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堂高虎—由循世者到造王者的成功要訣

文責:站長

相責:小編3 森長定

—1、被歪曲的造王者—

趁著今天是藤堂高虎(1556-1630)的紀念日，筆者想略為談一談這位很多戰國迷聽過，但其實未必所知甚詳的傳奇武將。在日本跟中文的網路世界裡，幾乎每次提到高虎，都會說起他那所謂「七轉主君」說法，指他曾揚言「七次更換主君才是武士」云云。

一如我曾經另外撰文(每朝豆知識 藤堂高虎的人生哲學)說過，「七轉主君」只是江戶時代後期的傳說，可信性不大，而且之所以傳的街談巷議，很大程度上是在明治時代以後開始的。眾所周知，明治新政府發起倒幕戰爭之際，藤堂藩陣前倒戈，支持了新政府，成為幕府軍大敗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們不難想像坊間，尤其是親幕府的人對藤堂藩以及他的先祖藤堂高虎的批難之烈。

子孫不忠導致背鍋的 打工仔模範(x) 藤堂高虎

另外，藤堂高虎在戰國迷之間的人氣不高，究其原因乃因為他在關原之戰前後開始積極接近德川家康，尤其是他成功說服原屬豐臣西軍的僚友脇坂安治和朽木元綱倒戈，幫助家康在關原之戰裡大獲全勝，奠定了德川家康成就霸業的重要一步。而且，高虎在之後一直到他死去為止，一直是極少數能參與德川幕府高層決策的非德川系大名(其餘的如伊達政宗、蒲生忠鄉、細川忠興)，甚至在公、武之間都人脈甚廣，可以說是當時炙手可熱的大紅人。就目前普遍「嫌德川」的風潮下，這位「得力助手」自然也被受「牽連」了。

即便如此，本文的目的是回到原來，重新談一下藤堂高虎能夠從豐臣政權下一員普通武將，搖身一變成為權力者不可或缺的「造王者」的原因。因為我們難以認為高虎只是靠拍馬屁，阿諛奉承，獲得了擠身權力中心的機會。因此，接下來，我將帶大家去重新了解一下，這位可以稱為大器晚成的武將的特點。

—2、謎團處處的前半生—

藤堂高虎出身自近江國犬上郡(今天的滋賀縣犬上郡甲良町)，有玩過戰國主題的電視遊戲的朋友可能會記得，遊戲中將高虎設定成同國有名的戰國大名淺井長政麾下的武將。這個說法其實出自藤堂藩的家譜和家史裡，例如完成於高虎死後不久的《寬永諸家系圖傳》中便提到高虎在著名的姊川之戰中從屬淺井家，後來在天正元年(1573)即淺井家滅亡後，高虎改投阿閉家，再在後來轉到織田信長侄子織田信澄，最後才落戶到豐臣秀吉之弟秀長之下。

傳說 藤堂高虎的第一位主君 淺井長政

不過，投身淺井長政到織田信澄為止的說法都是家譜的片面之詞，已成孤證，無法確實。以藤堂家出身近江南部的事實來看，從屬淺井長政的可能性其實比較低。無論如何，高虎輾轉地投效到豐臣(羽柴)秀長之下後，在史料上始有證據。

雖然如此，投效到秀長之下後，高虎的事跡能夠確認的也是寥若晨星，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高虎的確獲得了秀長起用，當秀長協助兄長秀吉平定紀伊國太田黨跟根來寺後，獲得了紀伊、大和等合共一百萬石的領地，拱衛豐臣政權南部，史稱「大和豐臣家」。另外，秀長還有出征四國、九州，都為豐臣政權統一天下立下重要功勞。藤堂藩的家譜則指高虎都一一參與了這些戰役，當然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否如家譜所言，高虎一一建功立勳，則只能說是家譜一面之詞，無從稽考。

史料上可以確定起用高虎的高虎主君 豐臣秀長

我們目前能確認高虎早期作為秀長家臣的事跡，主要有兩件。一是入主紀伊國後，高虎奉秀長之兄．秀吉之命，運送紀伊的木材到大坂方向；另一個則是作為秀長的使者，在天正十四年與剛加盟豐臣政權的德川家康聯絡，協調和統籌在京都建築德川家的官邸，在這因緣巧合之下，開始與德川家康建立起關係。

不過，這不代表高虎已經靠向德川家康，起碼直到秀吉於慶長三年(1598)為止，高虎與家康的聯絡都止於禮節性的交流，不見得有特別親近的關係。那麼，為什麼藤堂高虎會在秀吉死後便積極投向家康呢？

