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責: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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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坎普費爾（E. Kaempfer）原稿出版的《日本誌》中所繪製的《日本帝國圖》 圖取自神戶市立博物館 |
似是而非的理解
相信對日本史有點瞭解的讀者必然會聽過“鎖國”這個日本歷史名詞。
一說到「鎖國」，許多人便會聯想到「閉關自守」、「與外界隔絕」等落後保守的觀感，而這種不跟西方文明接觸，被認為只眷戀過去的榮景，最終招來滅頂般的失敗，背後所蘊含的就是一種「進步史觀」（Progressive view of history）──暗示江戶日本和清帝國的十九世紀都處於令人嗤之以鼻的保守、令人搖頭嘆息的落後情況。
然而，我們從教科書裡學到，鎖國的日本幾經波折還是成功擺脫了「鎖國」帶來的陰霾，成為東亞第一個進行現代化的國家，同樣鎖國的清帝國卻反而分崩離析。兩者的差距更讓我們驚訝日本能夠「絕地反彈」之餘，對於明治維新的憧憬也與日俱增。
適逢數年前的二零一八年是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周年，日本當地卻開始重新思考、反省這場改變國家命運的大變革是否存在過大吹捧和美化，以及明治維新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關聯，還有對於明治時代對過往的江戶時代處於“鎖國”狀態的批判。
其實在日本史裡，“鎖國”一詞距今只有約二百年的歷史，這一切要從 1801 年的一本翻譯書開始說起。
一、「鎖國」的誕生背景
1690 年，德意志西部的萊姆戈（Lemgo）地區出身的醫師兼博物學者坎普費爾（Engelbert Kämpfer, 1651-1716）來到日本九州的出島（Dejima）。在兩年多的期間內，坎普費爾曾跟隨尼德蘭商館的使團兩次到江戶（現在的東京）謁見了當時的德川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Tokugawa Tsunayoshi，1646-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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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普費爾（E. Kaempfer）隨荷蘭商館的使團出使晉見幕府將軍德川綱吉的出使圖 圖取自維基 |
1692年，坎普費爾回到德意志之後，將他在日本兩年的所見所聞，編寫成書和幾篇論文。其中一篇名為《關於日本王國以最卓越的識見，禁止自國國民出國和外國人入國和交易》（原拉丁文題：“Regnum Japoniae Optima ratione, ab
egressucivium, & exterarum gentium ingress & communione, clausum”）在歐洲大獲迴響，更先後被翻譯成英文、德文兩版本，英文版後來又再被翻譯成荷文版。到了 1801 年，也就是坎普費爾的著作完成一百多年後，長崎的荷蘭通詞（翻譯官）志筑忠雄獲得了尼德蘭語版，並將其翻譯成日文，正式定題為《鎖國論》。
據日本相關學者們的研究和搜集，志筑忠雄（Shiduki Tadao, 1760-1806）的《鎖國論》翻譯完成後，被廣泛引用（不論好壞），成為了十九世紀初日本思想史的一個重要的參考書。顯然，原題與譯書的書名存在差異，那不是因為志筑忠雄雄沒有忠實地翻譯原題，而是由於坎普費爾的原題太長，志筑忠雄為了方便，於是決定取其大意，創造了「鎖國」一詞。換言之，志筑忠雄嚴格來說才是「鎖國」這個名詞的創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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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筑忠雄所翻譯的《關於日本王國以最卓越的識見，禁止自國國民出國和外國人入國和交易》日文版《鎖國論》抄寫本 圖取自維基 |
由此可知，在 1801 年之前，江戶日本人的詞典裡並沒有「鎖國」這個名詞。
當然，一定有人會提出疑問：「沒有鎖國這個詞」與「沒有鎖國這個狀況和政策」是兩回事，即使日本人還沒有發明「鎖國」一詞，但難道江戶日本不是名副其實的「鎖國」嗎？
二、江戶日本的對外政策與「鎖國」
要談「鎖國」的實際情況，首先要整理江戶時代的對外政策。
直至近年為止，日本當地認為幕府在政策上斷行「鎖國」的根源是 1630 年代分五次（1633、1634、1635、1636、1639年）頒布的一連串法令，主要的重點有：
（1）禁止當時居住海外的日本人回日本
（2）禁止耶穌會傳教士入境
（3）禁止非官方許可的船隻出境
（4）禁止葡萄牙船隻入境
這一連串法令的目的就如是字面上所示，是為了禁止日本人出境，以及禁止非本國人（朝鮮王國、荷蘭商館和明、清帝國商人除外）和已移居外國的日本人進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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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戶時代版畫中的外國人 由左至右分別為俄羅斯人、荷蘭人、琉球人、朝鮮人、大清人 當中荷蘭人、琉球人、朝鮮人及明清帝國的商人在江戶時代被許可與日本進行貿易及進入日本 圖取自 神戶市立博物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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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戶時代後期畫師城義鄰所繪的《異國人物圖會》大明人、大清人、朝鮮人(由右至左) 同繪卷現藏於下關市立博物館 |
