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責:站長
相責:小編 森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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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江 |
1、影響東北亞的海戰
西元六六三年（唐高宗龍朔三年，《舊唐書》以及《三國史記·百濟本紀》上是龍朔二年）九月，唐朝水師在大將孫仁師的率領下，於朝鮮半島西南的錦江口（大韓民國忠清南道舒川郡)，與企圖復國，抵抗唐朝的百濟王扶余豐（日本史料上作“豐璋”)，以及他請來的倭國（當時的日本國號）援軍展開戰鬥。結果，唐軍水師大獲全勝，百濟與倭軍大敗四散。倭軍和部分百濟殘餘勢力和百姓逃回日本。至於百濟王扶余豐逃到高句麗後，《新唐書》說不知去向；司馬光《資治通鑒》則說扶余豐後來向唐朝投降，但結果被流放到嶺南。這場海戰就是後來著名的“白村江之戰”。
有關這場發生在唐初的大戰，相信各位讀者在不少書籍裡已知其詳，而大致的經過也沒有什麼特別需要爭議的。從結果來看，白村江之戰象徵著唐朝的完全勝利和百濟的完全滅亡，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數年後的西元六六八年，唐朝再跟新羅聯手，消滅了一直不服從的高句麗，克服隋代以來東境的威脅，朝鮮半島的三國時代終於劃上句號；倭國（日本）則在不久後選擇與唐朝進行密切交流，開啟中日兩國文化交流史上的蜜月時期。
既然戰爭的大致經過和結果、影響明明白白，那麼還有什麼需要討論的呢？其實，雖然戰爭的來龍去脈看似清楚分明，但仍然有一些問題值得探討。特別是這場戰爭的重要性和受關注程度遠比現代的我們所想像的低。特別是與百濟一同戰敗的倭國在後來基本上遺忘了這場戰事。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2、不期而遇的戰鬥
在這之前，還是要扼要地說明一下戰事的背景。唐朝成立後一直要處理邊境之患。除了北面的頭號大敵突厥和西面的吐蕃，東北面的高句麗在南北朝到隋代為止也是一個威脅。
隋煬帝楊廣三征高句麗而不得，隋亡唐興後，這個問題也自然成為唐朝當局要解決的課題。為了徹底打敗高句麗，唐朝在出兵打擊之外，還想到另闢蹊徑，對高句麗展開夾擊，高句麗西南接壤的百濟便成為這計畫的對象。
百濟當時向中國王朝稱臣納貢，同時卻又與東面的新羅展開激烈的戰爭，更聯合北鄰的高句麗夾擊新羅。於是，陷入絕境的新羅向唐朝求救，這對於剛暫時解除突厥威脅的唐朝來說，自然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經過調停無效後，為了王朝的威信，唐朝攻擊百濟的時機已然成熟。
“主上（唐高宗李治）欲吞滅高（句）麗，
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
（《舊唐書·劉仁軌傳》）
從這角度而言，唐朝從一開始的目標仍然是高句麗，百濟充其量是一個事前鋪墊，而且加上新羅救援的因素，使得出兵百濟的性質變得更加複雜。不過，我們從史料裡起碼可以斷定，唐朝在一開始的階段裡，似乎沒有想到百濟後方的倭國會捲進來，更沒想到要將兵鋒指向在當時的他們眼裡無關緊要的倭國身上。
除了唐朝的角度外，我們也有必要考慮到當時朝鮮半島乃至對岸的日本群島的互動情況。朝鮮半島當時正值史稱“三國時代”的戰亂時期，三國也分別跟海峽對岸的倭國保持交流，特別是“白村江之戰”的主角百濟跟倭國的關係較其他兩國密切，佛教、漢字等知識也是主要通過百濟傳入倭國。
因此，在朝鮮半島和倭國的交流史來看，倭國被牽扯進來也是十分合理的結果。
