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吹捧的理想光景
今天來一個較為特別的題材，就是來談談織田信長的政策，其中一個他的「政策」曾經一度被日本高度吹捧，用來顯示信長的英明、遠見，更成為日本人「神化」信長的理由之一 —— 「兵農分離」。
相信大家通過戰國為主題的遊戲，以及相關的書籍，聽過「兵農分離」這個用語。這是從江戶時代便存在的一種歷史觀念，是當時的知識分子追溯當時的社會制度源流時，分析思考而成的一個概念，並且在後來的近現代史學分析戰國時代到江戶時代社會制度史的一個重要議題。
從字面上來說，「兵農分離」就是指要明確釐定及固定「兵」(武士)和「農」(百姓)的身份。在日本的歷史教科書，以及華文世界的書籍裡，這個政策成為了後來江戶時代「士農工商」階級四等制的先聲，而打響這個「曠世功業」的，就是被昭和時代的日本人吹捧成「凡事都有先見之明」的織田信長。
先撇開昭和時代的日本人對信長的理解，因為「兵農分離」的問題還沒解決。首先，最簡單的問題是：為什麼會出現「兵農分離」？我們在上面提到了「兵農分離」的字面解釋，不過，內裡卻不是那麼簡單，因為理論上的「兵農分離」是由幾層的因素組合而成的。
第一，「兵農分離」中的「兵」在一般理解上是泛指武士階級，普遍認為戰國時代的武士大多住在大名居城以外的地方，有的自據領地，只是關係上與大名結下君臣關係，有需要時才會率領自己的兵隊跟隨大名(大名自己也有軍隊)行動，事後率兵回到自己領地。換句話說，有力家臣就是一個個半獨立的領主，他們既可以效忠大名，也可以隨時夾著私領私產倒向他家，製造不穩定局面。因此，在理論上的「兵農分離」的其中一個環節上，怎樣讓他們，以至中下級家臣都穩定下來，不會變節生事，是大名鞏固統治的重要課題。
我們已提到大名旗下的大部分家臣本質上都是有土地有私產的領主，中下級的家臣則是半農半士的存在，閒時自營農田，戰時則帶著百姓趕赴戰場，屬於一種難以介定的狀態。在理論上兼且在理想上，大名都想將他們搬遷到大名居城下的城下町，切斷他們與土地的聯繫，由大名重新以自己(或政權)的名義，確認他們的土地權，但則需要他們留在城下，隨時奉公，參加政事，領地的管理便由家臣的家臣來管理，以減少他們的獨立性和反叛的可能。至於那些領地不多，又或者根本沒有領地的下級家臣，則由大名直接給錢財或少量的土地作為工資。結果上，家臣與土地的聯繫隨著時代發展越來越稀薄，武士完全脫離農耕，成為專門的武士階級，開支和日常所需由大名提供的俸給來維持，而這些俸給就是由其餘的農、商、工繳納給大名的貢稅而來的。
至於農民(和漁民)方面，理論上的「兵農分離」上因為農民與下級武士的身份介定不清，而且在中世紀以來，農民糾合下級武士發展民亂，影響統治者的管治，站在統治者的角度而言，比起家臣反叛，農民抵抗統治的問題更為深刻和頭痛。因此，在規定大部分家臣集住在大名城下的同時，為了防止農民在戰亂時成為戰力，必須否定他們的作戰本錢，沒收他們的武器，也就是著名的豐臣政權「刀狩令」。還有，為了讓農民專心生產，必須完全掌握他們的生產力，製作帳簿，將他們記入冊中，將農地、漁場與他們牢牢的綁在一起，否定了他們「向上流」的機會，固定他們的身份，穩定大名領國的發展和生產穩定。
簡而言之，理論上的「兵農分離」的核心目標便是統治者克服中世紀以來，社會中下層階級混亂，繼而引起各種混亂的問題。好了，以上的內容看來都十分明確清楚，但是，為什麼會扯到信長身上呢？
二、信長與「兵農分離」的真相
詳細的過程在此在贅，但簡單而言，就是從明治時代以來，強調學習西方的部分御用史家和好事者基於要指引社會與國民開智，製造「信長是具有進步思維的傑出人物」的形象，到了二戰後，戰敗的日本社會急需重新出發的契機和參考材料，「戰國之風雲兒」織田信長繼續成為了炙手可熱的理想人選。
在這大前提下，史家受到社會思潮影響，在分析這個部分時也難免不受左右，尤其是上面提到的政策大多明明是始於豐臣政權時代，但基於秀吉曾是信長的家臣，史家不知不覺便有了一個潛意識——秀吉必定是從「先進的」信長身上學習的。於是追根究底，還是將這個偉大舉動落在信長的肩上。
