小民可以輕易見到的人物。但是在「無界之涯」的時代，透過海洋的串連，諸多不期而遇的傳奇故事在已知與未知的旅程中逐一浮現，並創造出不可思議的相會。
有一位叫做董伯起的明代人，就在因緣際會下，真的跨海見到了德川幕府的二代將軍—德川秀忠（1579—1632）。」
董伯起為福建福州人，當時只是大明國底下福建的一個海防軍官，因為前往東湧（馬祖東引島）偵查時被日本船俘虜而被帶到日本，甚至他的事蹟被同族的董應舉寫在《崇相集》內。
但是做為研究日本史的業餘不專業研究者，以及看過幾次故宮行銷時對於台灣與日本關係的行銷推文的歷史愛好者，當看到故宮提及大明軍人遭日軍綁架並見到日本的政治權力中心人物-幕府將軍
德川秀忠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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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見過董伯起?的-江戶幕府 二代幕府將軍 德川秀忠 |
筆者眉頭一皺，深覺案情絕不單純。
因此不專業的筆者只能盡自己所能，開始找起日方資料是否有針對此事進行相關記載。
《駿府記》及《德川實記》
筆者乃決定翻查記錄幕府將軍德川家康及德川秀忠大小事的歷史書《駿府記》及《德川實記》
會讓筆者決定開始查詢《駿府記》及《德川實記》的原因，主因在於如果假設真的董伯起曾見過幕府將軍-德川秀忠。
按理說日方應該也會有記錄，加上筆者曾經在翻查《駿府記》時，看過德川家康曾在駿府接見大明人(明商)的記錄，因此更相信如幕府將軍見過大明軍人董伯起，那麼具有《實錄》性質的《駿府記》及《德川實記》等與幕府將軍關係密切的編年體史書理應也會有記錄。
這邊先說明《駿府記》及《德川實記》是什麼樣的史書。
《駿府記》是記錄德川家康從慶長十六年(1611)八月至慶長二十年(1615年)十二月為止，做為退休幕府將軍而隱居在駿府(今靜岡縣靜岡市)的大御所德川家康的動向，作者據傳是江戶初期的儒學者林道春(林羅山)，也有說法是後藤庄三郎光次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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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為《駿府記》的作者林道春(林羅山) |
做為德川家康死前5年左右的史書，並按年份條列式的記錄德川家康以駿府為中心的各項活動，當中也不乏政治或是接見琉球等外國使節之事，因此無論是對於研究德川家康晚年動向，或者是日本對外關係來說，都是值得研究的一本編年體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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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編年體形式詳細記錄德川家康晚年在駿府生活的大小事的《駿府記》 |
《德川實記》則是以歷代幕府將軍為中心所編撰的類似於《實錄》性質的史書，全書成立於19世紀初的1809年，直到35年後的1844年才完稿，是由幕府主導編撰從初代德川家康~10代將軍德川家治的官方史書，最初名為《御實紀》，且以各代幕府將軍為中心，冠上其之院名而有《東照宮御實記》(德川家康實記)及《台德院御實記》(德川秀忠御實記)等稱呼，至明治時代才又被統稱為《德川實記》。
《德川實記》做為幕府的官方史書，參考眾多幕府當時(19世紀)所能掌握的史料，以編年體的形式按年代記錄寫下各個幕府將軍的大小事，可以說是研究德川將軍及江戶時代歷史(尤其是政治史)的基本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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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同於江戶幕府官史的《德川實記》與《續德川實記》 |
也正因為如此，當故宮提及董伯起見過幕府將軍-德川秀忠時，筆者直覺是《駿府記》或《德川實記》(《台德院御實記》)理應會有相關記載。
台灣遠征?
