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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6日 星期一

天皇的戰爭與櫻花—「國之華」的榮華與陰影




#此文摘錄、改編自明年新著《天皇與天皇制的世界》

的迷思

不知道讀者想到日本的花時,會先想到菊花還是櫻花呢?對於經常到日本賞櫻的讀者來說,後者斷然不會感到陌生,甚至有不少外國遊客以為櫻花是日本的國花



櫻花縱然是俘虜了不少日本國內外遊人的心,但事實上日本的法律並沒有明文規定國花,櫻花只能說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花種而已



相比櫻花,想必不少讀者會將菊花聯想到日本王室,因為天皇家族用的便是菊紋,這個紋章也用在日本國民的護照上,儼如日本人的標緻。不過上面已經說過,日本沒有法定國花,因此菊花只能說是象徵天皇的花紋,而在現行日本憲法上,天皇是日本與日本國民的象徵,然而,在憲法上標榜天皇與國政分家,因此,我們只能勉強地說,菊花在意識形態上算是「準國花」,但日後恐怕難以成為國花

靖國神社參道門上的菊紋




說到這裡,或許有讀者會問:二戰前的日本標榜天皇至尚的「皇國思想」,為什麼又沒有將菊花定為國花呢?其實道理很簡單,上面提到「菊紋」是天皇家的紋章(另外還有五七桐),在明治維新後,為了最大限度提升天皇的權威,為發動政變打倒幕府的新政府正名,於是明治政府開始嚴格管制菊紋的使用,一開始限制平民百姓,到後來連皇族、華族也受到限制。



在這情況下,菊紋成為了至高無上的、天皇才能使用的特別花紋,在「國家因為有天皇而存在」的意識形態下,自然不能將菊花定為國花。



說,由於菊紋是天皇家獨家的紋章,與國家層面是兩回事,在明治維新時期的官方活動為免犯忌,並不會太量張貼菊紋。順帶一提,當年新政府奪權後,派遣軍隊打倒東日本各地的舊幕府軍時,動用的御旗其實是「日月之御旗」,而不是「菊紋旗」,近年大熱的漫畫改編電影《浪客劍心》/《神劍闖江湖》第一部開首,便錯誤地將「御之錦旗」描繪成「菊紋」與「日月之錦旗」混為一談了。

日月之御錦旗


 總之,菊紋在日本政治與文化上具有特殊性質,直至軍國主義、皇國思想日漸遠去的現在,菊紋繼續保持著半帶曖昧的特別意義,而菊花則降格成為普通的花種,甚至在日本國民的心目中,菊花的地位已難與櫻花相比。



櫻花的暗黑史

雖然櫻花已經成為日本國民的「愛花」,但回望往昔,櫻花也曾經有過灰暗的過去。在明治維新後,先後打敗沙俄帝國和清帝國後,明治日本的愛國情緒到達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日本一躍成為亞洲第一帝國主義強國的同時,兩次歷史性勝利同時激化了日本擴張的決心。



正所謂「貪勝不知輸」,日本政府開始謀劃進一步奪取在中國的權益的同時,也強化對國民的愛國心教育,當中其中一個重要的「教材」便是櫻花。



在明治維新初期為止,日本人對櫻花的鍾愛歷史悠久,論近來說,江戶末期的大國學大師本居宣長至明治初年的文人詩人讚賞櫻花的文章多如星宿,明治天皇為了與外國政要拉近距離,開設模仿西歐國家宮廷宴遊會的「御觀花會」,便以櫻花為主題,即後來的「觀櫻會」

戰前昭和天皇與香淳皇后於新宿御苑賞櫻




另一方面,普及教育開始後所編寫的國民中小學國語課本裡也必然提到櫻花。不過,在日俄、日清戰爭前的教拜書裡,雖然都看到明顯地讚嘆櫻花的文章,但那時候對櫻花的描述只停留在櫻花是「名花」、「日本的花中之王」,但還沒有特別將櫻花的地位與國民的愛國教育連成一線。櫻花以外,梅花以及松在當時仍算是一樣能代表日本的名花名木。

著名的日本民謠:SAKURA SAKURA




但是,到了日俄、日清戰爭後,情況便明顯出現了重大改變,大量以櫻花為題的軍歌以及與靖國思想有關的文章在軍部主導下大量出現。原因無他,櫻花盛開後悲美地凋謝的特徵被政府利用為國民「忠君愛國」的理想形態。例如其中一首創作在明治晚期的陸軍軍歌《步兵的本領》中便有以下兩句:



「既生為大和男子,當化身為散兵戰中之花凋落」



這個「散兵戰中之花」的花」當然就是櫻花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1933年改版推行的《小學國語讀本》裡便加入了以下的著名句子:



「開花了,開花了,櫻花開花了⋯⋯前進吧,前進吧,兵隊前進吧」



櫻花盛開與軍隊前進(=發動戰爭)緊密結合在一起。這種利用櫻花結合國家軍事行動,以及象徵國民意識的「大和魂」教育和國家宣傳在1937年與中國等國正式開戰後越趨強烈,與「皇國精神」、「為君捨命」的軍隊思想一起成為了戰時日本人的精神支柱和唯一被認可的價值觀,甚至是協助日本在亞洲發動侵略戰爭的標籤,軍中、國內倡議在佔領地廣種櫻花,即「進軍之櫻」以作為「建設大東亞」的重要任務之一



愛思哀愁交纏的「國華」

隨著日本戰敗,戰時在日本各地大量栽種的「國之花」櫻花也在美軍空襲中大量被燒燬,敗戰後的櫻花也作為軍國主義的其中一個象徵,曾一度成為被忌避的花種,急求與軍國主義劃清界線的日本人也不在少數。



然而,自古以來對櫻花的鍾愛,以及維新以來耳濡目染的感覺對大部分日本人來說,仍然有著無可抗拒的魅力,就連佔領日本的美軍也無意將櫻花趕盡殺絕。自戰爭完全結束,日本國內在美軍主導下實行新憲法,宣布與軍國主義「分手」後,一時被壓抑的「櫻花愛」也陸續復甦



上世紀50-60年代以大阪、東京為首的重新種植櫻花運動開始在日本各地進行。配合64年舉辦東京奧運,日本政府更加積極推動栽種櫻花,著手重建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感,從意識上著手洗刷敗戰的污點與恥辱,同時也藉藉櫻花作為推廣日本旅遊的法寶。這些措施發展、維持到現在,既使日本借助櫻花,大力增強「軟實力」和文化輸出,與此同時,櫻花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重新回到頂點,甚至超越了戰前的情況,變得直接、純粹的「國之華」。然而,我們跟日本人又應如何面對歷史,克服這個過去,不至於讓它風化消忘呢?