—3、浮沈不定的十年—

要說明高虎投向家康的原因，首先要從投效秀長到投向家康，在高虎身上發生了三個重大轉變，第一是主君秀長在天正十九年初病死，不久後，與秀長交情深厚的「茶聖」千利休因為與秀吉有矛盾，獲罪被誅。

據家譜以及藩史的說法，高虎為秀長、秀保接連之死而心灰意冷，孤身前往高野山出家循世，弔念故主。後來獲豐臣秀吉勸導，放棄了出家念頭，回到俗世繼續為豐臣政權效力。

不過，有關前往高野山出家循世之說也是沒有可信史料證實，這裡值得留意的是，秀長死後的大和豐臣家內的人才開始解體，除了藤堂高虎外，桑山重晴、小堀政次(茶人小堀遠州之父)等開始轉為秀吉和豐臣秀次服務，雖然名義上多少還跟秀長之秀保有聯繫，但基本上自秀長死後，豐臣政權一門的領地、家臣已經開始重組，慢慢集中在秀吉與秀次手中。

不久後，秀保在文祿四年春天左右早死，同年七月秀次也被指謀反，一家死盡，秀次本身也憤而自殺，豐臣政權內的一門眾人才凋零，已成定局。而且，從秀長病死、利休、秀次自裁，原本支撐秀吉霸權的舊派系大多被消滅，與秀長、利休和秀次的家臣們也各散東西，但待遇都算不上特別好。

另一方面，經歷這兩件事件後，高虎與秀長一脈的關係已經算是完全解除，唯一留下的就是當年秀長從丹羽長秀那裡接來當養子的仙丸。秀長死前左右，仙丸成為了高虎的養子，即後來名張藤堂家之祖．藤堂高吉。即便如此，當時的高虎已經完全轉為秀吉的武將，在侵略朝鮮的文祿慶長戰爭中，在水路發揮重要作用。(順帶一提，因為這個原因，近年韓國拍攝的相關題材電影裡，大多會出現高虎、脇坂安治、加藤嘉明等角色)

雖然高虎在秀吉的侵略戰爭中有積極的參與，但高虎在地位上與後來聯手攻擊石田三成的福島正則、加藤清正、細川忠興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距離，可以說高虎在秀吉死前，只是一員幕下之將，不在重臣之列。因此，比起其他舊屬秀長、秀次派系的家臣來說，高虎的待遇算是其中一個最好的，但仍只屬中級家臣的程度。秀吉死後，主少國疑的狀態下，或許連帶對豐臣政權的失望與不信任，高虎以及舊屬秀長、秀次派系的家臣，如田中吉政、中村一氏、山內一豐、生駒親正、桑山重晴等大多積極地投向德川家康之下。如此看來，與其說家康分裂豐臣家，不如說豐臣家在秀吉晚年已經出現離心離德的危機。

—4、飛黃騰達的三大要訣—

舊屬秀長、秀次派系的家臣大半轉向家康麾下，但為什麼只有藤堂高虎特別獲得家康的青睞呢？這裡可舉三個原因。

第一是藤堂高虎廣大、多重的人脈網絡。秀長家臣時代的高虎受惠於秀長的影響力，與不少公武世俗各界的人士有所交流，如千利休、攝關近衛家、淨土真宗的有力派系高田派，還有舊屬室町幕府直屬領主朽木家等，連同上面提到的舊屬秀長、秀次派系的家臣，都是具有一定影響力和助力的人脈。

站在家康的角度而言，要奪取豐臣政權，自定乾坤，光靠一場關原之戰遠遠不夠，打通各界要員，製造輿論去推動德川家取豐臣而代之，是更為重要的步驟。因此，高虎的價值在家康眼裡不止是一個能文能武，能指揮海陸兩路的武將，更是接通各界的「情報收發中心」，可以助自己成就霸業的重要棋子。

重用藤堂高虎 及高虎背後所帶來的價值及利益的 德川家康

第二是藤堂高虎的築城能力。一說到築城，相信很多讀者會立即想到了加藤清正，但事實上，高虎的築城數量和規模都超越清正。從協助建築豐臣系丹波篠山城、豐臣系和歌山城、京都聚樂第、伏見城和朝鮮南部的倭城群，到親自主理的板島城(後來的宇和島城)、今治城等；再到後來奉家康之命修築第一期德川系江戶城、駿府城、膳所城、伊勢龜山城和丹波篠山城等，合共超過二十餘個。

