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責:小編 陳家倫
※本文收錄於日本史專欄成員預定參與出版圖書《江戶時代史》(題名暫定)篇章內容。
-黃金、信仰與阿伊努茅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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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1618年及1621年兩度造訪松前及今日北海道的耶穌會傳教士吉羅拉莫‧德‧安吉尼斯 所繪製的《蝦夷與日本圖》,原本藏於羅馬的耶穌會總部。 |
說起戰國時代及江戶時代的黃金,我們可能會想到越後的金山及甲州的金山,此外還有聞名於世界,並盛產於江戶時代的佐渡金銀山。
然而除了越佐及甲信的金山,當時的蝦夷地(今日的北海道)也是充滿黃金的黃金島,在近年,有一部以阿伊努人、黃金及明治時代為主題的動漫畫,儘管當中的冒險故事只是原作者所創作出的虛構故事,然而在400年前,確實有一群冒險者,遠赴北方的蝦夷地,進行掏金開啟在蝦夷地的探險及尋找黃金的冒險。
而說起蝦夷地最早提及金山最早開發的紀錄,當屬《新羅之記錄》中的一段記載。故事是發生在慶廣取得幕府授予蝦夷地統治權力的黑印狀的慶長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的三天前。
同(慶長)九年(1604年)一月二十四日。
「得到(征夷)大將軍家康公之命令的本多佐渡守正信向(慶廣)說道『有人進言據傳狄之島(蝦夷地)有金山,但是這件事情就交給慶廣負責吧。』但是慶廣一代考量未來,因此最終沒有開發金山。」
若根據《新羅之記錄》的說法,此即代表了幕府授予了松前藩管理「化外之地」的蝦夷地的金山的權力,而由於《新羅之記錄》乃是由慶廣之六男松前景廣所寫,並在正保三年(1646年)編撰,因此同說法自然也可以視為松前藩自身的官方說法。
而就史料上來看,慶廣的時代也恐真的沒有開發金山,而真正開發蝦夷地的金山,則要到了慶廣之長孫松前公廣擔任松前藩主的時候,元和二年十月十二日(1616年11月20日),松前慶廣病歿,由於慶廣的長子盛廣早逝,因此松前藩乃由慶廣的長孫(盛廣長子)的松前公廣繼承松前藩主職。
繼承松前藩主職的松前公廣,對於金山開發的問題上,明顯想法與祖父慶廣不同,而是積極的決定開採金山,因而在祖父死後的隔年,元和三年(1617年)便受到將軍德川秀忠的命令開始進行金山的開發。
而在這邊要注意的是,蝦夷地所謂的金山,並非是深藏於山中,與我們所想的類似佐渡相澤金銀山坑道的金山不同,而是流於河川,自然形成的砂金山,在江戶時代之前的戰國時代,此乃是許多盛產金山的主力,即使是我們熟知的黃金之國越後及佐渡,很大比例的黃金其實也是來自於流於河川的天然砂金山。
而公廣積極的開發砂金山,最初只是在離藩領很近的根據地松前附近的近郊的大澤、福島(福島町)等地,以及大千軒岳為中心的知內川流域(知內町)、與厚澤部川流域(厚澤部等地)等地,換言之,最初所開發之地皆是距離和人地(松前藩領)不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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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初期的松前藩蝦夷地砂金開採範圍 |
然而隨者砂金開採的順利,在開採的短短的五年後,松前藩便將砂金的開採擴大到更北方,並促及東蝦夷地的沙流郡的靜內川(新日高町)以及西蝦夷地的島牧(島牧村),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黃金的驅使下,短短五年內,和人開採砂金的範圍便從和人地的渡島半島,跨越到了渡島半島之外的沙流郡(今日的日高町、新日高町一帶)
而當時前來蝦夷地探險的和人者,來蝦夷地掏金的和人來自日本各地,並只要得到松前藩許可,取得相關通行令牌(手形),便可以出入蝦夷地進行掏金,甚至當時的掏金熱也被西方的傳教士記錄下來。
根據西西里島出身的耶穌會傳教士吉羅拉莫‧德‧安吉尼斯(1567~1623,Girolamo De Angelis, ジェロラモ・ド・アンジェリス)的報告書記載,在元和五年(1619年)時便有五萬人從日本各地前來蝦夷地掏金,到了隔年的元和六年(1620年)更是有八萬人前來蝦夷地掏金,儘管我們已無從考證傳教士的報告是否有誤或是誇大,但是安吉尼斯曾於元和四年(1618年)及元和七年(1621年)兩度造訪松前,因此相信仍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因而在蝦夷地為松前藩開放開採砂金之後,夢想一夕致富的冒險者及掏金者前來遙遠北方的阿伊奴茅希利尋找黃金相信應是不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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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傳教士 Girolamo De Angelis(吉羅拉莫‧德‧安吉尼斯) 曾於1618年及1621年兩度造訪今日北海道南部及松前町, 並記錄下當時日本人在今日北海道的掏金熱潮 |
而為何耶穌會傳教士會如此詳細的記錄蝦夷地的掏金熱呢?