2018年11月25日 星期日

佐竹三家的形成背景及其政治意義

文責:小編 陳家倫
表責:小編 陳家倫

佐竹嫡宗與佐竹三家關係圖



說起佐竹家,我們往往會想起佐竹義重,或是其兒子佐竹義宣。

佐竹氏當主 佐竹義宣


然而在佐竹家的發展史中,佐竹氏的支流也是占據很重要的地位並影響者佐竹氏的發展,當中可能對佐竹家比較熟悉的朋友,就會想到佐竹北家、東家及南家三個分家輔政宗家的政治架構。

然而為何會形成這樣的政治架構呢?尤其是自15世紀的室町時代以來,佐竹氏屢屢發生山入之亂或佐竹義賴(五郎)、佐竹實定(六郎)兄弟鬩牆的「五郎六郎之戰」乃至佐竹義篤時代的部垂(宇留野)義元之亂的一族內亂中,形成團結一束的佐竹三家齊心輔政太田城的佐竹嫡宗呢?

其實這個三家輔政的制度也並非一時一地,或是宗家的刻意安排而形成的庶家輔政,而是在長年發展下的政治現實,所孕育出的一種佐竹家為了適應戰國時代而生的政治結構。

因此本篇文章也將介紹佐竹三家以及他們的形成背景及政治意義。

形成背景:
飽經一族內亂的佐竹氏,由於自15世紀初開始,便不斷面臨分裂,因此在室町時代始終無法保持強勢,然而這樣的苦於一族內亂的情況,最終也在進入戰國時代後有了轉變。

延德2(1490),佐竹義治病歿,佐竹義舜隨即繼承佐竹嫡宗。

但是長期反抗佐竹氏的庶族山入氏卻趁虛而入攻陷太田城,然而在義舜得到鄰近的岩城氏的幫助下,最終在文龜三年(1503)擊潰山入氏,也開啟了一族從阻力化為助力的第一步。

然而就在14年後的永正十四年(1517),佐竹義舜病歿,義舜之子義篤年紀只有十一歲,不足以主政,由於擔憂自己的兒子年少無法視事,因此義舜乃在病死之前,託付自己的兩個弟弟佐竹義信(北家)、佐竹政義(東家)輔政幼侄,之後便撒手人寰。

而義信、政義兄弟也不負亡兄義舜之望,用心輔政於侄子佐竹義篤,最終佐竹義篤也長大成人,成為一位優秀的領主並將佐竹氏的發展帶到了另外一個境界。

然而這位優秀的佐竹義篤,卻彷彿走上父親義舜的老路一樣,在不滿而立之年便撒手人寰,留下14歲的兒子佐竹義昭。

與父親一樣,對於尚未成年的義昭,義篤亦對他治理領國感到不安,因此乃命自己的弟弟佐竹義鄰(或名佐竹義里)(南家)協同北家及東家輔政協助佐竹義昭。

換言之,佐竹北、東、南三家輔政宗家的機制,並非是佐竹氏當主的刻意操作,也不是一人之力所完成,而是在數個機緣之下,所做出的合理判斷所成形的一種政治機制。

政治意義:
然而既然佐竹三家輔政不是刻意為之而建立的制度,而是機遇使其出現,那是否代表這制度就毫無意義及功用呢?

這也不對。其實佐竹三家最大的功用,就是代替太田城的嫡宗進行這三項功能

1.  軍事上的指揮,成為特定戰線的前線指揮官
2.  成為嫡宗的「分身」進行外交交涉
3.  負責與國眾領主的對應,向嫡宗回報國眾領主及家臣們對佐竹家的「要求」

隨者佐竹氏在義篤時代以來的發展,佐竹氏的力量也日益上升,影響力也日益增加,在這樣的情況下,只單靠宗家將無法面面俱到的與各地的領主來往,或是指揮各地的戰線。

因而在這個時候,原本被授命輔政的三個庶家便以宗家的「分身」登場,不但在各個戰線指揮部隊成為一個方面軍的軍團長,也代表太田城的嫡宗與奧羽、關東諸領主,甚至是中央政權外交往來。

比如佐竹三家的「東家」便是佐竹家「西北地區」的陸奧依上保(今茨城縣大子町)及陸奧南鄉(今福島縣棚倉町)的指揮官,其以相當於今日茨城縣大子町及福島縣棚倉町,負責對陸奧的經略以及對白川等家的作戰。

而「北家」的佐竹義斯也曾經在永祿7(1564)佐竹義昭與上杉謙信聯手攻略北條方的小田氏的小田城後,委派佐竹義斯駐紮小田城,因此相信此舉動也有義昭打算讓一族的北家前往南常陸的小田坐鎮當地成為該地的指揮官。

曾代表佐竹家 駐屯小田領的佐竹北家當主 佐竹義斯
圖引自 遊戲 信長之野望 大志


而另一方面,佐竹三家也作為佐竹氏當主的分身,負責與依附佐竹氏的佐竹氏家臣及國眾領主來往,由於關東為武士發祥之地,因此包含佐竹氏所在的常陸在內,關東有許多家族歷史悠久甚至在家族地位上不輸給佐竹氏的領主。

這些領主由於家族擁有光榮的歷史,因此地位仍十分崇高,即使到了戰國時代,影響力可能不如以往,而歸附佐竹氏,但是在當時講究階級的武家社會,仍不能輕忽這些淵遠流長的武士家族。

由於這些領主的地位崇高,因此即使佐竹氏有自己的官僚系統,但是所啟用的奉行人往往家族地位不如這些領主,因此便難以與領主們來往,因而這時後便需要佐竹三家出馬,以佐竹氏庶族的身分,做為嫡宗的分身,與這些「高貴」的領主們來往,儘管三家雖為庶流,但仍不能抹滅他們是名門武家佐竹氏的一支,在地位上他們並不會輸給這些「高貴」的領主們,因此反而可以與這些領主們平起平坐,而進行往來。

也因為這個因素下,佐竹三家做為「分身」取代了奉行人,而負責與依附、從屬的領主們來往、或是將他們的「抱怨」及「要求」傳達給佐竹氏當主。

而這個「分身」的現象,也出現在與鄰近的大大名甚至天下人來往,比如南家的佐竹義鄰便有以佐竹嫡宗的「分身」身分負責與陸奧的另一名族白川氏(也是佐竹氏戰國前期的宿敵)外交往來。