築城高手 津城本丸復原的丑寅櫓

高虎的築城能力在關原之戰後的「築城黃金十年」完全得以發揮，而且也為德川家以「連城之策」圍堵豐臣家，作出重大的作用。高虎能夠在築城上作出諸多貢獻，當然跟他出身近江南部的犬上郡臨近善於築城、土木工事的穴太眾，這點跟同樣出身南近江的蒲生氏鄉一致。

比較同樣以築城著名的加藤清正，高虎不僅一樣擁有專業的築城集團為自己效命，而且在現存史料裡，我們能夠清楚看到高虎詳細指示築城規劃指示的書信，這點在清正的史料上卻鮮能得到確認，可以說藤堂高虎不只是一個築城項目的「外判商」，他本身也的確是一個築城專材，這點完全使高虎屹立在其他同樣投靠家康的舊屬秀長、秀次派系的家臣之上。

第三，也是較少人提及的一個原因，就是高虎的仔細無遺。查看高虎的文書，以及下達給家臣的指示，大多巨細無遺，十分周全。上面提及的築城事宜裡，高虎即使當時身在江戶或駿河，但從門戶、虎口大小，以至乾濠的深度等都一一指示清楚，猶如遙距控制，操控自如。

除了築城外，另一個足見高虎對細節十分著緊的例子，就是對家臣子弟的教育。本文一開始已經否定了所謂高虎教家臣要「七轉主君才算武士」之說，事實上，高虎對家臣的教育也是十分悉心仔細的。以下我舉高虎在慶長十七年(1612)底頒布的練習使用武器的指令裡一部分的內容為例，讓讀者了解高虎如何教育家臣。

慶長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家臣右京、金七、源左衛門、九兵衛、總兵衛、米村等人應該時常用心練習鐵炮之術。

二、在築城的空餘時間，鐵砲隊隊長也應抽空練習鐵砲之術。

三、家臣中的年輕之眾也應按各自的能力，選擇學習鐵砲和弓箭，空度時日是為大罪。

四、各家臣都必須熟練馬術。

當時的武士學習射擊和馬術雖然並非奇事，但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高虎著重的日常的練習，不因為「常識」、「慣性」便放鬆對家臣，尤其是年輕、中下級家臣的要求，著令他們隨時為主家所用。

兩年後的大坂夏之陣裡，藤堂軍作為幕府軍的重要一員，與豐臣軍的主力長宗我部盛親激戰於八尾(「八尾之戰」)。雖然傷亡不輕，失去了一門重臣藤堂良勝、藤堂高刑、藤堂氏勝和桑山吉成等，但藤堂軍成功阻斷了豐臣方的出擊，控制戰況不致失控上，戰後獲得了家康以及秀忠的讚賞，從上面高虎的仔細嚴格要求中，藤堂軍的戰力有數，在必要時發揮價值、作用，八尾之戰可謂一個重要反映。

八尾之戰中與藤堂軍激戰的長宗我部盛親

常光寺-八尾之戰激戰地-

常光寺內-藤堂七十一士墓地

一5、被遺忘的真價值—

以上，我為大家簡單講述了藤堂高虎名成利就的原因。相信不少讀者會發現，上面內容所呈現的藤堂高虎跟坊間強調的所謂「換主成名」的藤堂高虎之間，有著很大的差距。我們分析他成功的原因，也不是因為三番四次轉換主君而成的，而是各種主觀客觀的機緣巧合造就的。

高虎素來行事不愛高調，默默耕耘。對老祖宗的事績，他的子孫除了藩史的範圍外，便沒有過多的宣傳，高虎最終在後世的扭曲、誤解下，不幸地成為了「打工仔的模範」、「轉職上位的高手」。

然而，因為沈穩、實事求事的作風，配合本身的多樣才能，高虎終於在德川家康的賞識下真正發熱發亮，成為德川幕府霸業的奠基者。某程度上來說，原屬豐臣系家臣的高虎，以及他那批原屬秀長和秀次系的僚友們大多轉為家康重用，不得不說是豐臣政權和豐臣秀吉在晚年連番出現的不幸和政治失誤的結果，而站在高虎的角度而言，這些不幸和政治失誤恰恰是使他可以展現能力的機會，再次讓我們感覺到，歷史裡總是會出現那麼多的陰差陽錯。

藤堂高虎關連文章：

人物簡傳 藤堂高清簡傳

人物簡傳 藤堂高刑簡傳

豐臣秀長：掌握豐臣政權命運的男人

關原主戰場外毛利家的動向

　　慶長五年（１６００年）九月十五日關原合戰後，部份敗軍陸續返回大坂城，身在大坂的毛利輝元仍手握著相當可觀的戰力，可與東軍一戰。在這個關鍵時刻，輝元卻選擇不戰而降，將大坂城拱手相讓。德川家康進入大坂後，違背之前給予毛利家安堵的承諾，沒收毛利家所有領地，並打算將其中一兩個分國賜給吉川廣家。經過吉川廣家求情，最後家康決定讓毛利家保留周防長門兩國，不至於滅亡。