我們先回過來董伯起為何會被綁至日本，若根據董應舉的《崇相集》的紀錄，董伯起是在倭寇(日本海盜)襲擊福建沿海時，因為前往東湧(今日的馬祖東引島)偵查時，被倭寇識破而遭倭寇俘虜帶回日本。
「海警乍聞，奸言煽熾；謂倭將甘心『疏禁通倭』之人。某不得不身當海喙，以鎮人心。後董伯起奉軍令偵探東湧，苦於無船；某恐誤軍機，不得不就管頭處置以速飛渡。不意竿塘、橫山、東湧信地，兵船絕無一只；倭船巧藏以伺，伯起遂為所挾。」董應舉《崇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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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董應舉 《崇相集》 明萬曆四十七年呂純如等刊、天啟崇禎間補刊序文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片原始出處 故宮博物館 臉書粉專 |
後在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被日本對外貿易港口長崎的長崎代官村山等安派遣帳下的明石道友送回福建，董伯起為了感謝村山等安將其送回明帝國的義舉，還特別在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五月二十九日寫了封感謝函給村山等安。
一般目前華語圈的研究，認為董伯起遭倭寇綁至日本並被送回一事，應當是指日本元和二年(1616年)3月，長崎代官村山等安派遣其子村山秋安領十三艘船攻打台灣雞籠(台灣省基隆市)一事，因為遠征在途中於琉球遇到暴風，部分船艦漂流到福建沿海，才有後面《崇相集》所提及的倭船進犯福建並綁走族人董伯起之事。
那麼事情是否真的如此呢?
筆者將試圖從日方史料《駿府記》及《德川實記》找尋當中可能的痕跡。
那麼首先，我們先回到一個問題，究竟在17世紀初期，幕府將軍是否見到外國人，又或者是大明人是非常稀奇的事情呢?
答案是其實一點都不稀奇，雖然現在受到後續被稱為「鎖國」的邊境管制政策的影響，給予我們日本江戶幕府故步自封守舊的感覺，然而實際上，初代幕府將軍德川家康是非常歡迎與外國人來往，以及鼓勵與外國通商(但不歡迎傳教)的日本政治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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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外國人來自經商貿易，但不歡迎傳教的德川家康 |
最有名的便是他提拔英國出身的航海士，威廉．亞當斯(三浦按針)為幕臣及打造西方船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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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大河劇《怎麼辦家康》中的德川家康外交顧問，英裔日本武士 三浦按針(威廉．亞當斯) |
此外德川家康與德川秀忠兩代幕府將軍也留有派遣使節或是贈禮與當時的西班牙帝國又或者英國王室，此外也二人也廣發朱印狀，許可日本船隊前往呂宋(菲律賓)、安南(越南)乃至暹羅(泰國)等地進行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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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奉江戶幕府及仙臺藩之命出使西班牙的 位於宮城縣石卷市渡波的慶長使節船博物館(Sant Juan Bautista號館)的復原船 Sant Juan Bautista號 (現已因老舊化拆除) |
但是可能會有人問，這些畢竟只是貿易，但是日本才在不到二十年前在豐臣秀吉主導下入侵朝鮮，並與朝鮮及明帝國打過仗，那日本與朝鮮及明帝國的關係又如何呢?
首先在豐臣秀吉死後，德川家康崛起的其中一個國交政策，便是修復與鄰國朝鮮及明帝國的關係，因此幕府透過熟悉朝鮮國事務的對馬宗家來與朝鮮進行復交，甚至因此有後來江戶時代朝鮮多次派遣使節前往江戶拜見幕府將軍的朝鮮通信史的外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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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戶時代仍與日本及幕府保持一定國交關係 而由朝鮮國派遣通信史進行外交訪問的朝鮮通信史隊列繪圖 圖取自維基 |
與明帝國雖然在壬辰戰爭後，幕府與明帝國並沒有直接的官方往來，但是民間往來並沒有因此斷絕，實際上在17世紀初，仍有不少明國商人或是華僑前往日本經商貿易，九州的長崎港除了是對荷蘭等外國的貿易港口外，也是明國商人乃至日後的清國商人前來日本貿易的貿易口岸，因此當地也聚集不少華僑及中國商人。
我們熟悉的歷史人物如海商(海盜)李旦(福建泉州人)以及鄭成功之父鄭芝龍便也是在這背景下曾滯留於九州的平戶，李旦更曾經是當地的華僑(明商)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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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姓爺鄭成功 其父鄭芝龍曾僑居日本，更與日本女子生下中日混血的鄭成功(鄭森) |