北家的佐竹義斯也曾經在與下野的名族那須氏的外交往來中活躍。

東家更是在這之中發展最被委以重任及最飛躍的,到了佐竹義重的時代,東家的當主佐竹義久,不但負責陸奧南鄉的「西北戰線」的同時,也曾被負責與崛起的豐臣秀吉聯絡,也因為與豐臣政權聯絡,而在佐竹氏與豐臣氏友好及日後歸順豐臣氏保住佐竹領上貢獻心力,最終東義久也獲得豐臣秀吉的高評價,被提拔為兩屬於豐臣、佐竹氏的重臣,並成為豐臣氏常陸六萬石領地的代官,實力之雄厚,即使是佐竹義宣親弟的蘆名盛重(佐竹義廣,也是蘆名氏家督)也無法比擬。

佐竹東家的 佐竹義久(東義久) 也是兩屬於佐竹、豐臣兩家的實力派武士
圖引自 遊戲 信長之野望 大志



結語:

佐竹三家的「創出」雖非一時一地一人之作,更非特意為之的政治體制,但卻是在機運及政治、社會背景發展下,形成符合佐竹氏於戰國時代生存的一項足以代表佐竹氏戰國時代政治結構的一族輔政機制。

而到了江戶時代,儘管佐竹氏又另外提升一個庶族小場氏成為「西家」,因而形成「東、南、西、北」的佐竹四家。

但是由於已不再需要面對戰國時代的衝突與折衝,同時佐竹氏當主對於家臣及領主們的控制也加強,地位上也明顯與家臣之間出現區別,因此佐竹三家在戰國時代的三項政治意義也失去了舞台,而影響力不如戰國時代,成為單純的久保田藩當主佐竹氏之重要一族。

2018年11月23日 星期五

烈火如歌—解開明智玉悲劇之死的真相




1、坎坷不堪的人生—

今天來談一談一位烈婦之死。

細川忠興之妻,明智光秀之女-玉子,後世稱她為「細川玉子」或者「ガラシャ」(Gracia、伽羅奢,拉丁文之意為「恩寵」),死後法名「秀林院」。「玉子」是後世人對她的敬稱,因為「X子」是公卿貴族的婦女才用的,一般武家出身的女性不帶「子」。另外,同樣以當時的習慣來說,出嫁後的武家女性不從夫君的苗字,因此,現在常用的「細川ガラシャ」、「細川玉子」是以現代日本人「婦從夫姓」的意識來稱呼,如以當時的風俗來說,我們其實應該還是稱呼他為「明智玉」,或者「越中守(忠興)夫人明智氏」,又或者教名「ガラシャ」,或直接以她死後的法名「秀林院」來稱呼。



說到明智玉,我們立即會想到她是「逆賊」明智光秀之女,本能寺之變發生時,她身在丹後,夫君長岡(細川復姓是江戶時代時)忠興與其父藤孝為了強調與明智光秀沒有勾結,明智玉被送到丹後山區內幽禁,直至光秀敗死,秀吉以長岡父子的忠功,決定赦免明智玉的連坐之罪,才告化險為夷。


明智玉丈夫 細川(長岡)忠興 畫像

不久後,明智玉在大坂受洗,信奉基督教,教名「ガラシャ」,但平靜的生活還是在本能寺之變的18年後被打破。慶長五年(1600)六月,德川家康以豐臣政權代理人的名義出征不願服從自己的上杉景勝,忠興也隨軍出征。但到了七月中,大坂城下突然出現一陣騷動,以豐臣政權名義的軍隊包圍了長岡(細川)宅邸,不久後拒絕當人質的明智玉便與宅邸一起葬身在火海之中,結束了悲劇的一生。



有關以上的情節,相信大家不論在大河劇還是相關歷史主題遊戲裡都有看到,可說是十分熟悉。問題是:這裡其實有幾個不可思議的問題,一直沒有很多史家關注,而這些問題又是左右我們對明智玉之死的理解,值得大家一起來思考。



2、令出於何手?—

首先,是關於包圍長岡邸宅的軍隊是何方神聖?熟知關原之戰的讀者都肯定聽過,要抓明智玉當人質的,就是策動「反家康戰線」的石田三成。因此嚴格來說,迫死明智玉的兇手就是三成,只是計劃失敗,人質抓不了,還迫使她以自殺抵抗,可謂弄巧成拙。


石田三成 畫像




不過,這個傳統說法是不太正確的。當時(7月中)的三成仍然因為前一年的七將襲擊事件,被迫在居城佐和山城裡閉門思過,換句話說,三成當時並不在大坂,所以說三成指示軍隊包圍長岡邸宅是不太正確的。



當然,有讀者會認為三成仍然可以在佐和山城內暗地裡「指點江山」,向大坂的同黨發命令。但是,這既是無法認證的陰謀論,即使不能完全排除這個可能,但更重要的是,為什麼我們會想定一定是三成做總指揮,儼如他的同黨—毛利輝元、小西行長、豐臣三奉行等人沒有三成指令,便不會行動和思考似的。



事實上從史料上可以看到,三成正式宣布復出前,也就是明智玉葬身火海的時候,毛利輝元與三奉行之間已經蠢蠢欲動,自行執行打倒家康的計劃。換言之,當時權限、動機上都有可能在大坂城下調動軍隊的,只有留守在那裡的三奉行—增田長盛、前田玄以和長束正家。



至於三成在後世人眼中,成為了這事件的主謀人的原因,就是因為自江戶時代開始,將關原之戰定性為「三成之亂」,加上現代的遊戲、戲劇為了方便觀眾、玩家理解,於是也順水推舟,將問題簡化。



3、何以成為刀俎上肉?—

第二,也是本文認為最為關鍵的問題,即為什麼要選擇長岡邸宅作為首個目標?其實這裡還牽涉到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反家康陣營」在當時真的有廣徵人質,尤其是家康陣營(豐臣東軍)的大名家眷為人質嗎?



我們先談前者的問題。七月十二日當日,三奉行派來軍隊包圍長岡邸宅,有關這件事的過程,史家早已在江戶時代細川藩的史料裡,找到了當年侍候明智玉的侍女阿霜的供詞,去理解當年事件的來龍去脈。簡單來說,阿霜回憶錄的內容早已反映在大河劇之中。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問題呢?我們找出相關的內容來談談。



首先,雖然說是阿霜親身的回憶錄,但其實她書寫這個回憶錄的時候,已經是明智玉死去四十年後,即正保五年(1648)的事。而且,阿霜之所以會想到要寫回憶錄,也是應藩主細川光尚(明智玉的孫兒)之命,所以,這是屬於上交官方的資料。阿霜書寫這回憶錄時的年紀已不可考,但相信也已到老年,難以確定記憶會否有誤。而且,四十年之間,關原之戰已經塵埃落定,早已蓋棺論斷,因此這四十年內的各種言論或左右、影響到「局中人」阿霜的理解,這也是不難想像的情況。以上這個推斷在回憶錄的一開始便已知端倪。



文初,阿霜是這樣說起的「石田治部亂起之年的七月十二日…」,我們上節已經談到了,包圍長岡邸宅時,石田三成還是沒有正式在明面上活動的,阿霜在回憶錄一開始便斷定是「石田治部亂起」,顯然是她在獲救後了解了「情況」後才這樣理解。這個看似無關痛癢的寫法足以讓治史者小心利用這份貴重的史料。



無論如何,兵圍長岡邸宅之事是千真萬確的,也有其他史料作證,我們無需懷疑,但是為什麼偏偏找的第一個目標是長岡家,而不是後世人常聽到的,跟三成等人更多矛盾的加藤清正、黑田長政和福島正則呢?