　　何故德川家康出爾反爾把毛利家的領土完全沒收？一般說法是家康早有腹案，他之所以令人放話會給予領地安堵，只是為了讓毛利輝元早日解除武裝撤出大坂城。近年有另一套說法，指毛利輝元雖然身在大坂，卻有出兵四國攻擊親德川派武將的行動，而當輝元撤出大坂城的時候，卻把有關的書信遺留在城內，被德川家撿獲，結果落入家康的口實。

　　事緣毛利輝元在七月十七日進入大坂城前後，就在部署入侵伊予、阿波兩國。阿波國的情況比較簡單，因為當地大名蜂須賀家政、至鎮父子同屬德川派，又因阿波與大坂城僅有一海之隔，為免後顧之憂，毛利輝元與增田長盛等大坂奉行眾先將蜂須賀家政流放到高野山，並於七月末指示家臣佐波廣忠、能島村上元吉兄弟渡海，與蜂須賀家臣一同「管理」阿波，其後由椋梨景良、三輪元德等家臣接替村上兄弟的職務。這是奉行眾公布針對德川家康的彈劾狀後唯一的「公儀」，蜂須賀家臣也不得不從。直到關原合戰後家康進入大坂城之時，毛利家臣才退出阿波，並把領地交還蜂須賀家。

　　伊予國的情況就比較複雜。伊予是河野家和小早川隆景的舊領地，曾被長宗我部家支配，後來長宗我部家獲封土佐一國、河野家絕嗣，豐臣秀吉便將伊予分封給加藤嘉明、藤堂高虎、安國寺惠瓊、小川祐忠、來島長親〈來島通總之子〉、池田高祐六人──其中加藤嘉明和藤堂高虎屬親德川派。加藤、藤堂等人入主伊予後，那些原屬河野家和小早川家的國人領主們有些改投新主，有些懷念舊恩而到小早川家效命，有些則被剝奪領地，在家鄉投閒置散，這些失意的國人領主盼望毛利家取回伊予，恢復河野時代的秩序，輝元亦有意為之，並一直暗中與這些國人領主聯繫。

　　慶長五年〈１６００年〉六月，德川家康動員全國大名征伐會津，加藤嘉明和藤堂高虎亦隨軍參戰，伊予國內的空虛狀態給予毛利輝元一個收復失地的機會。輝元一邊透過在加藤、藤堂領內的平岡、久枝、山田等人向其他國人領主進行籠絡，一邊著手調集軍力。平岡、久枝、山田等人都是對河野家忠心耿耿的國人領主，其中平岡直房更是河野家重臣平岡房實的後代。他們積極拉攏其他國人領主，待毛利軍渡海伊予時裡應外合。平岡直房等人的籠絡工作取得重大的成果，部份國人領主承諾會配合毛利軍在伊予的行動，這些承諾更加堅定輝元出兵伊予的信心。

　　首先爆發騷亂的是藤堂高虎領內的三瀨六兵衛叛亂。三瀨六兵衛並非失去領地的國人領主，只是懷有很強烈的野心，想趁亂擴張領地。八月末，三瀨勾結毛利軍的圖謀敗露，被藤堂家臣率軍鎮壓，一族盡皆戰死。

　　九月十日，毛利輝元正式指示能島村上武吉、元吉父子、宍戶景世、曾根景房等人率軍渡海。九月十四日，毛利軍登陸興居島。九月十七日晚上──關原合戰後的第三天，毛利軍在加藤領內的三津濱歇息時被敵軍偷襲，損傷甚眾，村上元吉、曾根景房當場戰死。遭到重創的毛利軍不但沒有停止侵略，反而往內陸部進攻。毛利軍與在地的平岡直房聯合，先後在如來院和三津木之山擊敗了加藤軍，九月二十四日，殺得性起的毛利軍收到關原戰敗的消息，才不得已撤退到廣島。平岡直房也跟隨毛利軍撤出伊予，後來成為毛利家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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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毛利輝元還資助客居於領內的大友義統到九州恢復領地。大友義統在文祿之役因為不去援救被明軍圍攻的小西行長，反而棄城而逃，而被豐臣秀吉沒收所有領地，幽禁於毛利領內的山口；秀吉死後翌年〈慶長四年，１５９９年〉獲赦，在大坂城奉仕豐臣秀賴。豐後大友家在宗麟一代急速擴展，席捲北九州，帳下許多賢臣良將支撐著大友家的事業，他們都想大友義統復國，義統也有此心願。當時豐前是毛利勝信〈小倉城主，與毛利輝元無血緣關係〉和黑田孝高〈中津城主〉的領地，前者屬西軍，受安國寺惠瓊指揮，後者立場不定，一直留在豐前，讓其子黑田長政代父從軍出征會津，當時就有傳言說黑田孝高想要越過關門海峽，進軍毛利領國。為了牽制黑田孝高，輝元於是借兵給大友義統讓他回到九州，承諾成事之後會給予豐前、豐後兩國作為安堵。