由於當時許多明朝商人來到日本經商，因此也自然而然的出於經商方便，需要打通在日本的政治人脈及天地線，因此也會試圖接觸德川幕府。
我們在《駿府記》及《德川實記》中便能看到德川家康多次接見明朝商人
如慶長十七年(1612年)八月十五日
中秋
《駿府記》便記載
「十五日，諸人出仕如例，片桐市正(片桐且元)出御前，獻銀三十枚，羽織一領、鳥子紙六束，古田織部正獻紫皮二十枚，大明人一官進上御藥種等，又大明人祖官出御前，仍召兩人及唐土御雜談……」
從前後文的紀錄來看可以看出時值中秋節慶，眾人紛紛向人在駿府的德川家康獻上賀禮，如片桐且元就贈與了銀三十枚及一套衣服(羽織)等，古田織部正(古田重然)則給予了紫皮二十枚。
值得注意的是贈與大御所禮物的人中也包含大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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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駿府記》慶長十七年(1612年)八月十五日 中秋條目記載 德川家康召見大明人 一官及祖官二人 |
這位大明人 姓不詳，名一官(應為小名)在中秋時節在駿府面見德川家康，並贈予了德川家康藥材(御藥種)等，同時間前來拜訪德川家康的還有另外一位大明人
祖官(應也是小名)，德川家康召見兩人，並與二人閒聊關於唐土(中國)的事情。
而《德川實記》中也參考《駿府記》的內容，記錄下德川家康在中秋節召見大明人一官及祖官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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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川實記》 記載 德川家康召見大明人一官及祖官 |
一官及祖官雖然沒有詳細說明兩人的身分及背景，但是考量當時的明商在日本活動的活躍程度，此二人應當是從明帝國(如福建)前來日本經商的明商，且從這段記載我們可以發現當時其時明人在日本的活動足跡也十分廣，也甚至有明人見到當時已經退下幕府將軍職，但仍保有政治影響力的大御所-德川家康。
且若從《駿府記》也記錄下德川家康此次見到大御所來看，德川將軍見大明人並不是甚麼需要避諱的事情，實際上在《駿府記》及《德川實記》中我們也能多次看到兩者毫不避諱地提及德川家康或德川秀忠召見明人乃至琉球人及使節等。
又或者我們在看《德川實記》也能看到慶長十六年(1611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條目記載
「二十八日，駿府召見來日明商，大御所在召見其後下令於長崎互市(通商)，長谷川左兵衛藤廣(長崎奉行)也授予御印書」
「廿八日、駿府には、来舶の明商をめして、大御所御覧あり。長崎の地にて互市すべきよし命ぜられ。長谷川左兵衛藤廣もて御印書を授らる」
從這段《德川實記》記錄我們可以發現，早在1612年中秋節之前的八個月前，在慶長十六年(1611年)年底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德川家康就已經召見過來日的明商，雖然不確定此明商是否與前述《駿府記》提及的大明人一官、祖官二人為同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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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川實記》記錄德川家康在1611年底許可明商人在長崎港進行貿易 |
但是德川家康顯然與此明商相處融洽，因此最終許可明商在長崎港與日本進行貿易，也下令當時擔任幕府直轄領的對外港口長崎港的長崎奉行授予准許明商在長崎通商的公文書(御印書)。
《德川實記》也曾記錄下在德川家康滅亡豐臣家，並死去的三個月前的元和二年(1617年)正月十五日
元宵節，德川家康還給予唐商(明商)許可渡海前往交趾(今越南)進行貿易的朱印。
「又發給船主船本彌七郎渡海前往交趾御朱印兩封，給予唐商河內東京(越南河內)渡海的御朱印，給予三官前往交趾的御朱印」
「又船主船本彌七郎に交趾渡海の御朱印二通，唐商はうへ東京渡海の御朱印，三官へ交趾の御朱印を下さる。」
從這段記路我們可以看到，幕府在家康死前三個月，交給了船本彌七郎兩封許可從日本渡海前往交趾進行貿易的御朱印(公文)，當中給予一位明商(唐商)許可其從日本出發前往交趾國的東京河內，另一封則是給予明商三官許可前往交趾的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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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川實記》記載 德川家康在死前三個月發出 兩封許可前往交趾通商的御朱印給唐商(明商) |
換言之，在德川家康死前三個月(此時德川家康已發病掛病號)，幕府還是給予了兩位滯日明商個別的往交趾進行貿易許可公文。
從這段記載，我們可以發現，德川家康在自家史料，無論是成書於17世紀初當時的《駿府記》，又或者19世紀編撰的幕府官方史書《德川實記》中，在駿府期間多次與明商及明人接觸，更是鼓勵明商與日本通商。
而也與德川家康主政期間鼓勵對外通商的政治方針並無衝突。(德川家康不喜歡基督教來日傳教，但不反對外國來通商)
貿易或遠征?
