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責:站長
相責:小編 陳家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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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到家臣背叛的霸王信長 圖取自遊戲 信長之野望 新生 |
本能寺之變是日本史上非常著名的謀叛事件，了解日本史的讀者可謂耳熟能詳。有趣的是，多年來在日本輸出的遊戲、動漫、影視作品，以及相關書籍和網路資源的幫助下，即便是不熟悉日本史的讀者，也可能聽說過「本能寺之變」、織田信長和明智光秀。
在遊戲、影視作品的渲染下，「本能寺之變」這個事件的描述方式越來越單調，人們將目光和焦點過度集中在織田信長和明智光秀兩個主角的關係上，把他們的矛盾衝突生硬地套在「忠」「叛」「恩」「仇」的道德框架里，
並且將「本能寺之變」定性為「下剋上」的代表例子。其實，放眼日本歷史長河，臣子因故反叛主君，甚至發動兵變殺害主君的事件並不是很多，像「本能寺之變」這種非常極端的政變也屬於較個別的案例。筆者在此想引申談一談與之相關的深層次的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問題。
一、武士社會的「下剋上」
「下剋上」（以下犯上、Ge-koku-jyō），是目前絕大多數日本戰國時代相關書籍，無論是中文、英文還是日文的，都必然會提到的一個詞語；大多強調那是武士社會裡臣下為了權欲而推翻、取代主君的頻發現象，是日本歷史比較黑暗的時代云云。可是，這種說法有點過於絕對，而且不太妥當。
首先，「下剋上」的意思的確是「下位者驅逐、排除
上位者，施展威勢」，但是這裡有兩點需要留意。第一， 從學術角度來說，「下剋上」不單指武士上下階級間的矛盾（以下犯上、犯上作亂），其實還包括當時日本社會人數更多的階級——農民百姓的「以下犯上」。我們甚至可以說「下剋上」真正的主角和指稱的對象本非武士領主，而是農民百姓。
這是什麼意思呢？簡單說明一下歷史背景。在室町時代，隨著農業技術的進步和貿易物流的發展，日本社會的部分地區從自給自足過渡到農業產品化、商品化的階段，從中國明朝引進的貨幣進一步促進了貨幣經濟的發展，促使原本比較封閉、分散的莊園制度走向新的形式。
在富庶地區，有實力的豪農、地方豪強，甚至村落獲得剩餘資本，紛紛追求自治和更多的權益，意圖減少莊園領主的束縛和剝削。遠在京畿、奈良的莊園領主和貴族們既要努力維持莊園經營和收入的穩定，又要面對庄民、村落和各方勢力削弱莊園支配的壓力。結果，莊園領主普遍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協，在確保收入得到基本的保障下，默許地方自治的發展。
另一方面，室町時代後期，在頻發的內亂和天災打擊下，莊園領主控制莊園的力度減少，要麼各地莊園被地方勢力侵吞奪取，要麼失去莊園的實質管治權，問題越來越嚴重。即便勉強保住控制權，京畿的莊園領主們還要面對同樣受兵亂和天災打擊，生活無以為繼的庄民、庄官等拒絕繳納田稅、勾結地方上那些不聽朝廷、幕府指令的地方豪強的問題。
這些一直被莊園領主視作螻蟻的民眾反抗統治，不再認命，甚至利用個別時機，跟武士、商人等結成地方武裝，撕毀債務契約、拒絕償還欠債。眾怒難犯之下，領主們統治失效，連帶釀成自身的收入、財政漸漸出現困難，瀕臨破產的邊緣。上至天皇，下至普通貴族無不為之苦惱。即便他們要求幕府出手解決，但是應仁文明之亂時的幕府陷入危機，自身難保。
幕府「事不關己」的態度使莊園領主們焦慮萬分。奈良興福寺（攝關家藤原氏的氏寺）
大乘院的僧侶在戰國時代來臨前夕的文明九年（1477） 十二月十日就發出這樣的感慨：
天下已無可喜可賀之事了，近國（京畿地區附近的律令國）、近江、美濃、尾張……皆不聽幕府、朝廷號令，紛紛不上繳年貢（田稅等）。其外諸國……國內生亂，年貢之事無可奈何。公方（室町幕府將軍）管治的諸國……也不應其命令，守護們雖然說謹遵鈞命，立刻下令實行，但是守護代（僅次於守護的領主、守護的副官）和其國的國內領主們均不聽命。 至此，日本國內皆不聽幕府、朝廷號令了。（《大乘院寺社雜事記》）
表面上看，大乘院的僧侶是在感慨國家內亂（當時正值「應仁文明之亂」），政令不行。但其實他們最關心的不是武士引起的兵亂，畢竟武士內鬥已經好幾百年了，他們早已司空見慣。作為剝削階級，他們憂慮的是賴以維生的年貢沒有像從前那樣順利到達他們的手上，導致他們生活困頓，面臨巨大的打擊。