有朋友看到這裡,想必便會想到了黑田如水和長政的妻子都在當時成功逃回九州的故事,另外還有加藤清正的妻眷。但是即使如此,還是沒法解釋為什麼長岡家會成為第一個目標,因為按黑田家的記載,黑田父子的妻眷便是得知長岡家被圍才決定逃亡的。



有關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從一開始三奉行的目標就只有長岡家。這個推測在事後五日,即七月十七日三奉行寫信給別所吉治的書信中明確提到:



「越中守(忠興)毫無忠節之功,但卻得到內府(家康)的幫助,奪取了太閤大人賜與福原長堯的領地;今次內府出兵討伐毫無過錯的景勝卿,越中守亦為其出力,舉家相助,我等實在無言以對」



另外還有三成於七月底寫給真田昌幸的書信中也提到了有關長岡忠興的問題:



「在太閤逝世後,越中守為首的數人糾結成黨,乃擾亂天下之始作俑者也,逐調兵急襲丹後,奪其居城,再包圍其父幽齋之城,不下數日,將可陷之」



以上的兩條史料都反映了三奉行與三成對忠興有著特別的意念,從這樣看來,七月十二日包圍長岡邸宅並非隨機選之,長岡家根本就是他們一早定好的對象。究其原因,除了三奉行跟石田三成提到忠興在秀吉死後,急速靠近家康以獲取利益,擾亂秩序外,更重要的是忠興靠向家康本身的意志殊大。



眾所周知,秀吉死後,還有前田利家在,家康還沒有辦法立即奪權,而忠興剛好與前田家、豐臣家有姻親關係,忠興與阿玉的長子.忠隆之妻是前田利家之女,而前田利家的另一個女兒麻阿又是秀吉的妻子之一,換言之,長岡、前田、豐臣三家有著這個子女關係,對於豐臣政權來說,忠興也算是半個「自己人」,對於前田家來說更是姻親。

前田利家畫像



當利家與家康鬧翻時,忠興站在前田家一方,與德川家康協商,希望和平解決兩家之爭,結果前田與德川和解後不久,利家病死,其子前田利長與忠興雙雙以涉嫌對家康不軌,一前一後地交出人質送到江戶城,以證自身清白。結果上就是完美地倒向了家康陣營,而且在之前七將襲擊三成事件中,忠興又是其中一個活躍分子。

前田利長 畫像



這些種種行動都顯示了忠興已經轉向,而站在豐臣方的角度而言,都是背叛、出賣的表現。因此,上述的三奉行與三成對忠興的批難,與及兵圍長岡家的事件是完全吻合,前後一致的行動。換句話說,自從三奉行與三成決定起事扳倒家康,就計劃好要拿「關鍵人物」忠興的一家作為頭炮,也就是說,兵圍長岡家是完全的針對行動,與其他一起隨征的豐臣東軍無關。這個想法從下面的阿霜回憶錄的相關內容裡也得到了旁證:



「當對方(=奉行)向我家要求人質時,(家老)小笠原昌齋與石見守跟夫人說,他們打算跟對方說:『我家現在並無相應的人員可作人質,忠隆卿、興秋卿都已經去了東國了,忠利卿則在江戶為人質,所以現在我們這裡已經沒有人可以作為人質了。如果怎樣都要我家交出人質,那請讓我們通知幽齋公,讓他趕來當人質好了,但需要點時間』」


細川忠利 畫像


因此,我們才會找不到三奉行分兵去其他東軍將領的邸宅抓人的史料,也看不到像長岡家那樣的抵抗。



不知道讀者有沒有發現,上面的內容裡有一個奇怪的部分?那就是當時奉行一開始要求長岡家交出人質,但並沒有指名要明智玉,而長岡家當初也想到要交出人質的話,忠興的兒子們,甚至是老父幽齋才是人選,斷斷不是明智玉本人。後來,奉行方發現男人質沒有希望,才想到了要求阿玉來充當人質。因此,奉行方一開始很可能是想抓走忠興的兒子們,阿玉只是無奈下的副選,最終奉行們要求長岡家交出阿玉不果,長岡家的留守家老與阿玉決定堅守邸宅,最後再以死相抗。



在當時為數不多的史料,又或者好像阿霜這樣的當事人的回憶錄裡,都只是共通地記載了長岡邸宅被圍之事,我們常聽到的其他豐臣東軍的家眷,則毫無史料可查。以上的內容都合理地反映了奉行是衝著長岡家而來的,而長岡家的家老跟阿玉都明白這點,所以才決定寧死不從,在邸宅內玉石俱焚。所以,我們可以推斷,其他東軍將領中除了成功趁機出逃的加藤、黑田兩家的妻眷外,均沒有出現任何險情或反抗,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消極面對,束手就擒,而是因為他們從一開始便不是奉行派兵針對的目標(後述)



那麼,長岡家宅與明智玉雙雙殞命後,石田三成等人又是怎樣反應的呢?八月五日,三成寫信給盟友真田家時便提到了阿玉之死:



「我方派員要求越中守之妻當人質時,留守長岡邸宅的長岡家臣誤以為我方要求她自殺領罪,於是下令全家上下自行了斷,又放火燒燬了他們的邸宅,最終越中守之妻也因此喪命了」



從三成的書信中可以看到,他承認了要抓阿玉為人質,但雙方溝通出錯下,釀成了慘劇。不論是三成狡辯,還是真的出現誤會,阿玉堅拒為人質而死的結果是千真萬確的。只是,綜觀目前留下的三成書信,還有家康陣營的書信,都沒有提及奉行與三成有計劃地抓捕人質的內容,而上面八月五日的書信裡,三成刻意向盟友解釋阿玉之死,而不提其他家的情況,更加能讓我們再次確信大河劇裡常常提到的西軍徵集東軍人質,最終不小心地迫死了明智玉之說,是有誤解之嫌。



4、子虛烏有的恐怖

上面我們提到了長岡邸宅的悲劇從結果上而言,既是偶然,也是必然的結果。三奉行與三成都視忠興為叛徒,希望抓捕忠興的家屬來「撥亂反正」,向各家展示依附專橫的家康的下場。