至於倭國本身對支援百濟阻擋唐朝的討伐，也似乎沒有做好充分的理解和思想準備。從日方唯一流傳後世的相關史料《日本書紀》的內容來看，倭國當局在一開始將行動理解成支援百濟對抗新羅，唐朝跟自己支援百濟的立場一樣，也是為了支援新羅而後至的第三者。
從以上的整理來看，我們再一次可以推斷，唐朝和倭國對這場圍繞百濟興亡的戰事的理解不盡相同之餘，兩方都沒有充分預料到對方的行動和立場。因此，白村江之戰對唐、倭兩國而言，既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時也是不期而遇的一戰。
當百濟在後來面對唐朝的討伐時，主動向高句麗和倭國求助。其中, 基於多年的交流合作關係，以及考慮到唇亡齒寒的道理，倭國先後兩次借兵支援百濟抵抗唐朝和新羅聯軍。
但是，六六零年的第一次救援以失敗告終，百濟國被大將蘇定方率領的唐軍和新羅軍打敗，國王義慈王和世子扶餘隆投降，百濟至此滅亡。
然而，滅亡百濟的戰事並沒有就此拉下帷幕，義慈王之子扶余豐和百濟的貴族再次請得倭國出兵支援他們的“復國”運動。不過，一如我們已經在前面提及，這次以白村江之戰為終始的“復國”行動結果還是大敗而歸，宣告了百濟的完全覆亡。
3、史料上的記載問題
說到這場戰事，事實上我們所知不多。目前，記載這場戰事前後經過的可靠史料，主要是唐朝的官史《舊唐書》《新唐書》，日本的《日本書紀》，以及朝鮮方面的《三國史記·百濟本紀》（高麗朝臣金富軾編輯)。
三方史料均屬於戰後相隔一段時期後編纂而成，《日本書紀》相對地成書較早，在西元八世紀成書，相距戰事百餘年，其餘兩者成書更晚，《舊唐書》《新唐書》分別成書於西元十公紀和十一世紀，最後的《三國史記》更晚，在西元十二世紀中期編纂而成。
因此，在史料學的角度而言，三方的史料都不算第一手的原始史料，加上事隔久遠，對於戰事的細緻經過已然無人記得，所以我們從三方我史料中看到的戰爭經過十分簡單。除了戰前和戰後的交待，對戰事本身最為詳細的文字記述是《日本書紀》，也不過百餘字。
《舊唐書》《新唐書》的記錄也只有寥寥數十字左右。至於《三國史記·百濟本紀》，由於事隔近五百年，而且是跟高麗王國的利益立場毫無關係的戰爭，內容很自然地乏善可陳，記述以抄錄《舊唐書·百濟傳》的文本為主，再在中間加插數個句子，基本上沒有什麼新的亮點。
即便如此，作為僅有的史料，我們也不得不借助它們來理解和還元當時的情況。值得我們留意的是，《舊唐書》（以及與其內容相近的《新唐書》《三國史記》）和《日本書紀》都不約而同地記載白村江之戰勝敗的兩個關鍵，首先是向倭國請兵復國的扶余豐在請兵後，旋即跟手下的鬼室福信內訌，扶余豐更殺害了福信，導致百濟“流亡政權”軍的實力大打折扣。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倭國和百濟的聯軍跟唐軍水師的戰鬥是一場遭遇戰。
“劉仁軌及別帥杜爽、扶余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以會陸軍，同趨周留城。仁軌遇扶余豐之眾于白江之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賊眾大潰，扶余豐脫身而走。”（《舊唐書·百濟傳》）
“（劉）仁軌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戰捷。”（《舊唐書·劉仁軌傳》）
從上面的兩條史料記載，我們可以看到唐朝統帥劉仁軌在率領水師南下，與陸軍會合之時，在白（村）江口遭遇從倭國帶來援兵，但又剛剛殺害重臣的扶餘豐，以及他帶領的部隊。結果四戰全勝，扶餘豐戰敗後不知去向。
那麼，另一邊的日本史料又怎樣說的呢？
“我（倭、百濟聯軍）欲自往時饗白村（江)，賊將至於州柔（周留)，繞其王城。
大唐軍將率戰船一百七十艘，陣烈（列）于白村江。