　　九月九日，大友義統帶著借來的兵，登陸別府浦，一眾大友家舊臣紛紛前往別府浦與義統會合。黑田孝高知其來意不善，仍打算勸誘義統與自己共同作戰，義統拒絕，孝高於是將目標轉向豐後。九月十三日，黑田軍於石垣原合戰殲滅大友軍，大友義統投降。儘管這是私戰，但是因為黑田長政是協助德川家在關原合戰取得勝利的關鍵人物，因此孝高沒有被追究責任，其領地反而獲得幾倍的加增，至於大友義統則再次被幽禁直至慶長十年〈１６０５年〉去世為止。

　　上述毛利軍對阿波、伊予的侵略和對大友軍的援助，在關原合戰之前是具有合理性的，因為大坂奉行眾祭出了對德川家康的彈劾狀之後，石田三成、毛利輝元一黨便成為合法政權──學者白峰旬稱之為「石田、毛利聯合政權」，加上豐臣秀吉生前就已經賦予輝元處理西日本大名事務的權力，所以我們可以將輝元這些動作視為一種「公儀」，對不聽命令的大名〈親德川派〉的取締行動。從結果論來看，輝元因為關原敗戰而被追究責任，但是在關原合戰之前，誰也沒想過西軍會失敗，假使關原合戰西軍勝利了，石田、毛利繼續執權，「侵略」阿波、伊予便不成問題，反過來說，受懲罰的將會是德川家以及全日本的親德川大名。正是因為德川家勝利了，奪取了政權的合法性，當初的彈劾狀變成一紙空文，輝元失去正當立場而被秋後算帳，這就是成王敗寇的道理。換句話說，即使德川家康在大坂城裡沒有搜出輝元指示進軍四國的書信，並不會影響毛利家的命運。

昭和天皇與戰國大名—誰是帝王學裡的好榜樣？

說到近代天皇的教育，尤其是明治維新以後的帝王學，在華人圈子內比較少人留意和關心，在這裡以一個較為有趣的角度，帶各位讀者一起窺看近代日本天皇的教育。

明治維新成功後，明治新政府在開國自強之外，對於年僅十六歲的明治天皇睦仁的教育也是不遺餘力。對於全力標榜新政府為實現「王政復古」、天皇「萬機親裁」的旗號下，培養明治天皇君德、君威與君才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務。由皇子時代學習中國的經典如《大學》、《中庸》和《論語》，直至登基的第二年開始學習《貞觀政要》、《日本書紀》等中日典籍，天皇的教育進入了新的時代，君德與萬世一系、萬機親裁變得息息相關，除了技能、學術上的知識外，德=內心的涵養與道德日漸佔據著更大的比重。

明治天皇之皇太子嘉仁(後來的大正天皇)由於受出生時的腦部病患影響，學習能力略低，十分關心子孫教育的明治天皇自然對皇太子的教學與成績水平十分著緊，明治三十四年(1901)皇長孫裕仁(後來的昭和天皇)出生後，明治天皇為了確保剛上軌道的帝國能長遠發展下去，對皇長孫的教育更是著緊，在裕仁出生剛過兩個月左右，便送到伯爵川村純義的家中撫養。八歲開始便在乃木希典的全力指導下開始小學學習。

到了裕仁十三歲時，即大正三年（1914）初春，被乃木希典推薦的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獲大正天皇批准，設立「東宮御學問所」，教授甫踏入青少年期的皇太子裕仁中學程度的教育。其中一個新開設的科目便是「倫理」科，當時負責此科的講師(「御用掛」)是舊膳所藩出身的學問家，兼歷任東京大學、日本中學校校長等教職的杉浦重剛。