除了在經濟、生活和政治因素的影響下，出現這種下位者反抗上位者主導的支配體制外，文化上的「下剋上」也是這個時代的寫照。雖然平安時代以來發展極致的京都文化仍然是日本的核心代表文化，但隨著各個地區發展加速，武士、庶民階層的生活進一步得到改善，由他們推動的地方文化也在這個時代迅速崛起，相對降低了「京都文化」的影響力，形成了上述文化上的「下剋上」。
總之，無論是從哪一個角度來看，「下剋上」並非單指武士內訌，而是擁有更多內涵、更加複雜多元的社會現象。所以，將武士視作「下剋上」的唯一主角，跟我們先入為主、認為當時的武士掌握了日本權柄，以及從前的研究過度重視政治史有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下剋上」一詞，或者說類似的用語早在戰國時代以前就出現了。換句話說，「下剋上」
並不是戰國時代的獨有產物，不過是相對其他時代來說，出現頻率比較高而已。按照前述的邏輯，「下剋上」是既得利益階層批評受他們剝削的階層做出反抗，以及對他們的利益構成威脅。這種情況在平安時代和室町時代已經出現過。
前者是武士領主崛起的時代，改變了從前貴族政治主導國家的格局，他們干預和主導了原本由貴族、寺社壟斷的國家政治，改變了貴族那套以追求利益、收割國家財富為目的的社會經濟體系。即便如此，本來也是從這套體系發展出來的武士們只想擠進這個權力核心，並不打算，也從沒企圖從根本上否定貴族的權勢和地位。但從貴族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利益和「與生俱來」的優勢被下級的武士們奪取、削弱了，只能在武士領主的保護下唯唯諾諾、苟延殘喘。到了室町時代，就是前面提到的農民百姓等階層抬頭，一定程度上抵抗了本就被武士壓制的貴族、寺院的剝削，爭取村落自治，獲得相對較高的自主權。
上述的武士、百姓對貴族、寺社統治的反抗跟我們一直說的那種僅限於主從關係顛倒的「下剋上」似乎大不相同。其實這不過是我們從前過度把「下剋上」限定在武士內部，而忽略了整個社會變化所產生的盲點和偏見而已。
二、「上剋下」與武士人事關係結構
我們在前面再三強調，「下剋上」被塑造成日本戰國時代的代名詞，但從整體的歷史發展來看，其實不然。而且，即便是多發現象，「下剋上」也不是反映戰國時代主從關係緊張的唯一寫照。在最近的研究里，「上克下」現象也獲得了關注。
表面上看，所謂的「上剋下」就是主君鉗制臣下，防止他們奪權、尾大不掉的反制現象，恰似「下剋上」的反義詞。如果這樣理解的話，就會陷入一葉障目的誤區。
無論是「上剋下」還是「下剋上」，它們背後反映的是中世紀日本武士社會的運作方式的兩種推力。
武士集團在運行上借用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追求「孝」「忠」「悌」和「慈悲」，尤其是強調尊重父權，突顯「孝」的重要性。武士階級發展以來，武士是由大家族和家族的分支（一門），以及依附在這個家族的臣下領主（當時稱為「郎從」「家風」等）組成。
武士集團從來都不是單靠主君個人的能力來帶領團隊超越難關，而是團隊內的各個成員通過互相扶持、商議和磨合，共同面對問題，從而獲得發展壯大的機會，互惠互利。團隊成員間不是封閉的關係，團隊裡的各個家族通過地緣政治，利用通婚、結交、結盟等方式擴大團隊的同時，也帶來破壞團隊團結，分化、製造矛盾的危險因子。這些複雜、多元的人際關係、利益關係在團隊里衍生出各種利益衝突和派系糾紛。在這種環境下，團隊的領袖——主君被要求平衡這些利益，為大家謀取利益最大化和穩定，還得帶領團隊對應外來的威脅和內部的隱患。
因此，基於這種半開放的結構，武士的首領（包括後來的戰國大名）難以隻手遮天，成為獨裁君主，唯我獨尊，他們需要臣下的支持，也需要對臣下展示自己擁有帶領團隊前進的能耐。當時，人們稱這種能力為「器量」，具備這種能力的，則被稱為「器量之人」。
「下剋上」的根本原因，不是說某個懷有野心的臣子希望有一天推倒主君，取而代之，君臨天下；更多的是個別主君的能力和行徑不符合團隊整體，或者部分成員的期許，繼而產生矛盾。在無法調和的情況下，臣子集合利益一致的同志，以暴力行動強行改變現狀。值得留意的是，這個「改變現狀」指的不是根本性的「革命」，絕大部分都只是換人和局部洗牌而已。
但凡在戰國時代推倒主君（不管是殺害還是廢位、架空）的臣下，既不是單人犯案，絕大多數的替代方案也不是自己上位，而是從主君家族裡另找人選，然後自己和同謀者排除反對分子，在背後隱隱操控一切，盡量維持原有的框架。
例如戰國時代另一場著名的叛亂「大寧寺之變」（1551），發動叛亂的陶晴賢和同夥逼死主君大內義隆後，找來了跟義隆有血緣關係的親戚大內義長接任當家。這種措施在我們看來，似乎是陶晴賢的權宜之計，其實不然。一個戰國大名主君之下由同族各家和各臣從的家族臣子支撐，作為臣子的一員扭轉格局，從臣子變成主君的話，原有的各種利益關係將遭到大洗牌，有人得益，有人吃虧，團隊內部的矛盾激化，極有可能釀成更亂的局面。