筆者於上面多次提到,奉行兵圍長岡家是針對性的行動,與他家無關,但最終直至現代,我們都以為那是一次大範圍的抓捕人質行動的「冰山一角」。然而,我們其實忘記了一個很基本的事實——那時候各大名的家屬本來都是豐臣政權的人質。



自秀吉平定天下,相繼建設大坂城、伏見城和京都聚樂第後,便要求各家大名不論親疏,一律將妻、子送到京坂的各家邸宅,名為團聚,實為人質。豐臣三奉行向天下人發布的《內府(家康)違規諸條》裡的其中一條便寫明:



「肆意地要求諸大名將妻子送到江戶」



扣押人質是豐臣政權的專利,家康無權要求這樣做,這也是奉行指責家康專橫的罪名之一。反過來理解的話,這罪名正正意味著當時的諸侯家眷本身就是人質,理應在京坂生活。



既然如此,事發時家康東去,毛利輝元未到,三奉行才是真正手握行政權,又何需多此一舉地再徵集人質呢?當時諸侯們的家眷大多在大坂,只要派員把守離開大坂的各通道便可,諸侯們的家眷早已成為了刀俎上的魚肉,又何必勞師動眾,無謂地引起恐慌?



但是,如果按前節的推論,三奉行的目標只是長岡家一家而已的話,那上述問題便完全毫無矛盾地得以解決。三奉行沒有到處抓人質,因為他們根本不用抓捕,隨家康出征會津的諸侯早已不在,各家的「人質」留在大坂是秀吉生前的嚴令,無人能夠反抗。這同時也解釋了為什麼黑田與加藤兩家的妻眷能輕易地逃走(註:事實上黑田家重臣施計巧妙地救出如水、長政妻眷之說只見於《黑田家譜》和江戶時代晚期的藩史書籍)



因此三成跟三奉行在多封書信中屢次提到「各諸侯家眷妻子俱在大坂,莫要憂慮」,所指的不是他們抓走了諸侯的家眷到「大坂城」內,而是想說「家眷們本身(按太閤秀吉命令)一直身在大坂,籌碼穩妥安全地握在手中,莫憂」。然而,不少史家將這裡的「大坂」理解為「大坂城」,完全就是先入為主地認定曾經發生了「抓捕人質事件」下,自行想像的演繹、補充而已。



至於為什麼「抓捕人質事件」會成為我們現在想定的「真實」,一方面是史家考證上沒有細心留意,另一方面,黑田、加藤兩家的家眷出逃情節繪聲繪影,結合江戶時代成書各種關原軍記小說,都足以讓不少人想像到當時的確發生了「抓捕人質事件」,即便是細川藩的藩史在參考了阿霜的回憶錄後,也按著的確發生了「抓捕人質事件」為前提去理解,然後悼念、歌頌他們那位英勇守家的烈婦—明智玉。



結、悲劇的落幕—

總結上面的考證,我們推論出慶長五年七月中發生的長岡邸宅被圍事件的真相,以及所謂的「抓捕人質事件」很可能只是以訛傳訛的傳說,蓋過了那次行動的真正目的,也誤導了後來的人對於關原之戰為止的事態發展過程的真實情況。



無論如何,明智玉的確了家族,為了夫君、兒子的名譽,直到最後。一部分的基督教關係史書稱,明智玉寧死不降是因為夫君忠興在出征前下令留守的家人、家臣一旦有事便全員自殺,為家守節。我們始終無法證實忠興有曾下過這種難以想像的命令,而在阿霜回憶錄中更是隻字未見,這顯然只是道聽途說之言,過度渲染了細川忠興的性情,以及對明智玉的愛念。



據說明智玉死前,寫下了以下一首辭世詩:



ちりぬとき 時知りてこそ 世の中の 花も花なれ 人も人なれ

(當知消散時,塵世中的花當如花一般凋謝,人亦當如人一般殞命)



死後,夫君忠興以佛教方式紀念妻,不以教名稱之,而是授予明智玉法名「秀林院」。數百年後的明治維新之時,基督教重臨日本,對於這名高風亮節的節烈之婦加以表揚和渲染,慢慢形成了現在人想像中的那位活在悲劇,死於壯烈的武家女性—細川ガラシャ


明智玉 細川忠興 相關介紹影片

原來關原4 最被人遺忘的夫妻 細川忠興與玉子的關原之戰中文字幕版本

2018年11月20日 星期二

名族大內氏最後的逆襲-大內輝弘(1520~1569)與大內輝弘之亂-

文責:小編 陳家倫
相責:小編3森長定


高嶺城(山口館)本城,也是大內輝弘之亂的激戰地


大內輝弘,初名隆弘,高弘之子,西國名族大內氏最後的當主。
父親高弘一代因對嫡宗謀反而流亡豐後為大友氏所收留,成為其食客,因而輝弘青年時代的事蹟皆不明。


大內氏家紋 大内花菱


天文二十年(1551)夏,大內氏爆發大寧寺之變,當主大內義隆為重臣陶隆房(晴賢)等所弒,因而引發豐後的大友義鎮(宗麟)介入大內氏家政,在弒主的陶晴賢承認下將弟弟大友晴英送入大內氏成為大內氏新當主大內義長。

然而陶晴賢在天文二十四年(1555)為安藝國領主毛利元就所敗,大內氏元氣大傷,毛利元就趁勝追擊蠶食大內氏領地,而大友義鎮亦為此開始蠶食大內氏在北九州的領地,最終為了大內氏的遺領,大友、毛利西國兩大強權爆發多年的豐藝戰爭,並多次於門司乃至北九州豐前、筑前等國爆發戰鬥。

永祿十二年(1569),毛利元就率子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等主力出征九州,僅留少數兵馬留守領國,而毛利軍的目的是支援筑前反大友之立花山城主立花鑑載等筑前領主,並與大友軍爆發多多良濱之戰。

為打破僵持的戰局,大友義鎮重臣吉岡長增乃獻策與主,以大內輝弘為帥,並以復興大內氏為旗號,領軍渡海強襲周防山口館。


借兵助大內輝弘復興大內家的大友義鎮(宗麟)


為此大友軍命水軍眾若林鎮興等率水軍協助大內輝弘渡海,若林鎮興不負主君大友氏之望擊潰毛利水軍,將大內輝弘送入大內氏的舊領,中國地區的周防國。

登陸周防國的大內輝弘隨即呼籲大內氏遺臣響應復興大內氏的旗號,並獲得許多周防國領主的支持,而一路挺進直逼高嶺城(山口館)