有趣的是，做為記錄德川將軍及德川家康晚年一舉一動的《駿府記》及《德川實記》，儘管留下多次德川家康見大明人或明商的記錄。但卻沒有提到德川家康或是德川秀忠有接見明人董伯起，又或者明國軍人之事。
此外關於所謂的村山等安的台灣遠征，《駿府記》及《德川實記》也未提及此事，由於《駿府記》的紀錄年份只到慶長二十年(1615年)十二月，一般認為村山等安遠征台灣則已經是元和元年(1616年)二月，而董伯起則據傳是萬曆四十五年(元和三年，1617年)三月回到福建，並在同年五月寫了封謝函『福建海道中軍官董伯起致日本長崎監市官村山等安』
感謝長崎代官村山等安派遣明石道友護送其回國，同封謝函目前也被收藏於台北的國立臺灣博物館。
『福建海道中軍官董伯起致日本長崎監市官村山等安』謝函內容可參考 台灣博物館以下網頁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tm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HMSM1MLMD
內文
「福建海道中軍官董伯起致書日本長崎監市官村山
等安執事蒙
將軍令送起歸閩蒙
執事治船遣道友護送我
天朝官府皆嘉效順自海道督府
恭府皆出燕勞從厚錫？分船居處
選船將送所以報答
人啟釁自受惡名
執事今日富已極矣譬如累棋極高心墜此雖於起無與然蒙恩送歸莫盡其忠言也謹頓首拜
謝
萬歷肆拾伍年伍月廿九日書」
實際上在《德川實記》中唯一提及到與村山等安及台灣有關的條目，僅有一條元和元年(1615年)九月初九重陽節的條目提及
「此日(九月初九) 木屋彌三右衛門及唐蘭商人西類子及琉球人等給予渡海前往呂宋國的御朱印，此外給予高尾次右衛門及權六、唐蘭商人三官至暹羅國(泰國)，長崎船主彌一右衛門至柬埔寨，忠兵衛至交趾，(村山)等安置臺灣渡海的御朱印」
「此日木屋彌三右衛門并唐蘭の商西類子（しんによろ）并琉球人に呂宋國へ渡海の御朱印を下され，また高尾次右衛門及び權六、唐蘭商三官（しゃかう）は暹羅國(泰國)，長崎船主彌一右衛門には柬埔寨，忠兵衛には交趾，(村山)等には臺灣渡海の御朱印をくださる。」
唐蘭商人西類子為日本基督徒及商人，經營對呂宋等地的海外貿易，另一方面，其名類子即是路易斯(Luís)，換言之其名即是西路易斯(西類子)。
另一位唐蘭商人三官則考量其三官的名字，且名字讀音為(しゃかう，Shakau)可以判斷這位三官應該也是來日經商的明商，且可能經商路線也包含東南亞。
若我們簡單分析這段，可以確認在元和元年(1615年)九月初九
重陽節，幕府一口氣給了眾多日本及海外商人從日本渡海前往東南亞的出海許可朱印(公文)。
當中
①
給予木屋彌三右衛門、西類子以及琉球人渡海前往呂宋國(菲律賓呂宋島)的出航許可。
②
給予高尾次右衛門、高尾權六及明商三官前往暹羅國(泰國)的出航許可。
③
給予彌一右衛門前往柬埔寨的渡海出航許可
④
給予忠兵衛前往交趾(越南)的渡海出航許可
⑤
給予村山等安前往高砂(臺灣)的渡海出航許可。
可以說德川幕府在這一天重陽節，對商人們一口氣發出群發，發出多個前往南洋貿易的渡海貿易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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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川實記》對幕府群發給各路商人 重陽節前往東南亞各國經商貿易的朱印狀記載 |