(關於大寧寺之變 可參考
https://sengokujapan.blogspot.com/2017/10/blog-post_16.html
https://sengokujapan.blogspot.com/2017/10/blog-post_30.html)
何況，在日本的歷史裡，主君家族被團滅抹殺的例子非常少，畢竟臣子們多少都受過一兩代主君的恩惠，在道德和情理，以及危機管理的角度上說，都不會輕易否定這種羈絆。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出現問題，就解決使問題出現的人」。
再者，古代日本是身份制度構成的封建社會，主從關係紐帶是構建社會體系的基本——人與人關係的核心部分。在武士的發展史裡，面對內外的威脅和保持戰力，維持君臣關係，加強團結自然是十分重要的課題。由這種關係衍生出來的道德標準——「忠」「不忠（叛）」也自然成為了武士們十分關心的事。只不過，這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法則。
在戰國時代以前，日本社會多少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為君臣關係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思想鋪墊。例如在鎌倉時代，日蓮宗開創者日蓮觀察鎌倉武士的倫理觀念和主從關係時說：
世間之法，重恩捨命以報，而為主君捨命者似乎較少，然其數亦甚多矣。（《佐渡御書》）
活在鎌倉時代的日蓮非常清楚，鎌倉時代的武士對主君和家臣的倫理關係看得很重，同時代的一名武士富谷左衛門在緬懷英年早逝的主君金澤貞顯時說出他的君臣關係觀念：
大體「臣以君為心，君以臣為體」，則為臣使君，為君惠臣之理，君臣合體之所以也。（《金澤文庫文書》）
雖然如此，君臣一心終究是一種理想，家族骨肉隨著血緣淡薄而疏遠，君臣之誼也因時間而磨滅殆盡。為了生存，自然要考慮現實層面的因素。前面提到，負責帶領團隊的主君一旦無法平衡和保障團隊內成員的安全和發展前景，或者是無法擺平內部矛盾，主君被判定為「無器量」，將面臨被質疑、被推倒的噩夢。
最常見的威脅是團隊內部出現一個足以撼動主君地位的新星，靠實力和拉幫結派，贏得團隊內的聲勢和主導權的競爭者。害怕大權旁落的主君選擇先發制人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
這樣的例子在戰國時代為數不少。比如說著名的「越後之龍」上杉謙信的父親長尾為景就是依靠家族和自己的實力，漸漸贏得團隊內外的支持和人望，主君上杉房能為免留下後患，打算先下手為強，不料兵敗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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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長尾為景也依靠家族及自身實力打敗主君上杉房能的 上杉謙信 |
還有，前面提到大內家的大寧寺之變，最終被逼死的主君大內義隆也不是毫無察覺陶晴賢的異樣，只是行動不夠快，被對方先發制人，結果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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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察覺家臣不軌，但未即時反制的 大內氏當主 大內義隆 |
當然，「上剋下」的成功例子也不少，最有名的就是「西國之雄」毛利家了。天文十九年（1550），毛利元就和他的團隊成功討滅一直在家中跋扈不法的重臣井上元兼和他的黨羽，而且利用這次掃蕩潛在威脅的勝利，迫使家臣宣誓效忠，聽憑差遣。這次重大勝利也為毛利家在後來稱霸西日本打下極為關鍵的基礎。
(井上黨肅清事件詳情可參考 本站文章
井上黨肅清事件總結
雖然如此，成功「上剋下」的毛利元就後來回想這次重大勝利時，他感嘆：
一家的主人殺害家臣，猶如切斷自己的手足，是最壞的情況。（《毛利家文書》）
元就非常明白消除威脅，贏得勝利，穩住權柄和地位的重要性。但是，通過這種殘酷、暴力的方式來達到目的，無疑是一把雙刃劍，團隊（毛利家）