大內輝弘進攻的 高嶺城 今日入口 山口大神宮


然而身處北九州筑前的毛利元就聽聞大內輝弘進攻周防的消息後,果斷決定撤退,因而草草結束在北九州的戰事而退回中國地區,並回師周防討伐大內輝弘。


得知大內輝弘偷襲後方而立刻回師的毛利元就


在毛利軍主力的追擊下,大內輝弘乃放棄進攻高嶺城,然而大友水軍亦早已撤離,在沒水軍支援下,也難以從海岸線逃出,最終大內輝弘死於毛利軍追擊之下。

名族大內氏最後的反攻也在大內輝弘的戰死下畫下句點。

另在這次被稱為大內輝弘之亂的大內氏復興的戰爭中,留守領國的山口奉行市川經好之妻市川局據傳巾幗不讓鬚眉,代替隨毛利軍主力而於九州前線征戰的丈夫市川經好,在面對大內輝弘大軍逼近,高嶺城守軍不足時,親自披甲作戰,並在其率領下擊潰大內輝弘的進攻而等到毛利軍主力的回防,並因此為毛利輝元寫下感謝狀稱讚市川局之功績。

2018年11月17日 星期六

[業配文] 天皇與天皇制的世界 —— 一部面向日本史上最大難題的作品





「什麼是天皇?」

「為什麼天皇沒有權力,卻還能存在到今時今日?」

筆者能斷言,以上的兩大問題肯定是目前從日本人到日本國外的外國人——包括我們華人在內——對日本天皇的最大、最常見疑問。

說實話,也很可能讓不少讀者感到驚訝的是,這個問題對於日本當地的史學界而言,同樣也是難以輕易解答的。而且,日本史學界開始著手去面對這個問題,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事。二戰以前的日本社會在「皇國史觀」以及嚴格的政治審查下,對於皇室、天皇的歷史考究大多避言不諱,以免招來麻煩。

即使到了戰後,「皇國史觀」與相關的言論、學術管制獲得解封,但隨之而來的馬列思想再一次左右了當時學界的思潮。在那時代裡,打倒封建帝制,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建立共和成為大熱的思想之一,學術上對於研究天皇與天皇制的本質總是興趣缺缺,主要的要點還是在革命思想下,論斷天皇制國家反動的「罪」。

因此,在戰後的5060年代初,「天皇是什麼」這個基本問題仍然沒有獲得很大的關心,一直到了冷戰開打,「必來的革命」沒有到來後,馬列思想的唯物史觀開始退卻,但取而代之的,則是社會、經濟方面的歷史研究,而在日本歷史上長時間處於國家發展主軸以外的天皇與公卿貴族自然也繼續不被重視。

那麼,天皇跟天皇的歷史,還有圍繞著這個問題的研究,是什麼時候才在學界真正得到重視呢?其實,一直要到四十年前左右,即1970年代的時候,由於考古挖掘相繼獲得突破和新發現,實證主義的文獻史學對天皇史,以及天皇的制度才開始好轉,但真正獲得廣泛重視的,還是要等到1989年,一生毀譽參半的昭和天皇病逝前後,日本民眾對天皇存續以及其制度突然感到好奇,使得一直輕視天皇研究的學界手足無措。於是,一直處於低調的天皇相關研究終於在90年代迎來一次重大的轉機。

相對於上述日本本土的情況,我們華人對他們最大的歷史話題的興趣程度又怎麼樣呢?以筆者的經驗的來說,自己進入日本史研究的領域前,便已經聽到過不少前輩、愛史之人對於本文最初的問題抱頭苦思,其程度可以說比日本國民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要思考「為什麼天皇能夠存在至今」,我們要做的,不能只從政治史的角度去剖析這個問題,或者只以我們現時對所謂的「權力」多少、高低、強弱的理解去量度天皇在日本歷史文化裡的意義和作用。

以筆者的經驗來說,華人探求、思考天皇能夠存續至今的原因,總是難免拿著中國歷史的權力觀與帝王觀去比較。但我們首先要問的是:「什麼是王權」,「怎樣去衡量王權」?我們受到現代影視作品和僵化的歷史教育、民族主義觀念(對!而不是傳統經典)耳濡目染下製造出來的「中華帝國史觀」影響,在我們的意識形態裡,「皇帝=獨裁=至高無上=唯我獨尊」的存在,也因此以這標準去衡量中國每朝每代帝皇的能力,然後加上了「德治」「能力主義」思想去含糊問題,說到底還是認為、期許帝皇既能撐天不倒,大權獨攬、萬機獨斷,同時又會心懷家國,愛民若子,禮賢下士。我們不知不覺間將「王權是什麼」跟「理想的帝皇像」混為一談,然後以這個狀態為標準,去衡量其他國家、文明的帝王。

然而,這種概念硬套的做法表面上很方便,但事實上卻正正妨礙我們放下成見,以平靜的心態去理解其他型態的「王權」,分析其他「王權」的特質。日本的「王權論」仍然存在很多的問題,如上面提到,日本學界擺脫歷史包袱、思想枷鎖,平心而論斷天皇的歷史並不算長,但學界一致認同,要進一步分析、理解「天皇是什麼」、「天皇的王權」是什麼,必須從文化、社會、神話、藝術、思想、民俗以及制度等各方面和多角度去剖析,才能有更好的理解。

不過筆者認為,作為日本的重要鄰居,千百年來的文化交流同志,要與日本人一起以這種另類方式、思維去思考日本天皇前,讓華人讀者多接觸到「不同的天皇面貌」,以及理解不同層面、分野裡的天皇才行。

因此,筆者正在撰寫的《天皇與天皇制的世界》,不是以「天皇史」的方式讓讀者再次乏味無趣地看天皇的斷代史、家族史,而是導入不同的角度,由淺入深、由基本到深邃的程度,多方「解讀」天皇、他們創造的和創造他們的世界。由華人耳熟能詳的「徐福傳說」、到「萬世一系」的幻想,由各代權臣與天皇的關係,到天皇的信仰與生活,又從天皇的一生,再到天皇的形象等各式各樣的切入點,用最簡單的筆觸去讓大家一起走進「天皇的世界」「天皇的空間」裡。

這個對兩岸四地華人,以至東亞,甚至大海的彼岸都產生重要影響力的國家為什麼對「天皇」這東西如此難捨難離,堅守不放呢?如果大家也有這個疑問的話,歡迎一起加入我們的「天皇世界的思辨之行」。