倫理課跟其他課目一樣，由大正三年春開始至大正十年，前後七年，從杉浦重剛準備的龐大、多元又貫通日本古今的道德教材和事例裡，我們可以看到他為了當時教育這位未來天皇所下苦功和熱誠有多大。當中非常有趣，值得跟各位讀者分享的是，杉浦重剛在眾多的日本歷史人物之中，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心，特意在其中一節課中舉了一位戰國大名為例子，為皇太子裕仁進行詳細講解，這位戰國大名是誰呢？

有幸成為皇太子學習倫理時，作為重點事例並加以學習的，是「越後之龍」上杉謙信。裕仁在東宮御學問所裡學習的其他學科裡，當然也有提到其他戰國大名，例如在明治時代被受歌頌的織田信長自不可少，而其他的大名武將則只是出現在片文隻語之間，謙信卻獲重剛專門以一節講課的時間，來教導皇太子裕仁某個倫理之義。

翻閱杉浦重剛的教材及講授稿，會發現他經常以時節或事物為契機，借題發揮，並舉例來說明各種道德倫理的要義。謙信的「專場」在第二十四講，時間在大正四年(1915)九月十三日，按照重剛所說，當日正好是中秋之日，於是引用了那首傳為謙信在天正二年(1574)九月攻擊能登國七尾城時所作的七言絕詩「九月十三夜」作引子，一開始重剛先向裕仁講解謙信的簡單生平(當然不少是根據江戶時代以來的軍記為本，不盡史實的部分頗多)前，重剛先這樣評價謙信：

我戰國之世，豪傑四方競起，互闘智勇，各自發揮其材能，然而，當中如上杉謙信，不啻其武略傑出，且俠骨稜稜，殆不見有人可與之比也。

之後，當然是謙信的生平，如協助上杉憲政征伐小田原、向宿敵武田信玄送鹽、上京面聖勤皇等早已家傳戶曉的故事，重剛都一一簡單地向十四歲的裕仁講解。在這之後，重剛又略略提到了謙信的繼承人上杉景勝，以及江戶時代名君上杉治憲(鷹山)的事績，最後，重剛為輩出謙信、景勝和鷹山等名君的上杉家作總結，他說：

謙信性廉潔而重信義，最富俠氣，景勝受之以武，至治憲中興家道，專布仁惠。上杉氏傳至今日，猶列華族，蓋存餘慶者也。

換言之，重剛想通過謙信以及上杉家的例子教導裕仁的，便是謙信的俠義廉潔。他又藉景勝和鷹山的例子，向裕仁指出傳續優良精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並且引導出如果能做好，定必會澤惠後人的道理。套在裕仁身上，如果裕仁能秉承祖父明治以來的「祖業」，那麼日本帝國的國祚也能長久下去。

不論後來的歷史發展與重剛的期待有差，但我們通過以上的例子，看到這位「帝師」在近代日本的帝王學裡，怎樣善用例子(史實與否姑且不論)，去豐富未來天皇的涵養和道德心，在天皇的教育史上是難得窺見的珍貴片斷。

每朝豆知識:手取川之戰

「不說不知道，知道又怎辦」：沒有手取川之戰

軍神對魔王，謙信對信長的唯一一戰：天正五年的手取川之戰其實並沒有發生，或者說並不如一直所說的那樣謙信秒殺柴田勝家等將。

根據謙信自己的說法，當他到達手取川（亦稱湊川）時，不知道織田軍是否得知自己親率大軍來到，未還沒打便撤退，於是上杉軍便追擊，殺了千餘人，又剛好河水氾濫，織田軍中有兵士被大水沖走。謙信還說「以為要很好的應付，誰知織田太弱了，今後的攻略好辦了」，但人算不如天算，軍神也敵不過天呢⋯⋯

真說方廣寺鐘銘事件—豐臣家的喪鐘敲響時

相信不少人對慶長十九年七月中旬發生的「方廣寺鐘銘事件」耳熟能詳，因為這個事件被認為是數月後德川幕府滅亡豐臣家的一個契機，當中露骨地顯示了急於滅亡豐臣家的德川家康狡詐陰險的一面，他也因此遭受了不少後人的指罵和批評。

不過，縱然「鐘銘事件」在結果上的確成為了後來大坂之陣的一個契機，但受到後世的戲劇、小說等的影響，「鐘銘事件」的一些不可忽視的細節都被一一淡化，成為了現在普遍的「狸親父」故意「找碴」的陰謀。那麼，事情究竟是怎樣的呢？

眾所周知，豐臣秀賴與茶茶為了紀念亡父、亡夫豐臣秀吉的十七年死忌，準備在當年進行盛大的法會，其中一個主眼就是重建秀吉當年精心建立的京都方廣寺大佛，以示對秀吉的追慕，和一振豐臣家逐漸萎靡的威光。