戊申，日本船初師至者，與大唐船師合戰。
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堅陣而守。己酉，日本諸將與百濟王（扶余豐）不觀氣象，而相謂曰：
“我等爭先，彼應自退”
，更率日本亂伍中軍之卒，進打大唐軍。
大唐軍便自左右夾船繞戰，須臾之際，官軍敗績，赴水溺死者眾。”
（《日本書紀》卷二十七）
雖然現在我們已經無法得知這段文字的史料根據，但是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日本書紀》的記載比《舊唐書》更為詳細。而且，在寫到聯軍跟唐軍水師交戰的部分，也是說“初師至”，暗示支援扶余豐的倭軍剛到達，便跟劉仁軌的唐軍交戰。結果攻不破唐軍防線的聯軍仍然堅持正面攻擊的戰術，結果反被唐軍圍殲，大敗之餘，死傷無數。
綜合唐和倭兩方的史料，除了唐朝勝利，聯軍潰敗外，更提醒我們兩個要點。第一，在《舊唐書》和《日本書紀》編纂者的記憶裡，這無疑是一場不期而至的遭遇戰，而不是我們想像中的按劇本鋪排上演的大會戰。第二，唐軍勝利的原因，除了戰力上和技術水準占優外，聯軍的輕舉妄動和欠缺戰術協調下大敗。
據《日本書紀》的記載，當時倭國派出的兵力達到二萬七千人，被焚毀的四百艘船估計占其兵力大半。另一邊的唐軍水師人數不詳，《日本書紀》稱唐水師只有一百七十艘船，雖然不能確認這記載可信，但參考《劉仁軌傳》裡提到“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遣左威衛將軍孫仁師統眾浮海赴熊津，以益仁願之眾”，這反映出劉仁願當時的水師兵力是自身兵力的一部分加上增援而至的孫仁師水師部隊，估計兵力上大致跟聯軍兵力相若，或略遜一籌。不過，結果證明聯軍即便擁有兵力上的些微優勢，但用兵不當下仍然盤滿皆輸。
白村江之戰是日本歷史上第二場有文字紀錄的對外戰爭，有趣的是，兩場都是出兵介入朝鮮半島戰事而起的，而且兩仗皆以失敗而終（第一場於西元五世紀出兵朝鮮，對戰高句麗軍)。
自此一直到九百三十年後，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發動壬辰戰爭，侵略朝鮮，劍指中國為止，除了肆虐於元、明之際的倭寇，日本便再無對外用兵。因此，白村江之戰從區域歷史的發展和走勢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一戰。
不過，通過下節的分析，我們可以說日本在往後九百三十年間再無對外出兵，白村江之戰的教訓絲毫沒有引起作用。
4、為何被盡然遺忘？
白村江之戰的結果是百濟國的滅亡，唐朝雖然曾扶持早已歸降的百濟世子扶餘隆回百濟復國，與新羅握手言和，一起協助唐朝管治朝鮮半島。然而，扶餘隆因為懼怕新羅的報復，拒絕了唐朝的安排，一直留在唐朝不歸，結果客死他鄉（《扶餘隆墓誌》)。因此，百濟故地在後來逐漸被新羅併吞，間接地促成新羅統一朝鮮半島。
對唐朝發起復國之戰的扶余豐戰後不知去向，而另一個百濟王子扶余善光則跟部分殘部和百姓先後逃到倭國。他們自知復國無望，於是留在倭國任官。一些王族獲得倭國朝廷厚待，特賜“百濟王”的氏姓，以示對他們的重視。
這些百濟移民隨著時代發展，逐步融入倭國，與倭國的部落貴族和王族聯姻，幾代後已與倭人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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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為百濟移民後裔的日本武士 宇喜多能家 |
他們靠著自身的專門技能為不久後改國號為“日本”的倭國朝廷服務，其中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協助編纂上述的《日本書紀》。