2018年11月14日 星期三

九度山的苦悶生活—真田昌幸、信繁父子的憂鬱



1、炙手可熱的「流放之地」—

我們已經在這兩個月裡談到了很多活躍於關原之戰的武將大名,對於想進一步了解這大戰的來龍去脈,以及周邊事情的讀者朋友而言,會有一定的幫助。目前為止,我們談到的豐臣西軍陣營的人當中,還有不少值得一談的,其中一個就是今次本文的主角—真田昌幸和真田信繁 (有關關原之戰的本戰和支戰的詳細情況,敬請密切留意明年底出版的《敗者的戰國史—豐臣西軍與關原之戰》)



我們已經在過往兩三次談到了真田昌幸真田信繁,還有加入豐臣東軍的真田信幸(信之)的事跡,如「犬伏之別」傳說,以及真田信幸在戰後支援父、弟的艱辛。這次我們來換個角度,談談真田昌幸和真田信繁父子在關原之戰兵敗後,被放逐到紀伊九度山上的情況。(筆者註:真田信幸在戰後一度改名「信之」,但不久後又改回「信幸」,因此,暫時改名「信之」並非如一般所言,怕忌犯家康而改名,但反覆改名的原因到目前為止仍是未解之謎。)




以「軍師」形象被江戶真田藩描繪的真田昌幸
相信不少日本戰國迷,尤其是「真田粉」到日本旅遊時,都會找機會到和歌山縣的九度山町一遊,那裡的真田庵便是當時真田昌幸與真田信繁在流放時的住處,現時已成為了該縣新興的重點旅遊熱點。受到上年的大河劇《真田丸》中飾演真田昌幸的名演員草刈繼雄的影響,九度山町更是炙手可熱,不少外國遊客也慕名前來。

九度山真田庵




2、流放九度山—

話說回來,在慶長五年(1600)的關原之戰爆發前,真田昌幸在信濃上田城圍城自守,抵抗從宇都宮前來,由德川秀忠率領的德川軍與信州的東軍領主聯軍,最終迫使秀忠棄攻西上,從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豐臣東軍的兵力集結,從理論上為豐臣西軍贏來了一定優勢。



然而,九月十五日的關原之戰奇蹟地在一日內塵埃落定後,真田昌幸得知大勢已去,於是早早表態投降,結束了軍事抗爭。事後,德川家康決定放逐真田昌幸和真田信繁到高野山,作為兩人投效西軍的懲罰。一些說法指,家康決定罪赦一等,放過真田昌幸父子,是因為昌幸長子真田信幸通過岳父兼家康的重臣.本多忠勝居中求情所致。但事實上並非盡是如此,除了早早被認定為「甲級戰犯」,戰後被處死的石田三成、安國寺惠瓊和小西行長,以及在戰事中戰死的大谷吉繼外,生還的「乙級戰犯」們大多在幾經波折下獲得續命,不是被流放,就是被減封。換言之,德川家康處置西軍大名時,從一開始便不是以死罪為前提,加以肅清。



以這個標準來看,真田昌幸與信繁被流放到高野山也是在預定的處罰範疇之中,不完全見得是信幸、忠勝求情之故。無論如何,昌幸開城投降後,便與信繁在同年十二月中離開上田,前往高野山。



高野山自弘法大師空海開山以後,一直都是真言宗的最大聖地,深得眾多武將歸依,他們甚至親自登山祈願,立牌祭祀先祖。同時在政治上來說,高野山也是一個與俗世切斷關係的場所。真田昌幸父子被放逐的五年前,即文祿四年(1595),太閤豐臣秀吉突然指控關白豐臣秀次圖謀不軌,將秀次逐至高野山反思罪責。不過,秀次到達高野山後不久,突然自行了斷。不論秀次突然自裁的原因為何,一度被放逐到高野山的武將,大多難以離開。換言之,德川家康放逐真田父子到高野山,某程度上是等於要他們在高野山上一輩子「反省罪過」,然後終老。

同樣被勒令登上高野山的豐臣秀次




這裡值得留意的是,從目前的資料來看,家康當初雖然著令兩父子到高野山,但事實上沒有非常明確的指示,昌幸和信繁從上田城出發的時候,德川家康沒有派人沿途進行嚴密監視,也沒有阻止攜眷帶僕同行,。只是,昌幸的正室,即信幸、信繁生母山之手殿沒有跟隨,而是留在長子信幸的身邊;昌幸的其他妻室,以及信繁的正室大谷氏(大谷吉繼之女)等幾名妻室,還有信繁的三名女兒也一同前往。出行前,信幸則指令約十六名的與昌幸、信繁有關係的家臣陪同父、弟一起前往,作為照應(傳說有家臣因為沒有被叫上,悲憤自盡)



這些家臣既然不是一同被流放,他們的生活、行動也相對自由,當中也有人奔走在兩地之間,為昌幸、信繁與信幸互帶消息。因此,真田父子被流放是事實,但除了不能回國、離開外,基本上在流放地的生活相對自由,也不用跟德川家報告。



不過,由於這兩個被流放的「乙級戰犯」帶著妻女一同前來,歷來禁止女性上山的高野山自然不能容納他們,於是真田父子便在蓮華定院的幫助下,轉到高野山旁的九度山上生活,以那裡作為流放之地,昌幸與信繁,以及隨行的家臣在山上各自設置屋邸,與自己的家人生活。在那裡,真田信繁與一同前來的妻室生兒育女,一共生下五名子女,驟眼看來,名義上是流放,但事實上既沒有像中國古代那樣被虐待、欺壓,也沒有當苦役,就是老實地待在九度山生活。

《真田丸》中,九度山上生活的真田昌幸(草刈正雄.飾)




3、放逐下的真實生活—

這樣相對自由的流放生活裡,對於曾經在東國捲起千層浪的「梟雄」真田昌幸來說,當然不會就此打算在九度山等死終老。在到達九度山後,昌幸一開始對於自己的前途還是十分樂觀的。他多次跟家臣提到預想自己很快便會獲得德川家康的赦免。



換言之,那時候的昌幸並不認為自己在上田城堅持對戰德川秀忠的行為是彌天大罪,加上前面已提到自己長子信幸既是關原之戰的功臣之一,也是家康重臣本多忠勝的女婿,而信幸在父、弟前往紀伊時,已經著手聯絡同樣是家康左右手的本多正信和井伊直政,希望盡快爭取家康赦免父、弟。這個消息也通過了家臣傳到昌幸和信繁的耳中,所以昌幸當時也是因為得知這些,才會認為自己不會終老於九度山。



或許是這個原因,在九度山的生活使費上,昌幸與信繁也沒有進行任何的節制,在九度山附近打獵、開連歌會,帶著十多名的家臣與僕人一起生活之餘,也一直保持著與信州上田的家臣團、家人的聯絡。



