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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六國史」中的《日本書紀》 |
一、前近代日本歷史史料特點:
在分析了前近代日本歷史的史料後,會發現該時期日本的史料主要具有官史不備、私史本位、材料繁多、分散不齊、比對需時等特點。
與前近代中國具有完備的官史體系不同,由於各種因素的限制,前近代日本所修的官史較少,私史較為興盛,這種情況對研究者來說既有好處也有難點,難點是沒有統一的視角和標準能夠較快的理解日本歷史的脈絡,且歷史材料繁多而分散,研究者進行收集和比對都需要花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好處則是較少出現“一言堂”的情況,對同一件事的記載和看法往往有多種材料和多種視角,可以較為真實的還原歷史真相。
在此,比如德川光圀主導編纂的《大日本史》一書,由於編者所參考的史料真假混淆和其自身所包含的價值觀,這本書的史料價值主要在史學史領域,提醒同學將其用於研究實際歷史時,需要秉持謹慎的態度。
使用上需小心的《大日本史》 |
二、日本歷史編纂大致發展階段:
1、古代(文字傳入前後階段)
該時期的研究主要依賴於中國史書文獻上的相關記載和考古發掘的實物。雖然中國官史對該時期有相關的記載,但這些記載較少且只是孤證,還需要配合考古材料才能印證其真實與否,一般情況下,對該時期的研究會更多地使用考古材料。
而在中國出土的考古實物較少,目前較多的考古實物主要在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被發現,還在兩國發掘出了形狀相同的墳墓,說明在沒有文字的時代,朝鮮半島和日本的關係便非常密切。
2、律令時代(奈良時代)(西元5~8世紀)
在從唐朝引進律令制和從百濟傳入漢字的背景下,該時期日本史料的最大特色是開始利用文字編纂官史,流傳下來的主要有《日本書紀》、《古事記》和《續日本紀》等。在這些史書中,還可以見到史書的編纂者參考了朝鮮半島的一些材料和朝鮮的歷史觀等情況,由此也可見在古代兩國的關係非常密切。
日本「六國史」中的《日本書紀》 |
當中《古事記》一書混雜了較多神話的記載,是面向日本國內的史書。《日本書紀》則是在這之上,形式上仿照中國史書編纂而成,但沒有傳只有紀。有些歷史學家認為,編纂此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給外國人使用。
兩書雖然都由漢字編纂而成,但並不能完全相信,其中《日本書紀》最大的問題便是將那時的日本歷史提前了60年,因此在使用中國官史和日本史書的同時,還必須參考在朝鮮半島發掘出的考古材料和文獻。
此外,有助於研究該時期的史料集還有《正倉院文書》《甯樂遺文》《令義解》《類聚三代格》等。
3、平安時代(西元9~12世紀)
在律令制度無法維持、宮廷內亂和莊園制度成立等原因和背景下,平安時代的統治者逐漸喪失了中央集權的意欲和能力。從歷史學上說,該時期史書編纂的特點總結為“官史的餘韻”。此階段最後由國家編纂的官史分別是《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等,這幾本書與前面所提《日本書紀》《續日本紀》合稱“六國史”。此後,日本官史的編撰終止。
“六國史”之外,有助於該時期研究的史料集還有《類聚國史》和《平安遺文》。其中,《類聚國史》是補充“六國史”缺失和散佚部分的工具書;《平安遺文》則是現代日本學者編纂的大部頭史料集。
在官史衰退的情況下,利用個人日記和私人纂史在該時期變得愈發重要。日記不僅記載了當時貴族的私生活,還記載朝廷禮儀的做法和手續等,對於理解平安時代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主要代表有《御堂關白記》、《小右記》、《權記》、《左經記》等。私人編纂的大事編年體史書主要代表則有《扶桑略記》《百錬抄》等,其中《百錬抄》是最後一部系統記載京都所發生事情的編年體史書。
御堂關白記 |
4、鎌倉~德川時代初期(西元12~17世紀)
在貴族沒落、武士崛起、國家權力機構分散的大背景下,該時代是私史與家史編纂的全盛時期。研究該時期的史料主要依靠貴族和武士所寫的日記以及上傳下達的公私文書和法令等,這些史料與官史不同,孕育出了自己獨有的格式和規範。有助於該時期研究的史料集主要有現代日本學者編纂的《鎌倉遺文》。
(《鎌倉遺文》介紹
https://japanknowledge.com/contents/kamakuraibun/ )
由於階層的浮動,雖然此時也有少量官史,如《吾妻鏡》的編纂,但其中大量漢字已經開始脫離中國的用法,此時史料的文字特點是假名與漢字混用,產生了變體漢字,大量的公私文書裡也沒有明確的年份記載,需要研究者掌握一定的方法進行識別。而語言問題和史料的複雜情況是華語圈學者對該時期研究望而卻步的主要原因。
《吾妻鏡》 |
此外,該時期也出現了一些闡述自己歷史觀念的書籍和故事書,如《愚管抄》《神皇正統記》《太平記》《明德記》等,這些史料真假混淆,需要與文書和日記相互比對。
太平記繪卷(部分)(為將《太平記》內容繪卷化的藝術作品) |
最後,研究日本古代-中古史的問題和困難主要有語言障礙、來源多門、脈絡不清、整理需時、資料不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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