而《德川實記》這段記載其實是參考《異國渡海御朱印帳》這項資料。
在今日位於台北的國立臺灣博物館，也收藏了此年重陽節發出的給予村山等安渡海前往高砂國的朱印狀。
可參考 《異國渡海御朱印帳》元和元年高砂國(台灣)記錄
國立台灣博物館以下網頁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tm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PMWMZM8ME
當中提及
「十八 高砂國
一.自日本到高砂國舟也
右
元和元年乙卯九月九日
等安に下され、長谷川左兵衛アリ、元和元年七月廿四出oo 出て高砂國oo 由左兵衛oooo」
從這收藏於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元和元年高砂國朱印狀可以看到
幕府在元和元年(1616年)九月九日
重陽發出朱印狀。
且應當是給村山等安無誤，比較遺憾的是，因為筆者未看過史料原本，僅在網路上看過低解析度的圖案，因此在朱印狀下方的文字無法全然看清楚。
僅能憑所辨識出的文字推測，此朱印狀應當是給予村山等安，且很有可能是村山等安在同年請託長期奉行長谷川藤廣讓幕府發出渡海許可，長谷川藤廣在同年七月二十四日提出申請，幕府也終於在兩個月後的九月初九重陽發出渡海許可朱印狀。
得到渡海朱印狀的村山等安乃在隔年元和二年(1617年)三月，順者東北季風的風向，命兒子村山秋安率領十三艘船艦航向台灣北部的雞籠。
雖然國立台灣博物館認為，村山秋安元和二年三月出發前往台灣具有軍事性質，因此認為這封朱印狀具有軍事意義。
但是筆者卻不這麼認為，主因在於重陽節發出的朱印狀並非只有針對村山等安的台灣行，還包含其他日本商人乃至明商前往今日越南、菲律賓、泰國、柬埔寨等東南亞地區，若考量江戶幕府長期發與境內的日商及外國商人，渡海前往海外貿易許可的朱印，以及同日重陽節，幕府給予多位商人渡海許可，村山等安的高砂(台灣)渡海貿易，難道不是一併理解為是幕府給予的許可渡海貿易的經商貿易許可更為合理嗎?
且當時17世紀初，在台灣島北部的雞籠已有港口及小型商貿交易據點成形，也有包含日本人在內的各地人駐留於此及從事貿易。
倘若要將村山等安的高砂國朱印理解為軍事許可甚至為台灣遠征，不但與幕府一向發出的商貿性質的渡海朱印性質不同，更豈不是也要將其他發與東南亞各地的一併解釋為軍事性質，那豈不代表者幕府在九月初九一次下達遠征東南亞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軍事命令?
考量這些不合理因素，筆者認為更簡單合理單純的可能性，還是回歸到渡海朱印狀的本質，及當時東亞各地的政經情勢，以及台灣島雞籠的情況。
朱印狀的前後過程應為村山等安想前往台灣島雞籠貿易，請求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在七月向幕府請求發出許可，幕府在九月重陽節下達許可，村山等安乃在隔年冬天的三月，趁者東北季風的季節，命子秋安率船隊前往台灣雞籠通商。
且如果真為軍事性質，那無論對於台灣或是日本來說都是大事，尤其若是還是經由幕府許可發下具有軍事性質的朱印命令下達遠征命令的話，做為相當於德川將軍《實錄》性質的《德川實記》卻除了提及發下朱印之外，隻字未提隨後的軍事行動等，這也是非常不合理。
因此村山等安對台灣派遣船隊是否具有軍事性質，筆者認為仍有商議討論的空間。
最後再回到最一開始的疑問
董伯起是否真的見到了幕府將軍德川秀忠呢?