或許這也跟日本的政局有關係,如眾人所知,在慶長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614年2月1日)時江戶幕府對全日本下達了禁教令,這不但導致了經營日本這個教區超過半個世紀的耶穌會深深摔了一跤,更是使得天主教近乎退出日本,而半個世紀以來受到天主薰陶的天主教徒們,也一瞬間成為過街老鼠,為了生存或信仰,天主教徒們可能選擇放棄信仰、或是為了守護信仰而將其隱藏起來成為潛伏基督徒,更甚者便可能遠走他方,離開幕府的統治範圍而守護者自己的信仰。
當時的蝦夷地儘管有不少和人進出入,但始終不是幕府及和人領主所控制之地,因此在政治及宗教的鎮壓上,也相對鬆懈,因此不少在日本各藩受到壓迫的天主教徒,便逃往北方的阿伊努茅希利,在這樂土尋求信仰上的慰藉,以及從事掏金的工作。
也因為這個原因,使得傳教士十分注意蝦夷地這塊處女地,包含上述提到的耶穌會傳教士安吉尼斯以及另外一位葡萄牙出身的傳教士迪亞哥・卡瓦略(Diogo
Carvalho, ディオゴ・カルワ-リュ)便曾兩度前往松前藩,而據傳松前藩最初也是善待傳教士,但隨者時光流逝,松前藩也遵照幕府國策,開始壓制天主教,因而發生了寬永十六年(1639年)106名切支丹(天主教徒)遭到松前藩處刑的殉教事件。
而既然提到了傳教士,那我們再來談談這群傳教士與蝦夷地的關係,在傳教的使命下,這群從歐洲遠道而來的傳教士,比起被稱為赤蝦夷的俄羅斯帝國,或是美國的霍雷斯‧坎布羅(Horace Capron)(明治初期由明治政府聘請協助開發北海道的美籍顧問)更早了數百年關注這個阿伊努族的人間樂土。
而傳教士不但親赴蝦夷地,也留下了對於蝦夷地(阿伊努茅希利)的原住民阿伊努人的描述,當中葡萄牙出身的傳教士伊格納西奧‧莫雷拉(Ignacio Morera, イグナシオ モレーラ)對阿伊努人的描述提及:
「在這邊的島嶼,是被日本人稱為蝦夷(島),而當地原住民則稱之為阿伊努茅希利。
聽當地的原住民(阿伊努人)所說,他們不只是西方諸島(指日本列島),更常去蝦夷島北方的諸島,當地被稱為レブンクール(阿伊努語『海之人』的意思,因此這邊的レブンクール可能是指今日的禮文島或是庫頁島),(同島)與朝鮮相連,即使是朝鮮人也這樣說。
而這個蝦夷民族(阿伊努人)欠缺文明及禮儀,但是體格健壯,且力量非常強大,身穿獸皮並拿者比日本人短的弓,而在其他處也比起日本人,更像韃靼人,而這韃靼人之地從地圖來看也是非常近的,這些都是從日本人,以及印度副王(葡萄牙屬印度)的使者抵達京都時再前往關白殿下(豐臣秀吉)的身邊時聽該島島民所說的。」
雖然莫雷拉並未如安吉尼斯、卡瓦略二人親赴蝦夷地,但是根據他的記錄,他也在日本的京都與蝦夷地的原住民阿伊努人相遇,而考量他的內文中有提及關白殿下,因此相信這邊所指的是關白是豐臣秀吉,因此這個記錄也裡應當是文祿二年(1593年)~慶長三年(1598年)之間所記錄下,而阿伊努人之所以會前往京都並被豐臣秀吉召見,也相信當時豐臣政權所認識的「蝦夷島主」蠣崎慶廣也應該在現場,並由慶廣在前往京都覲見豐臣秀吉時,也一同帶者友好的阿伊努人上京。
而在莫雷拉的描述中,我們也能看到傳教士眼中的阿伊努人的形象,同時也能得知當時的阿伊努人並非只於阿伊努茅希利的蝦夷地生活,也時常前往外地的其他島嶼,並相信同時進行者貿易。
而阿伊努人口中提及的レブンクール,レブ(Repun)在阿伊努語源中有「海」之意涵,而クール(Kur)則有人的意涵,雖然也有不少人認為レブンクール是指現在的禮文島,但是記錄下面有提及(同島)與朝鮮相連,即使是朝鮮人也這樣說,朝鮮代表者的即是亞洲大陸,因此這邊很可能是指同島與北亞大陸連接因此筆者在這邊推測,這邊所記下的レブンクール應該是單純指「住在海的另一端的他人」,且與大陸相連,因此應當是唐渡之島-庫頁島。
或許有些說遠了,最後我們在繼續談談蝦夷地的砂金山,若根據史料紀載,當時松前藩開採砂金,除了一部分成為自己藩領的收入外,也必須將一部分收入上繳給幕府。
根據記錄,松前藩對每個掏金者每月徵收一匁(一錢=約四公克,相當於現代日本物價的1萬8000日圓)的砂金做為稅收,更據傳在盛況時,曾出現一人採取了三十匁(三十錢,約等於120公克)的砂金,甚至也有一人採取到一個160匁(160錢=約640公克)的大砂金,也因為這樣的盛況,因此在松前景廣所撰寫的《新羅之記錄》中提及
「(開採管理金山)有如神助並因而取得超越父祖(的財富),也因而得以收集許多刀劍、脇差、古筆、各式書籍乃至茶具傳與子孫,成為(傳世)家寶。」
故從上可見,雖然松前藩位於北方,氣候酷寒,農業難以發展,但是豐潤的阿伊努茅希利帶給松前藩的卻是無盡的自然資源,讓其他藩國無法相比,而形成了松前藩獨樹一格的財富及財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