話說回來，遭遇敗績後，倭國統治者天智大王（當時仍未稱“天皇”）為免唐朝和新羅乘勝追擊，出兵入侵倭國，於是在九州北部和本州西部築起堡壘，以防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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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倭國修築的防禦唐帝國從海上入侵，以為本土決戰做準備的 基肆城之石碑 |
另外，又通過一系列政策，加強倭國貴族的支持，以備唐朝和新羅一旦來襲時，可以驅使他們一致對外。從這些緊急措施來說，天智大王和他的朝臣的確認真地對應國家危機。
不過，結果證明天智的安排沒有派上用場的機會。不久後，唐朝派駐朝鮮半島的大將劉仁願派員到倭國，試圖跟倭國接觸，並未有出兵的跡象。
十年後，天智大王病死，倭國爆發著名的“壬申之亂”（西元六七二年)，天智大王的弟弟大海人王子和兒子大友王子為爭奪王位而交戰。大海人王子獲勝，成為日本史上著名的天武大王。他在後來恢復遣唐使，確定跟唐朝和新羅加強交流的政策方針。
隨著時間流逝，除了早已亡國，人民四散的百濟，參與白村江之戰的唐朝（以及後來的王朝）和倭國慢慢遺忘了這場戰事。
中國方面除了分別在五代十國時期和北宋時期成書的《舊唐書》《新唐書》，具體提到這戰事的主要有同為北宋時期王欽若等人編著的《冊府元龜》和後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作為學習前朝教訓和智慧的書籍，兩書參考《舊唐書》《新唐書》記錄了白村江之戰，也算是十分合理的。
可是，隨著時代遠去，關係程度和重要性日漸減弱，宋代以後的史書和官史基本上已再無提及白村江之戰。作為另一個當事人，統一朝鮮半島的新羅和後來的高麗王朝，除了前面提到的金富軾《三國史記》外，大體上兩個政權均對白村江之戰了無興趣。同時，金富軾筆下的記載內容也反映了當時已無法找到能與《舊唐書》《新唐書》相提並論的史料。自然地，後來取代高麗統治朝鮮半島的朝鮮王國更加乏善可陳。
那麼，一沒有亡國，二沒有更換政權的倭國又怎麼樣呢？是不是因為倭國改為跟唐朝搞好關係，便淡化了白村江之戰的教訓呢？當然不是。
前節提到，日本最早記錄白村江之戰，並且成功流傳下來的最早史料，也同時是唯一孤證的是《日本書紀》。只是，《日本書紀》成書時（西元七二零年左右)，經歷壬申之亂後，天智時代的人員早已離世，而且此書的編纂目的在於整理神話傳說、古時大王和各個貴族祖先的事蹟和締結君臣關係的歷史，以便維繫統治階級的團結和身分秩序。
因此，一場發生在半個世紀以前，遠在千里之外，而且沒有對國家中樞帶來實質意義和影響的敗北，即使記錄在案，也絕對引不起後人的注意。
《日本書紀》被認定為日本史上第一部國史，但是閱讀和利用它的主要是天皇和貴族階級。在後來記錄下來的讀書記錄和御前講義裡，沒有任何一次提起白村江之戰，反而他們關心的，是怎樣理解神話的內容，以及漢文的讀解方法。
此後，白村江之戰便自此被日本人遺忘，一直到江戶時代後期和明治時代，也就是發動帝國主義擴張時，才重新被提起來。
作為對外侵略時的“教訓”。從以上的歷史發展來說，千餘年後得出這樣的教訓，可謂十分諷刺。因為不久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裡，仍然犯下錯判敵情，胡亂進攻的錯誤。這或許再一次說明“人類總是重複犯錯”的鐵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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