這個早在一年半之前便精力準備的法會和供養會，一直到慶長十九年中為止都在順利進行，江戶的將軍德川秀忠以及駿府的「大御所」德川家康都沒有阻撓或留難，但到了七月二十一日，事情卻出現前所未有的問題，那就是「鐘銘問題」的起端。

現在我們到方廣寺仍然能找到這尊大鐘，當時豐臣方鑄造此鐘時，形狀、大小以及鐘銘的寫法等細節已一一向幕府通報，也得到了幕府(秀忠與家康)的批准，但是，不少帶著批評家康立場的作品輕輕帶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當大鐘鑄好後，鑄在鐘上的銘文——也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那個——其實一反當日的約定，變成幕府從未獲知的內容。

原本，鐘銘的寫法在當年初已然決定，會仿照奈良東大寺的鐘銘格式來寫，但結果卻是完全的「FREESTYLE」，這個問題成為了不久後幕府發炮的材料。

另外，在這之前，關於方廣寺大佛落成的法會，也有不少問題，例如出席的佛教各宗派的坐席順序前後不一，這個象徵著各派地位問題的混亂也成為了幕府方開始關切到方廣寺大佛落成法會的一個原因(其他的問題留待日後再談)。

回到鐘銘問題，七月二十一日，德川家康陣營第一次對鐘銘表示不悅，表明鐘銘內容存在「關東不吉」的字句，負責書寫銘文的南禪寺住持文英清韓是當時的有名僧侶，才華不凡，已有定評，既然如此，為什麼清韓的文筆會遭到幕府的非議呢？

德川家康

說到這裡，當然不少讀者會立即想到，定必是家康故意留難所致，既然是故意沒事找事，自然沒有什麼理由可言了。結果上，家康利用了鐘銘問題向豐臣方施壓是不爭的事實，不過，事情卻不像一般說法描述的那樣簡單。

所謂「關東不吉」的字句，我們很快便想到了現在大鐘上被後人特意著色的「國家安康」「君臣豐樂」八個字，一般的說法指，家康方認為前者是將德川家康的「家康」分斷，有咀咒之嫌，後者則是暗示豐臣家為君，萬民才會安樂，是暗批幕府不應當政云云。

著名的八個文字

不過，翻開史料的話，便會發現上述的說法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家康陣營其實一直不滿的只是「國家安康」，「君臣豐樂」卻不是家康關心、覺得不快的部分，換言之，如後述所示，家康對「國家安康」有不滿是真的，但後面的「君臣豐樂」，還有「源僕射」的部分被放大，則是後來家康手下的儒學大家，同時是排佛論者的林羅山進行批判(也就是現代人說的抽水)後的事。

這裡要留意的是，與後述的五山住持的意見不同，史家無法確定林羅山的批評是在方廣寺事件發生當時的事，換言之，現代人記憶清楚的「國家安康」，「君臣豐樂」「源僕射」的留難，尤其是後兩者的部分很大程度上是林羅山或他的弟子為了強調師祖的「功勞」而加插的。

如本文所述，問題的焦點一直只是「國家安康」而已。而且，林羅山作為儒者，在這個屬於佛教學識的問題上，其實沒有什麼發言權，加上他在大坂之戰當時其實還沒獲得家康重用，所以就算羅山的「找碴」「抽水」實是當時的事，其影響力也是十分有限的，史料上也沒能確認幕府方拿他的批難作為批判豐臣家和清韓的依據。

當時，家康命令的是智囊金地院崇傳，崇傳獲家康的指示後，請來當時最強的知識界高手—京都五山住持(東福寺、南禪寺、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就「國家安康」在內的鐘銘行文述說意見，崇傳更明言住持等人「無須忌憚，暢所欲言」。

結果，關於「國家安康」的問題(「君臣豐樂」「源僕射」根本不在問題之內)，五山的住持都認為有不妥之處，但原因是「古無此法」的「惡事」，即古來當權者的名諱不出現在鐘銘之類的文章上是古法，暗示清韓在這方面犯下了重大失誤。

那麼，為什麼清韓會寫出這個既「敏感」又出現犯忌的四字呢？後來清韓回應林羅山的批難時，說到當時寫「國家安康」「君臣豐樂」八個字是將當時的當權者豐臣家和德川家康的名字包含進去，是一種「緣語」，隱含祝福、稱頌之意。清韓更言林羅山的批難是嚴重的曲解、「南蟲語冰」。