里的其他成員雖然被震懾了，但不代表他們就此心悅誠服。坐在主君的位子上，永遠都得戰戰兢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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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戰兢兢坐在毛利家當主位置上的 毛利元就 |
因此，元就告誡兒女時道出了人君的無奈，他說：
如今家臣們沒有一個是因為覺得毛利家很好而效忠的……一旦我們變弱了，他們就不一定再跟著我們了。（同上）
由此可見，「下剋上」既不是純粹因為野心，「上剋下」也不是只因為君主意圖大權獨攬，雙方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甚至我們可以說這是兩種「正義」的交鋒。
不過，即便是這樣，「下剋上」和「上剋下」最大的分別是：前者不一定要置對方於死地，可以架空、弱化對方，讓對方成為神台上的花瓶，又或者在主君家族內找人替換。這是因為主君的權威伴隨而來的號召力，積累下來的關係和能量都是一種無形的約束，加上道德思想上的束縛，弒主、背叛的罵名落在頭上，影響內部穩定團結，成本實在太高。
與之相反，後者往往是以流血收場，主君必須把威脅連根拔起，或者起碼把威脅趕出團隊外，確保威脅不再出現。像毛利元就說的，主君一方面明白誅殺臣下有極大風險，不可不慎重為之，另一方面對待這種看在眼裡的威脅，也不得不雷厲風行，斬草除根。
不過，由於歷來的道德價值稍稍有利於主君一方，主君手握大義名分，佔領道德高地，與臣子犯上作亂相比，
掃除企圖威脅自己的臣下，好像稍微更有理。
可是，從真實情況看，日本戰國時代的「下剋上」和「上剋下」的成功例子相比，前者還是多一些，這是因為團隊畢竟是眾人協作的組織，即便主君剷除犯上作亂的臣子有理，寒蟬效應之下，臣子即便不一定願意加入叛亂，也不希望剷除異己的主君成為獨裁君主，危害組織。於是，臣子們聯合一起，既牽制想要強出頭的同僚，也要壓制企圖唯我獨尊的主君。這種理想狀態要到戰亂結束的江戶時代才能夠實現。
像戰國大名這樣由家族結合而成的團體，重視協調和互惠互利，武士團隊內部的關係自然會因為力量、利益和人際關係的變化，需要定期作出調整。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這一世代的君臣和睦，不代表下一個世代的君臣也必定和顏悅色、同心協力。一旦出現或者預見到矛盾的苗頭，以家族為本位的君和臣必然想要做好危機管理預案。
因此，在很多情況下，「下剋上」和「上剋下」常發生在換班子的時候。例如有關本能寺之變的一個獲得公認的說法，就是明智光秀即便獲盡信長的恩寵，但是擔憂年幼的兒子無法順利接班，或者在織田家失去生存空間的憂慮，連同其他因素，迫使他做出反制措施。
總而言之，日本中世紀武士社會，包括相對穩定的江戶時代里，君與臣的關係存在兩層思想規範。第一層是私人的羈絆紐帶，以「忠」「叛」來衡量；第二層是作為團隊的成員、契約合作夥伴的關係，確保團隊內部的利益能夠穩定維持下去。第一層的思想規範在戰亂時代是理想性的、理論性的；而第二層的思想規範則是功利的、現實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無論是「下剋上」還是「上剋下」，表面上看到的是恩怨情仇，但背後包含的，是一個團隊里的平衡遊戲和力量上的較量。總之，日本武士社會結構里，不存在也不容許君主獨裁霸道、臣子仍然無條件跟隨的戲碼，重視的是協調和互惠互利，良臣擇主而事，明主擇賢而用，爭取雙贏。
綜上所述，日本戰國時代為止的叛亂雖然多少帶有一些感情因素，但是基於上述社會結構和思想的影響，純粹出於私利、私怨和野心而發動的叛亂少之又少，背後牽動的是千絲萬縷的羈絆紐帶和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牽一髮而動全身，本能寺之變就是其中一例。倘若我們看不清這些藏在背後的深層因子，就只能把問題的癥結歸結到易懂好理解的個人因素（慾望和情感）上，而無法具體說明問題的本質。
（本文選摘自《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胡煒權著，華文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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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胡煒權著，華文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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