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責:小編松
【幕末的天皇】
最近在拜讀藤田覺的《幕末の天皇》。
這是我們研讀幕末維新史時很容易忽略的一塊。包括拙作《幕末長州》在內，敘述幕末史的華文書籍中，大多把幕府視作政治主體，然後將一連串動亂歸因於幕府的失政，相對地把維新志士與朝廷拉在一起，仿佛是維新志士替朝廷打倒幕末，將政權收回朝廷掌中。「大政奉還」、「王政復古」這兩組詞語，正是這種觀點的反映。
但是如果把畫面拉闊一點，觀察朝廷內部的動向，我們便會發現不同的景象。
一般敘述幕末史書籍，多數從黑船來航開始講起。黑船來航是在嘉永六年（１８５３年），當時的天皇是孝明天皇。說到孝明天皇，最引人關注的是八一八政變前後的態度和他急死的疑團（是否被毒殺），其餘整個幕末史，關注的焦點幾乎全在幕府將軍和各大名的互動上。
依照這個觀點去看幕末史，我們會對和宮降嫁事件的起因一頭霧水——為何在安政大獄幕府力量達到頂峰的時候，反而接受和宮降嫁，受朝廷制肘？又或者對八一八政變中七卿落難的背景不明所以——尊攘派公卿是如何崛起？為何會被主張攘夷的天皇攆出朝廷？我們甚至會對王政復古的本質都搞不清楚。
藤田覺這本書，破格地從孝明天皇的祖父——光格天皇開始講起，這也是我曾主張幕末史的起點所在。光格天皇做了許多動作，得到了不少權益，重振被壓抑的皇權，是一直以來被忽視的明君。順帶一提，光格是自後醍醐之後第一位冠上「天皇」名號的天皇，在他之前的天皇，只稱追號，後加「院」字，例如第１１４代中御門天皇，當時只稱「中御門院」。而且「光格」是自第５８代光孝天皇以來第一位採用漢風諡號的天皇。當時德川將軍死後也獲稱院號，所以光格冠上「天皇」名號，可視為天皇比將軍高上一階的表現。
皇權得以重振的背景是外患和飢荒，幕府應對失當，使民心聚集於朝廷，幕府的權威陷於最低落的時期，在與朝廷交鋒時處於下風，搞不好會在那個時候進入真正的「幕末」。只是當時還沒有倒幕的氣候，所以儘管光格天皇晚年爆發大鹽平八郎之亂（天保八年，１８３７年，當時光格已隱居），仍沒有發展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朝廷與幕府的關係，在黑船來航和安政五國條約（違勅調印事件）的時候再次受到考驗。安政五國條約讓主張鎖國攘夷的孝明天皇極度不滿，除了斥責幕府高層之外，還下了密旨給水戶藩等大名，責成他們協助幕府處理外夷的事情；孝明天皇給幕府的指示是與各大名取得共識後行動，同一時間他卻一反往例，直接向大名發聖旨，越權舉動直接引發安政大獄和櫻田門外之變。朝廷和幕府兩敗俱傷，加速了和宮降嫁的進度。幕府藉此挽回威信，朝廷也認為自己的發言權大增了。
在安政通商條約簽署前後，孝明天皇一人無法定奪大事，便破例讓底下的公卿參與議政，徵詢他們的意見，公卿們對時局的關心也增漲起來，依立場不同，朝廷內部逐漸形成了公武合體派和尊王派兩派陣營，前者支持幕府的消極攘夷策略，後者主張撕毀安政通商條約，實行武力攘夷，並與各地尊攘志士互通聲氣。文久二年（１８６２年）朝廷新設了「國事御用掛」的議政機關，成員多數是公武合體派，這使尊王派公卿不滿，於是集體上訴，要求另組機關，於是孝明天皇又設置「國事參政」和「國事寄人」，由尊王派成員出任。尊王派用暴力逐漸取得發言權，不僅脅迫幕府落實攘夷期限（文久三年五月十日），還簇擁天皇行幸、親征，這些都不是天皇的本意，於是便有八一八政變的出現。
關於八一八政變，我們大多關注跟隨長州藩退出京都的七位公卿，但是還留在朝廷內部的尊王派卻鮮有提及。事實上，政變後還留在朝廷的尊王派公卿也被退職，朝廷內部幾乎只剩清一色的公武合體派。在第二次幕府征長戰爭期間（慶應元年，１８６５年），英美法荷四國艦隊為了兵庫提早開港和條約勅許的交涉而闖進大坂灣，孝明天皇的朝中既然沒有支持他的尊攘派公卿，逼於四國武力，只好放棄抵抗而承認條約，曾經最堅定的攘夷論者孝明天皇至此也放棄了立場，可想而知朝廷的號召力大幅削弱。
在維新志士的眼中，腐敗的朝廷也有推倒的必要，乃至於第二次征長戰爭時，大久保利通膽敢違抗聖旨（「非義之勅命非勅命也」），拒絕參與幕府軍。如此一來，兩年後王政復古的性質便有需要重新評估：倒幕派大名推翻的是獨斷獨行的幕府，同時被放逐的尊王派公卿（如三條實美、岩倉具視）則企圖藉此重奪朝廷內的主流地位，雙方一拍即合，合演一場敗部復活的政變喜劇，把幕府和朝廷所代表的舊體制一起推倒，創立新體制來實現自己的抱負。只不過，這些曾經的尊攘志士，此前已受過外國武力的洗禮，早就明白武力攘夷的無謀，立場變得與幕府並無差別——德川慶喜不見得獨裁，薩長也不見得熟悉外國事務。從這方面來看，王政復古可說是維新志士實現政治野心、爭奪政治主導權的鬧劇而已。
文章首發處:
幕末研究所
日本史研究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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