不過，隨著現時實證主義的歷史研究急速發展，以及反省過往「造神」主義的弊病，早年架在信長頭上的光環也逐漸褪色，我們今次談的兵農分離也是其中一個被新派史家「打臉」的一個項目。
從目前的研究來說，信長有沒有實施理論上的「兵農分離」呢？答案是「幾乎沒有」。為什麼呢？我們以下面一個來自著名的《信長公記》，經常被拿來作「證據」的著名小故事來反其道而行，好好說明一下。
時間是天正六年(1578)年，信長當時已經搬進安土城，作為他的新居城。同年正月底，住在城下，屬於信長直轄軍隊的弓眾(弓兵)．福田與一的居所發生火警，詳細損失等不明。但是，信長事後認為這是因為與一沒有帶妻子來安土一起生活才導致的，似乎信長言下之意，就是認為與一妻子不在，他不能好好打理家居，終於導致火警。
無論如何，這場小事件發生後，惹起了信長的關注，立即命令近臣調查其他直轄的弓兵、馬迥(近衛隊)是否也有這情況。結果發現合共有120人跟福田與一一樣，都是留妻子在老家，獨自搬到安土上班，即日語中所謂的「單身赴任」。
雖然不知道這120人佔了信長直轄軍團總數的多少，但可以肯定不是少數。得知事實的信長立即命令掌管美濃、尾張等地的長子信忠去燒燬這些人在老家的住宅，而且事前不讓他們取走家宅內的財物，以及燒燬後的木材，可以說是要他們老家、老本全部付之一炬。而且，信長又命信忠派人抓趕他們的妻子來安土，與丈夫團聚。另外，作為玩忽職守，無視信長命令的懲罰，信長命令這批家臣和妻子出力，為安土城下町南方建設道路，即是一種勞役性懲罰。
這個小故事除了看到信長「霸道總裁」的處事風格外，不少人都留意到家臣們沒有聽從信長的命令，陽奉陰違，顯示出即便是「霸王」信長要推行上述的「理論上的兵農分離」時，也遇到極大的阻礙和消極抵抗。曾有史家曾拿鄰國．武田勝賴在滅亡前因為強行移轉居城到新府城，引起早已對他失望的重臣們不滿，成為後來武田勝賴在織田大軍之前眾叛親離的遠因之一云云。
三、「福田事件」的另一個看法
表面上來看像是十分有理，但其實這裡有幾個的盲點，一直不為人所留意。
第一，包括福田與一在內的120人的身份是信長直轄軍團的成員，信長一旦有軍事行動，他們便要出動，可以說是隨傳隨到的第一批兵員。因此，他們能否在安土安定居住，隨時聽候信長差遣，對於信長而言是極為重要的事。以信長行軍疾馳的作風來說，手下直轄的軍團成員出現麻煩，不能發揮十足的表現的話，對信長來說是絕不能接受的。
因此，福田與一等120人沒有合乎信長期待，將妻子帶來是事實，但由於我們無法確認信長曾明確命令他們要帶妻子一同前來，因此不宜倒果為因地認為福田等人一定是陽奉陰違。反而，也很可能是信長受到福田與一的火警事件刺激，認為還是要妻子同居才行，於是才派人調查，掌握現實情況，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否則，信長不會是先認為與一沒有帶妻子(即信長是知道與一沒有帶妻子來)之後，才命人去調查其他弓眾和馬迥是不是都有這情況。
第二，從這個故事來看，信長要求的是直轄軍團的成員妻子來安土集居，這個措置在其他戰國大名家都有實行，不是信長的特別政策。那麼其他直轄軍團的成員以上級別的重臣又如何呢？在零碎的史料裡，我們雖然大致確認柴田勝家等一級重臣，以及負責幫助打理信長政務的家臣的確在安土城下設有宅第，但卻不能確認所有家臣都在安土城下設置居所。另外，我們也能從史料上發現後來加盟信長麾下的家臣，如荒木村重、九鬼嘉隆等人都似乎沒有將一家妻少安置在安土(當然，這也只是因為史料所限而導致不易判斷而已)。換言之，信長似乎沒有像後來的秀吉、家康一樣，強制家臣們的家眷都要集住在安土。
以此去重新分析福田與一等人的情況，我們可以認為他們基於信長的軍事需要，因而跟其他家臣不同，必須與妻子一起在安土城下居住。所以，我們仍然不宜以這次事件便推論出信長在推行「家臣集住城下町」的政策出現重大挫折，更不能說信長正在切斷家臣們與土地的關聯，實行兵農分離，因為這完全是兩碼子的事。