筆者只能說在筆者閱讀董應舉的《崇相集》等中方史料，及日方史料的《駿府記》及《德川實記》，皆無提到有這場會面，且日方史料的《駿府記》及《德川實記》也沒有隱匿德川將軍見明人的必要性，二者也多次提及德川家康接見明商或明國人，因此筆者雖然不敢鐵口直斷說，一定沒有見過。
但是當翻查日方史料後皆無提及到這段會面，因此筆者在越看資料越覺得可疑之下，也深覺這段歷史仍有需要考察的空間。
另一方面國立臺灣博物館收藏的『福建海道中軍官董伯起致日本長崎監市官村山等安』謝函
收錄一段 此史料為但馬國神官武田芳太郎收藏的說明內容，當中提及
「
明人董伯起村山等安與書狀寫
元和二年三月長崎代官村山等安次男秋安家臣明石道友船艦十三艘以台灣遠征暴風事成福建漂著董伯起獲歸國道友翌年三月伯起送兼日支國交貿易恢復圖本書即道友福建歸國際伯起等安與禮狀斷片
原文書兵庫縣但馬國山口村八幡神社祠官武田芳太郎氏所藏 」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tm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HMSM1MLMD
若考量這段文字的用語可以判斷 「台灣遠征」、「日支國交貿易」等字眼，可以判斷其在說明文使用了「台灣」、「支那」(中國)等詞，因此斷然不太可能是江戶時代以前的文書，而可能是明治時代以後所寫的說明，若考量日本在甲午戰爭後拿下殖民地台灣，因此為了強化日本與台灣的連結，而拼命想辦法找出台灣與日本的關係，做為日本統治台灣的法理依據，那這說明文書恐怕歷史不會超過130年，而是明治中期以後的產品，且極有可能肩負者當時日本殖民海外發展殖民地的政治使命。
後記-其實是背鍋?
筆者最初是因為看到故宮博物館的臉書小編那誇張的敘述，一口咬定董伯起白吃白喝，被日本人免費招待送去日本見幕府將軍，深感困惑，於是決定調查中日兩方史料，結果在檢證史料後，只能說筆者越看越困惑，乃深覺必須動身北上故宮一探虛實。
最終在甲辰龍年(2024年)的大年初五，來到故宮，親自觀賞同展，不得不說，本展確實是很優秀的展，值得大家前來觀看，加上故宮本院內其他珍藏文物，不管是非國民的$350台幣，或是中華民國國民的優待門票150台幣，觀看本展及故宮其他文物展出絕對是值回票價的價格。
這次的展題無界之涯：從海出發探索十六世紀東西文化交流」(至2月18日)也確實符合其之主題，透過來自各方的文物及館藏介紹者16世紀東亞及世界各地在大航海驅動下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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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界之涯：從海出發探索十六世紀東西文化交流」 |
也當然的，筆者也親自閱覽本次的疑惑點，董伯起見幕府將軍的行銷宣傳文案。
因此也在本展中仔細觀看《崇相集》的展出文物及館內展出文字介紹說明，更發現館內的介紹，不失為國家級博物館的水準，點到為止，不做過多臆測，僅點到為止說明董先生遭俘前往日本後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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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界之涯：從海出發探索十六世紀東西文化交流」中所展示的《崇相集》 |
筆者也購買同展「無界之涯：從海出發探索十六世紀東西文化交流」的圖錄，然圖錄在介紹《崇相集》中也採取嚴謹角度，並未提及董伯起見幕府將軍德川秀忠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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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界之涯：從海出發探索十六世紀東西文化交流」圖錄 新台幣1250元，外國人購買可辦退稅。 |
筆者愚昧，在考證中日兩方資料後，也只得到董伯起1616年遭日人俘擄，並在1617年歸國，卻看不到中日兩方史料有提及幕府將軍德川秀忠召見董伯起之事宜，但相信做為國家級水準的博物館的小編，故宮小編絕對不會信口開河，或是讓研究同仁背鍋，因此想必學識豐富的編輯團隊一定有看到愚昧的筆者所看不到的資料，而得到了文案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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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宮博物館內「無界之涯：從海出發探索十六世紀東西文化交流」展 對董伯起遭俘日凱旋回歸的介紹 未提及董先生見到幕府將軍 |
不才得筆者也真誠的希望，做為一流的國家級博物館的專業編輯，能夠以科普的角度，點醒愚昧的筆者，究竟是筆者哪邊學藝不精，看漏了幕府將軍召見董伯起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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