當時由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Tokugawa Iemitsu, 1604-1651）領導的幕府針對威脅政權安全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和船，那是因為在前一年的島原天草之亂裡，出現擁護基督教而起事的國外人士，再加上荷蘭與英國商人向幕府宣稱西、葡兩國以傳教為掩護，對日本存在侵略企圖，這些都使幕府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保持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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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島原 天草之亂的激戰地 原城 |
至於定居國外的日本人也被禁止回鄉的原因，也是因為幕府懷疑他們會成為西葡兩國的幫手，協助他們進入日本。特別是當時日本對外貿易的主要地點呂宋島、印度果亞、馬交（今天的澳門）三地，均有日本人聚居的區域，同時也與當地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互相來往，因此更加深了幕府的疑懼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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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基督教以及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保持戒心的 三代幕府將軍 德川家光 |
總括以上的五次下令，幕府的原意都在於打壓基督教，以及防堵支援耶穌會和聖方濟各會傳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既然如此，我們能解釋為：幕府「排耶」、「反西葡」的禁令，在結果上讓江戶時代的日本直至後來的培裡「黑船來航」為止，一直奉行「與世隔絕」之道，拒他國人士于國門之外呢？
上述提到幕府雖然針對西班牙跟葡萄牙兩國，但對朝鮮王國、琉球王國、明清帝國以及荷蘭的態度卻不可同一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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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文獻資料中的唐船之圖 在江戶時代時，長崎不只接受荷蘭船入港，也接受明帝國及清帝國等中國商人船艦入港交易 圖取自 神戶市立博物館 |
雖然說，幕府也將荷蘭商人限制在長崎出島，除了例行的訪問及申報外，基本上他們不可離開長崎出島；但是另一方面，幕府也透過荷蘭掌握歐洲和世界各地的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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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看到唐船(中國船)及荷蘭船進港的國際大都會 長崎港 圖中央立有荷蘭國旗的島嶼居住區域，為荷蘭人的居留地 出島 圖取自 神戶市立博物館 |
每年幕府要求荷蘭（日語稱為“阿蘭陀（Holland）”）商館館長提交的「風說書」（類似現代的國際情報報告書），便是幕府得知大洋彼岸變化最直接的消息來源。
如十九世紀初拿玻崙稱帝，以及後來培里來日的消息都通過「風說書」，在事發後不久傳達到幕府高層耳中（當然，幕府高層是否認真對待則是另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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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崎唐蘭館圖卷 中的出島的荷蘭商館 圖取自 神戶歷史博物館 |
另外，除了長崎之外，九州北端的對馬島之主．宗家、南部的薩摩島津家、北海道松前的松前家各自獲幕府的授權，作為對外三地（朝鮮、琉球、蝦夷）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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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前藩與德川幕府「天使」與日高地區的阿伊努人進行具有交易及政治意義的 御撫謝儀式之圖 |
幕府積極借助對馬和薩摩兩家，維持對外邦交與貿易，同時也從中獲取周邊地區的情報和動態，縱然都是屬於二手資訊，但仍然能夠掌握如十七世紀中葉的明亡清興、臺灣鄭氏政權的動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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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球王國派往日本晉見幕府將軍的謝恩使的巡遊隊伍圖 |
自十七世紀中期與朝鮮王國復交後，每年到日本的朝鮮通信使除了回禮外，交換情報也是重要的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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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是國事訪問的外交往來，也是交換情報的朝鮮通信使 巡遊隊伍行列 |
綜觀上述，客觀地來說，江戶時代的日本其實並沒有與世界脫節，也沒有無視國外的情勢發展。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是會出現我們時常聽到「鎖國」政策呢？
三、「鎖國」觀的完成與傳播
江戶時代的幕府透過上述的幾個通路努力掌握國外的情況，但是問題在於這些情報都集中在幕府高層的手上，而民間和其他無關係的諸侯對於國外的情況卻是一無所知，也無從過問。
這對於幕府來說固然是為了易於管控，但在民間，受到朱子學和近世神道的影響，加上前述島原之亂帶來的刺激，還有洋學的導入，當時的日本民間，尤其是與最高權力無緣的一般武士階層與民間的儒學學者重新定義日本國的地位，以及深入思考作為日本人的身份認同。