第三，雖然《信長公記》中沒有一一列出他們的名字，但從有舉出的名字來查看，這些屬於信長直轄軍團的成員出身也是各式各樣的。有些只有居所和極少的農地，有些則是有點領地的小領主，信長命信忠燒燬了他們老家的宅第，但並沒有沒收他們的領地。換句話說，信長只是要迫使他們按自己的意思行事，而沒有打算真的讓他們失去所有。在可以追查的資料裡，我們發現他們之中部分有點家底的人，到了信長死後，家底基本仍在，更加證明了信長沒有「抄家」。
第四，實行理論上的兵農分離的先決條件，是要有足夠的金錢來支付家臣的開支，以及能自由操縱、轉換家臣的領地。信長時代轉換重臣們領地的例子十分出名，如前田利家便是從尾張一步一步遷到能登國，一般相信他從前在荒子的故地已經收公了。但是，另一個實行理論上的兵農分離的先決條件是和平。江戶時代之所以可以推動階級分制，其中一個主因便是已經沒有戰爭，家臣和農民沒有身分流動的客觀條件。
然而，在信長時代，日本仍是戰國時代，信長在死前為止也在發動戰爭，家臣們不存在長住在安土的需要和必然性，按照上面信長對福田與一等直轄家臣的想法，重臣們的妻子不在轉戰各地前線的重臣的身邊，也同樣會出現作戰不力的可能，信長這樣做自然等於雙重標準，自打嘴巴了。當然，我們已經說了部分重臣在安土是有宅第的，因此他們的妻子是自願還是被強制留在安土，還是去了前線陪伴，有多少人是這樣那樣，暫時都仍然是未知之謎。
四、「福田事件」的真正意義
以上可見，天正六年正月的火警事件所展露的，不是「思想先進的」信長在推行「新政」時得不到支持，「改革」社會遭到手下直屬的家臣無情打臉。因為信長本來的政策和後來的措置其實顯示他本來就沒有這意思。當然，這裡不是要否定信長是一個沒有遠見之人，他也的確在提升重臣辦事效率，以及加強對他們的控制，重臣按信長旨意轉換領地便是一例。只是，說信長帶動並實行理論上的兵農分離，則稍為有點理想主義。
作為戰時的新政權，安定地統制家臣固然重要，但在加快統一，從速討滅敵人的大前提下，難免要給予重臣們較多的自由度和權限，以及榮典。同時，喜歡親赴前線的信長也要確保自己的軍力隨時到位，所以才會嚴辦了福田與一等人。正因為福田等直轄軍團於信長而言有著不同的重要性，我們不宜以此來類推到整個家臣團都有問題。更加不足以認為信長在推行新政策。
那麼，究竟天正六年正月的火警事件又有什麼意義呢？總的來說，事件的確暴露了信長「想當然」的問題，以及強烈地反映了信長雷厲風行的行事作風。一開始信長認為家臣應該會按他想法去行事，事後發現事與願違後，急急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強制上馬到位。
這個問題在他遇上家臣突然反叛時，也同樣暴露出來。松永久秀、荒木村重、明智光秀叛變時，信長都是不知所措，完全處於被動，然後才急急應對。最後，信長更因此而失去生命，葬身於本能寺的熊熊大火之中。正所謂「見微知著」，信長這種略嫌大意的行事方式，顯示出他作為管理者在管理下屬家臣時的不細心，成為了他的致命傷、催命符。
至於理論上的兵農分離後來又怎樣呢？眾所周知，豐臣秀吉統一天下後的確成功使全國諸侯都集住在京都、大坂內，而且帶同妻、子家眷一同入住，作為人質。諸侯們的不少重臣也同樣隨主君來到，這個做法到了江戶時代成為定制，諸侯們必須以江戶城下為主居，需要申請才能回到領地視察，他們的家臣也分為兩批，一批留在江戶，一批留在領地。另外，百姓的身份也在越來越明確。
不過，這不代表家臣們都一律變成俸給制，事實上很多江戶時代的藩仍然奉行給家臣土地作為俸給的制度，即「地方知行制」。下級家臣中也有不少仍然要閒時農耕來維持生計；農民百姓的武器控擁有權也沒有完全被剝奪。因此，江戶時代的兵農分離只能說是明確了「士」與「農」的身份階級，但完全切斷兩者的分別則只是理想主義而已，這方便留待日後另外再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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