然而,既然被流放,便沒有領地收入,也沒有跡象顯示昌幸、信繁等人在那裡自食其力,養活自己,反而是頻繁地向上田的子女、家臣索要「合力金」(生活援助費)。另外還接受了當時剛轉封到和歌山的淺野幸長送出的義援金,約五十石。即便如此,帶著數十人一起生活下,生活越發拮据是十分正常的,在「合力金」沒法及時送上時,昌幸等人向附近的寺院借錢度日也是鐵一般的事實,在昌幸病死為止,多次以借錢如山,急向故里的家人訴請救濟的書信。

一直心繫父、弟的信幸也在盡力提供可能的援助,但當時的真田領也是戰後餘生,百廢待興,真田家能給予的支援有限,而且都是信幸節約之下,從自己的私領裡捻出的血汗錢;而昌幸之妻山之手殿、信幸之妻本多氏(本多忠勝之女)以及家臣們等也曾略盡心意,不定期地送錢給昌幸與信繁,讓他們渡過難關。

為父、弟奔走的真田信幸




可是,似乎昌幸與信繁他們的生活仍然十分拮据,甚至有史家認為他們到了流放地後一直沒有加以控制開支,支出依然不菲,在有紀錄的資料上,每次大約只少需要金十餘兩左右,最多時合共借來了上百兩的金子,另外再加上淺野家的義援金,可以想像當時昌幸等人過的,絕非是一介被流放之人的潦倒生活,可以說抵得上正常退休的大名。為什麼需要這麼多的使費呢?簡單來說,這些錢的不少部分用在交際應酬,與友好的武士、寺院互送禮物上。

在那時代的社會,不管是戰時還是太平時候,武士之間的送禮、交流是另一個生活主題,也是在政治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昌幸堅持這種生活方式,或多或少反映到他當時並不認為自己會長期留在九度山,自然也不會真的像流放犯一樣,斷絕一切交際。而且,站在昌幸的角度而言,也不能只一味等待信幸努力,自己也要繼續通過人際關係,爭取家康的赦免,以及與外界保持聯繫。



無論如何,要解求當時兩地真田家的財政危機,當下只有兩個方法—一是昌幸跟信繁獲得赦免,離開九度山,二是兩人或者其中一方死去,減輕開支負擔。從明面上說,前者當然是最為皆大歡喜的結局,可是我們都知道現實卻是朝後者的方向發展。



4、等不到的赦免—

上面我們提到信幸在父、弟被流放後便開始,一直到慶長八年(1603)為止積極地向家康尋求赦免。原本就連本多正信也曾一度對此抱樂觀的態度,但是結果是「只聞樓梯響」。在慶長七年(1602)左右,信幸從本多正信那裡開始預知到家康無意赦免父、弟,甚至聽到正信說,昌幸已成為了家康不想聽到的名字。換言之,昌幸與信繁的赦免已經難以成事,所以擺在真田信幸面前的就只有繼續勉強支撐著父、弟,直到慶長十六年(1611)六月初,昌幸病死為止。



這裡我們不禁會問:為什麼家康不願意放過昌幸與信繁呢?一些傳說和小說指這是因為家康害怕昌幸的才幹和梟雄性格,赦免他如同放虎歸山,恐怕放他下山後,會成為豐臣家的強大戰力,於是決定堅持讓昌幸老死在九度山。不過,這說法也不過是附會之說,從昌幸一直期待著家康的赦免,看不出他對家康的恨意,或致志效忠豐臣家的意志有多大。

在九度山上迎來人生低谷與再起的真田信繁


即使說是家康單方面猜忌昌幸的真心,但以當時的情況,以至第二次上田城之戰的過程來說,秀忠沒有及時攻下上田城的原因,是因為秀忠得知關原之戰即將開打,必須立即趕上,於是才放棄攻打上田城,而非後來小說所說的,被真田昌幸百般愚弄下大敗而回。



因此,我們可以說上田城之戰的失利對於德川家康而言,不足以讓家康認定昌幸是心腹大患。不過,上田城之戰使秀忠最終無法趕上關原之戰,卻是事實,也是讓德川家康無法在關原之戰裡掌握東軍主導權的原因之一,也是後來家康要給予黑田長政、福島正則等人發言權的遠因。換句話說,昌幸在上田城的行動在結果上對德川家的霸業造成政治上的損失。另外一個真田昌幸無法獲得赦免,或者說家康不能輕易放過昌幸的原因,是因為昌幸跟信繁都是「甲級戰犯」石田三成和大谷吉繼的雙重姻親,這一點也是和其他最終獲赦免的西軍大名最為不同的原因(當然,其他同樣不獲赦免的西軍將領也是各有由因)



昌幸、信繁與「戰犯」三成、吉繼的姻親關係眾所周知,三成被處斬,吉繼戰死,佐和山城也被攻陷,與昌幸、三成有關係的尾藤(宇多)賴忠一族也戰死在佐和山城,唯獨昌幸仍然健在,當所有西軍主戰犯都獲罪服誅或戰死下,站在政治角度而言,家康也難以獨留昌幸和信繁,反之,作為替代,家康批准昌幸與信繁的領地全數由信幸獲得,保全了真田家。



再者,僥倖得到回復身份的立花宗茂和丹羽長重都是多得二代將軍秀忠的好意相送,昌幸卻剛好在上田城之戰裡與秀忠為敵,又待不到秀忠完全掌權(先不論秀忠會否赦免),便在慶長十六年病死,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都不在昌幸身上,連同信繁也一同遭殃了。



慶長十六年(1611)六月,昌幸在九度山上病死。在死前數年,昌幸已經得知自己很大可能終老於九度山,原本的樂觀和期待轉眼成為了悲憤和絕望,開始向身邊的家臣抱怨,身體和精神都急轉直下。顯然,這位數次在戰國亂世中絕處逢生的梟雄難以接受自己將悄悄地死在這座孤山上。無論如何,昌幸死後,也不能獲得舉行大型葬禮的機會,只能靜靜地葬在九度山,一部分遺骨則被家臣送回上田的信綱寺安葬,讓家人和家臣憑弔。



然而,父親昌幸死後,同樣被困在九度山的信繁的情況便更加尷尬。昌幸死後,信幸著令大部分陪同到九度山的家臣回到上田,只有數名家臣留下,連同信繁的妻室和子女一直繼續流放的生活。信幸對弟弟的支援也遠比對父親的少得多,加上父親失意而逝的打擊,或許讓信繁對人生更加絕望,出家自號「好白」,色相也越發憔悴,身體也越來越多病虛弱,就在信繁對人生開始出現消極情緒時,慶長十九年的大坂之戰適時打響。這個局面對於信繁而言,這很可能人生最後一次絕地反彈的最後機會,於是一直未曾真正獨當一面的真田信繁,為了人生和生命作出了最後最大的一次豪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