他們回顧以往的歷史和神話傳說，結合朱子學的正統論和名分論，認為日本是神明保護的國度、勇武之國，而且多次揚威海外，更曾經成功抵禦蒙古帝國的入侵，與經歷過外族入侵和朝代更替的鄰國相比，日本明顯是“守國有道的優等生”。這些“成績”證明日本是得天獨厚的寶地，所以大眾應該支持勤皇護國的幕府拒外攘夷，阻止外國“蠻夷”來污衊日本。可以說，當時民間知識界的主流思想中，普遍存在著一種高度的自我優越感。
十八世紀後期，也就是《鎖國論》翻譯完成前後，沙俄帝國積極推動東進政策，與清帝國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後，改為進出鄂霍次克海，對日本最北端的國防構成壓力，沙俄軍艦也嘗試接觸德川幕府要求通商，但遭到幕府當局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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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紀初前來日本要求通商的俄羅斯軍艦 |
當時的學者們和「愛國」志士一方面懷著上述的優越感和驕傲，另一方面受到洋學傳入和歐洲國家亦步亦趨的威脅，開始擴大解釋“日本神國理論”，對後來的明治維新帶來重大影響。
例如以國學家平田篤胤為代表的水戶派便參考了志筑忠雄所翻譯的《鎖國論》，套用書中原作者認為日本自給自足、物資豐富的理解，強化日本作為與眾不同的神之國度，無需跟”「蠻夷」打交道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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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調日本乃神之國度，萬國皆蠻夷，唯有日本高的具有民族、種族優越感的 日本國學者 平田篤胤 |
原作者坎普姆爾最重要的論點是「日本不跟他國交往」的利弊得失，但經過多重翻譯和學者帶著立場地斷章取義，在培里來臨日本前，《鎖國論》對於當時的知識份子來說，並非一部質疑國策的反面教材，而是增強「神國觀」和「攘夷」思想的重要理論書。
還有，據不少日本和歐美學者的研究，後來的明治維新政府一開始靠「攘夷」為名來反對幕府政權，但實際上以開國西化為實，領導者們一開始並沒有重視《鎖國論》。培里的出現一下子動搖了江戶知識份子的優越感。頃刻之間，優越自大的排外、攘夷思想轉化成鼓動危懼不安情緒的催化劑。一直未能獲知國外情況的他們慢慢把矛頭指向了領導國政的幕府高層，以及當時的幕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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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搖江戶時代的日本知識份子民族優越感的 美國海軍將領 培里及其副官 圖為合眾國水師提督口上書 現藏於橫濱開港資料館 為描繪培里第一次來日的 日本瓦版 |
(有關於培里來日的歷程，可參考小編森文章
略談美國來日「開國」之路
https://sengokujapan.blogspot.com/2021/06/blog-post.html)
「鎖國」意義的轉化一直要到 1880 年代以後，也就是明治和大正政府開始尋找進出海外的「正當」理由，日本的帝國主義開始崛起的時候。
明治政府成立後，同時代的大量西洋書籍（包括坎普姆爾的其他作品）被翻譯成日文，相信進步思想，且急於在帝國主義的風暴中圖利以「自保」的新一代知識份子層，開始對「前朝」政府蓋棺論定，志筑忠雄創造的「鎖國」一詞便恰好地在政治上成為一個「正確」又「合適」的形容詞和理由。在國家主導編寫的教科書裡陸續增加了幕府「無能」「喪權辱國」的內容，建立一種「落後愚昧的封建政權對積極開明的帝國政府」的對立構圖。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由軍方指導的教科書進一步採用「鎖國」的思維，批評江戶時代的頹廢和落後，使日本受制于歐美列強。即使到了二戰戰敗後，「鎖國」兩字繼續成為了一些知識份子對日本失敗的總結，認為日本就是被當年江戶時代的「鎖國」拖累，導致「開國」後急功求成，最終「走火入魔」，誤入歧途。
結、「鎖國」觀帶來的影響和思考
總結以上「鎖國」觀的轉變，不難發現近代日本人對於「鎖國」的想像，其實是在兩次大戰之間，為應對國內外情勢而建立的一個突破困局之藉口，它包裝了侵略意圖的主張，將擴展版圖，入侵朝鮮、中國以及東亞的行動變得順理成章，合乎歷史的「進步法則」。
總結以上「鎖國」觀的轉變，不難發現近代日本人對於「鎖國」的想像，其實是在兩次大戰之間，為應對國內外情勢而建立的一個突破困局之藉口，它包裝了侵略意圖的主張，將擴展版圖，入侵朝鮮、中國以及東亞的行動變得順理成章，合乎歷史的「進步法則」。
這種對昔日的想像和再定義，深深地影響後人正確認識和評價該時代的實際情況，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最終也左右了國人以至周邊地區的歷史認知和身份認同。如何正確客觀地認識並評價過去，為當代歷史學者要思考反省的重要課題。
另一方面，站在歷史教育的角度，有學者認為即便「鎖國」的觀念和評價值得商榷，也應該擺脫西方中心史觀的束縛，但是，接下來要做的並不是從一個極端退轉到另一個極端，德川日本以及清朝在內的東亞國家的確在對外貿易和交流上實行了嚴格管控和限制。因此，「鎖國」概念不夠妥當的話，我們該思考改用什麼概念來替代，以求更好地描述和刻畫當時的實際情況。
還有一點，即便學術界已經總結出上世紀的相關研究對「鎖國」觀念和理論存在誤區，但是研究工作卻不能止步於此。現今的日本和諸國的相關學者均認為，「鎖國」的思想和其他相關的分析研究仍然有待深化。站在更大的視角而言，我們應該通過反思過往「鎖國」研究的成果，如重新思考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東亞區域的國際關係和交流，還有從日本史和中國史的國別史框架擴大至東亞區域史的層面來分析討論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該地區的特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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