林羅山

不過，既然上面提到文英清韓與林羅山之間的口水戰不一定是當時的事，那麼縱使兩人如何互懟也沒什麼意義，重點還是回到「國家安康」身上。五山住持都一致認為有問題，這些意見是不是帶有政治立場，自有各位讀者的思考與判斷。

這裡我們要留意的有幾點，首先，五山住持只云清韓將家康的名字分斷而寫，是不當不敬之舉，所謂「國家安康」有咀咒之嫌的問題，在一手史料中，除了林羅山外，家康陣營既無提及，五山住持的意見書上也是隻字不提。因此，五山住持的意見結果上的確會被人理解為帶有政治性，但客觀來說，還是應該認為他們的意見實乃按各自的識見來述說，才比較合理的，總之，所謂咀咒之嫌只是林羅山站在排佛的立場藉機攻擊清韓的藉口而已。

另外在這裡，我們要冷靜的將鐘銘問題跟後來的大坂之戰分開處理，畢竟在家康炒作「鐘銘問題」時，幕府還沒有準備動員，引發大坂之戰的直接原因是後述的片桐且元逃亡問題，兩者雖有關連，但卻不能因此斷定「鐘銘問題」是幕府事先計劃好的陰謀。

再者，書寫名諱的問題在我們現代人來說可能是小事，自然會覺得家康陣營無中生有，十分可恥，但這種想法某程度上也是輕視了當時的社會風俗問題的認識，無助於全面掌握、理解事件的本質。

從民俗史的角度來說，日本當時的確存在對名諱的禁忌，始自中國的闕字、避諱之禁在當時的日本上流聖俗社會是普遍存在的通識。縱使我們多番強調林羅山是帶著目的去找碴，但他的依據，即將貴人的名字分開書寫，有咀咒之嫌卻非子虛烏有的指責。因為當時的日本人相信人的名字具有靈力，會左右當事人的安全，中世也曾廣泛存在攻擊者向對手名字下咒的施法。因此，貴人的名諱從來都不能輕率處理與言表。

總的來說，撰銘的文英清韓理應是沒有什麼理由去犯忌得罪家康，這很可能只是他弄巧成拙，聰明反被聰明誤的結果，本想逢迎豐臣德川兩邊，卻成為了德川陣營借來生事的材料，實在是十分諷刺。

無論如何，「鐘銘事件」越鬧越大後，大佛供養大會被叫停，始作俑者清韓被囚禁，而除了清韓外，另一個遭殃的還有片桐且元。「鐘銘事件」以及其他大佛法會的問題發生後，且元作為秀賴的代言人夾在中間，奔走在大坂與駿府之間。為了平息德川家康的不滿，且元到了駿府，希望當面為秀賴與家康辯解，同時秀賴方面也提出可以寫下誓詞，證明對幕府沒有不敬之意，但幕府都一一無視。

有此及此，當片桐且元仍然在前往駿府的路上時，豐臣家內部的主戰派已經開始行動，一方面派出了茶茶的重臣大藏卿局(大野治長之母)趕到駿府，與且元一起確認家康的意圖，另一方面大坂方則在穩健派的且元不在後，開始私下地做好兩手準備，集軍糧、向西國大名表明自己無辜，希望獲得西國大名的同情與支持。

且元到達駿河後，沒有立即獲得家康的接見，反而後到的大藏卿局因為是茶茶的使者，獲得家康即時的會面安排，事後且元才再得以單獨謁見家康。這裡，家康以確保秀賴日後不會與幕府為敵，或被人利用為由，開出了著名的「三大條件」，即秀賴到江戶，或者茶茶到江戶為人質，又或者豐臣家退出大坂城，幕府再安排其他相應領地，即轉封。這些條件都意味著一旦豐臣方接受，豐臣家將成為了一介藩主，再不是從前的豐臣政權了。當然，幕府開出這個條件，意在終極測試與挑釁，以摸清豐臣方的底線。

且元帶著這三個條件回大坂前，京坂一帶的氣氛已經十分緊張，當且元將「三大條件」報告後，秀賴與茶茶當然大感不快，加上與且元一同回坂的大藏卿局向豐臣家指責且元有變節之嫌，帶來「壞消息」的且元便成為了豐臣家內部的眾矢之的，甚至傳出大野治長等人正打算派人刺殺且元來祭旗。

不久後，片桐且元與他的關係者紛紛逃出大坂避難，與此同時，幕府也掌握了豐臣家已密密地招兵買馬，廣集兵糧的消息，片桐且元落難的消息傳來後，意味著豐臣家已用行動拒絕了家康的提議，兩者加起來，幕府便有了動員的正當理由和必要性，大坂之陣也因此打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